记者 吴艳君
                         档案索引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是民国时期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这样一位具有现代理论与实务经验的金融专家，他的人生却像一条旧中国通货膨胀的经济曲线，起起伏伏。他带领中国银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制高点，却又遭遇“国进民退”，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他写给当时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的信，透露着对现实困境的诸多无奈。“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红楼梦》里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他的金融事业也很形象。

    家世显赫人才济济
    留学日本结缘金融
    说起张嘉璈，就不得不提他显赫的家族。
    张嘉璈祖籍江苏宝山，1889年11月13日出生于上海嘉定的一户大家庭，是家中的第四个儿子。张家老太爷对子女们的教育极为重视，张嘉璈兄妹12人，很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的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哥张君劢曾留学日本，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办人，曾任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民国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治家；二妹张嘉玢（张幼仪），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也是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
    张嘉璈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14岁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学外语，1906年留学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师从堀江归一，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其间结识了梁启超。1909年，因意外事件家道中落，留学费用中断，张嘉璈提前一年回国。
    从日本回来后，张嘉璈先后在北京的《国民公报》和《交通官报》任职，民国建立后，出任浙江都督府秘书，但他对官场的习气极为厌恶。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他回到上海，经梁启超推荐，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当时的经理是宋汉章。
星期五聚餐会
    中国银行前身是清政府的户部银行，于1905年8月在北京成立，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也是清末规模最大的一家银行。辛亥革命后，它改组为官商合办，行使中央银行的权力，与交通银行同时代理国库。1935年以前，中国大概有20多家银行享有发钞权，这还不包括省银行和外资银行，而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他银行并不向它缴存准备金，所以当时的中国银行不仅需要提携其他商业银行、扶持工商业，有时候还得充当最后的贷款人。
    宋汉章是银行界的老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家，曾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1912年就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上海的金融工商界人头熟、办法多。张嘉璈则运用他在日本学到的金融知识，对中国银行落后的地方加以改革。当时，他主张采用西式簿记、注重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让中国银行走向现代化。
    张嘉璈回到上海的第二年，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了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当时参加这个“星期五聚餐会”的成员，很多都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包括李铭、陈光甫、钱新之等银行家。后来，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演变成上海银行工会，为张嘉璈后来“抗命停兑”埋下伏笔。

   抗命保信
   拒绝停兑
    北洋政府期间，财政极为匮乏，堪称“破落户的财政”。南方有革命军，各地的督军又各自为王，不向北洋政府纳税。当时的袁世凯把目光盯向了银行，在他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只要开动机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银行，在政府的勒索下，不得不一次次印发钞票。
    中国银行1913年发行钞票502万元，1915年猛增至3844万元；交通银行1914年发行钞票893万元，1915年增加到3729万元。1935年法币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各银行发行的纸币被称为银行券，一般都印有“凭票付给现洋”的字样，持券人可以随时到银行兑换。因此，银行滥发钞票的后果就是：钱不值钱，物价暴涨，银行的信誉被无限透支。
    当时交通银行的总办梁士贻，也就是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出了一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发行更多钞票。消息传出，引储户恐慌，纷纷前往银行兑现。眼看库存告急，北洋政府在1916年5月下令：中交两家银行停止兑现，存款止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整个中行系统中，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地分行的枢纽，地位非常重要。宋汉章和张嘉璈接到消息后，非常惊恐，因为银行若不能兑现，不亚于一场灭顶之灾。张嘉璈在“自述”中提道：“我与宋经理汉章接读电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
    这两个金融专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抗命！

    有勇有谋
    巧妙应对挤兑风暴
    公然违抗政府，很有可能被撤职。当时，上海的一个法官建议：请别人告自己。根据法律，在诉讼期间，政府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和副经理的。于是，张嘉璈分别拜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商得他们的同意，由李铭、蒋抑卮、陈光甫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
    避免了被政府撤职的风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库存只有200多万现银，约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银行券与活期存款数额的60%以上，足敷数日兑现付存之需。但为以防万一，宋汉章前往拜访汇丰、德华这两家外资银行，拟以分行资产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各外资银行也担心中国银行一旦垮台，影响自己在华的利益，答应透支200万元。
    与此同时，张嘉璈联络到实业界巨子张謇，成立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股东联合会，公举张謇为会长，并请洋律师以及英国人和日本人作为股东代表，接收全行财产。
    在5月12日政府“停兑令”下达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执行命令，停止兑现，储户全部都挤到中国银行，形成挤兑狂潮。张嘉璈的日记中有提到这个场面：“余自寓所到行，距址三条马路，人已挤满，勉强挤到门口，则挤兑者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
    第一天兑现者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第三天星期六下午本来是休息，但银行为了应付兑现，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到第四天，银行登报公告仍然开门兑现，但是兑现者只有100多人，到19日，这场挤兑风暴渐渐平息了。
    这场风暴也让张嘉璈和宋汉章赢得了“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这些称号，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声誉得到了极大提高，当时的报纸发表评论“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可以少安毋躁矣”。后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行的钞票在长江流域迅速打开局面，并远达四川等地，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前更多。

    修改则例 招募商股
    使银行与政府保持距离
    1917年段祺瑞组建新内阁，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梁启超引荐张嘉璈担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刚开始，张嘉璈很是犹豫，去电谢绝：“性情不宜应付政治……总裁时时更动，副总裁势必随同进退，若不能久于其位，何能有所成就？”
    张嘉璈的担心不无道理。1913年，财政部公布“民二则例”，明确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6000万元，官商股各半，正副总裁由财政部报请政府任命。但由于政局动荡，财政总长走马观花换个不停，同时，1912年到1916年短短5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的人数达12人之多，任职时间最短的仅4个月，最长的也不过1年。
    梁启超十分赏识张嘉璈的才华，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于1917年11月22日以大总统令正式公布了新则例，也就是“民六则例”。新则例把总裁、副总裁的产生，由政府任命改为董事会选举，使他们不受政治动荡，能够“久于其位”。另外，招募商股，扩大商股股权，使股本商股化。原来的官商股金从30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政府量力入股，官股可以随时售于民众。
    1918年2月17日，中国银行根据新则例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嘉璈为董事，7天后，政府任命他为副总裁。在他担任副总裁的十年期间，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先后通过抽资、变卖、抵押，至1923年官股仅剩5万元，而商股经过三次招募，到1922年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由于商股占绝对优势，中国银行进入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发展时期。
    1928年，张嘉璈被选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彼时，他最引以为豪的是：“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唯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这时的中国银行，基本实现了张嘉璈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一家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银行。中国银行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

    军人不明财政
    处处干涉财政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引起了南北银行界的广泛关注。当时银行家们对蒋的北伐军抱有很大期望。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也不时密令南方的一些分行给革命军以现款支持。
    蒋介石抵达上海后，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发行了3000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并由多位银行家担任基金保管委员会成员，这也被当时的日本媒体报道为“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
    可以说，当时蒋介石和银行家们的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但随后，蒋介石多次要求借款，最多的一次向张嘉璈狮子大开口要1000万元，这相当于中国银行总股份的三分之一。蒋介石过分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钱袋，无休止的内战消耗，让张嘉璈非常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
    在此期间，恰逢张嘉璈母亲去世，从未与张嘉璈谋过面的蒋介石，亲临张母的灵堂，纳头就拜，这一举动，让张嘉璈非常感动，认为蒋介石能礼贤下士，双方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
    1928年，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政府股份多于商股。这与张嘉璈一贯坚持的银行独立性理念不合，因此婉言谢绝。虽然蒋介石对此很是不满，但奈何刚建立的南京政权羽翼未丰，仍需“江浙财阀”的支持，只好考虑张嘉璈的建议：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调整业务方向，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兑换银行，由于政府一时无力归还旧欠，保留了中国银行的发行权。
    这个决定让张嘉璈如释重负，“今中央银行已经成立，则中央与地方政府之财政收支，可由该行为之调拨，而中国银行过去十七年所受军阀勒索之苦恼，与政府垫款之纠缠，幸获解除，自可集中心力于社会金融之服务，于国民经济之改进。”
    从1927年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的内债，承购、抵押、销售、维持市值……张嘉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尽管如此，个人的命运终究抵挡不住历史的洪流，张嘉璈最终还是被绑上了政府的“战车”。

    中国银行黄金时期
    他与政府理念相左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被迫实行改组，加入官股500万元，又恢复了官商合办。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张嘉璈陆续到欧美、日本考察银行制度，并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同时健全会计制度、选用专业人才、改革人事制度，使中国银行逐渐与国际接轨。
    到1934年，中国银行的存款已达5.4亿元，放款4亿元，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国际汇兑成为了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此之外，1932年，以张嘉璈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界精英发起设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集中各会员银行缴存的资产，解决了各行的资金调配问题，起到了调剂虚盈、实现同业互助、应付紧急状况的作用。1933年1月，在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之下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正规化票据交换所，转变了传统的资金清算方式，加速了资金的周转。
    在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后，张嘉璈对他说，国家不要总是把银行当作“钱袋”，得罪了蒋介石。张嘉璈一贯坚持的传统经营政策，与蒋介石所要求的银行需“绝对听命于中央”，两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中国银行作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让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上世纪30年代，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购银风潮引发金融危机，再加上长江水灾、“九一八事变”和内地农村破产等，到1935年，中国国内的金融和经济状况都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给一直虎视眈眈中国银行的国民党政权提供了机会。

    手栽的美丽花枝
    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
    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金融统制政策。3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财政部训令的方式，向中国银行发布两条指令：“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将中国银行官股股本由五百万元增至二千五百万元，股本总额由二千万元，增为四千五百万元”。
    自此，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掌握实权，给张嘉璈安排的 “中央银行副总裁”，可以说有名无实，张嘉璈心知肚明，不肯上任，半年后，蒋介石任命他为铁道部长。
    政府的这次巧取豪夺，也意味着银行业进入“国进民退”的时代，中国银行业商业化经营的黄金时代终结，这令当时很多银行家都扼腕叹息。
    张嘉璈有一段感言：“在行23年，几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所幸为国家已树立两大财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为公债，二为纸币。为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组织，为中国银行已奠定坚固不拔之基础。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里，存有一封张嘉璈写给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的信，信中提到，5月9日已到达北平，住在大方家胡同李宅，要到西山小住，还要去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在北平逗留大约一月时间。
    这封信写于1935年5月12日，正是他被迫离开中国银行的时期，信中的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虽然内心无限惆怅，但也不怨天尤人，正如他在离开奋斗23年的中国银行后写下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手栽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

    辞任交通部长赴美研究
    一生清廉 附葬先垄
    1938年，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嘉璈任交通部长。其间，他雄心勃勃，拟订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计划修成5000公里铁路，但时值抗日战争，政局不稳、财力有限，仅修通了湘黔铁路株洲至贵阳段，浙赣铁路南昌至萍乡段这两截。
    1943年，张嘉璈辞去交通部长职务，赴美考察，希望研究战后中国经济的复兴计划。但是八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连年的战争使国内经济疲软、物价飞涨、国库空虚，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当时，蒋介石请张嘉璈再度出山，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拯救国民政府的“钱袋子”，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60%以上，政府滥发公债和货币，导致信誉扫地，通货膨胀已经病入膏肓，即便张嘉璈这样的“金融神医”，也回天乏术。
    1948年4月24日，张嘉璈终于获准辞职，如释重荷。被再请出山时，张嘉璈坚决表示，今后只想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既无兴趣，亦无勇气。
    1949年4月19日，张嘉璈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一年半后到澳大利亚，最后定居美国。晚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著有《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等书，该书至今仍是国际上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权威著作之一。
    张嘉璈的前半生犹如一条通货膨胀的经济曲线，跌宕起伏，后半生却非常平静。难能可贵的是，他大半辈子都在跟钱打交道，却两袖清风，从中国银行离职时，只有退职金十六万元，并无任何私人财产。去了美国，他想在学校附近买套房子，可钱不够，最终还是贝祖贻（贝聿铭的父亲）等十多位故交帮忙凑了11000美元。
    1979年10月13日，张嘉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辞世，终年90岁。临终嘱咐，愿“附葬先垄”，再回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