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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你不知道的金庸:从报社“字幕组”到武侠宗主
发布日期:2017-07-05 浏览次数:

青年金庸。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文坛如江湖。有人不在江湖,江湖却仍有传说。

既是佳作流芳的武侠小说家,又是创办《明报》的报业巨子——今天(3月10日),是金庸93岁生日。自1972年,武侠名著《鹿鼎记》在香港报刊登完最后一节,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封笔至今已逾40余年。

就在几天前,以金庸为主题的常设展馆“金庸馆”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揭幕仪式,并于3月1日起对外开放,通过300多项展品,向观众展示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历程。与此同时,多年来,金庸剧的翻拍屡成焦点。

浙江档案馆馆藏有关杭州东南日报社(现浙江日报前身)的全宗档案,距今已有68年,内有金庸1946年与东南日报社签下的一份“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与一份他离开报社时候的“辞呈”。两份档案原件,讲述了金庸走向文坛的起点,恰从杭州报业开始。

                               

1937年2月1日,位于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新大楼落成。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大师之成,始于微时。年少时的好学与博览,为金庸今后叱咤文坛打下了基础。

《东南日报》1927年3月12日创刊,是浙江省有名的大报。杭州解放后,东南日报社被浙江日报社接收。1937年2月1日,在众安桥边落成的《东南日报》新大楼巍巍五层,是当时杭州的著名建筑。

严格来说,1946年11月23日,即金庸与《东南日报》签下“合同”——“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之时,是他正式与报业结缘的日子。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于海宁袁花镇赫山房。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自然,当年家境富裕的金庸家中学习氛围良好。

在衢州读书时,金庸所在学校要求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并由老师批改。金庸的语文成绩很好,每次作文课总是第一个交卷,然后获得最佳评分,惹得大家争相传阅。

                                              

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当时学校设有阅报栏,定有《东南日报》。彼时,《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被作家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即便在偏僻的衢州,拥有文学理想的学生们也被其吸引。

1941年9月,《东南日报》“笔垒”头条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引起了一阵风波,不仅校园沸腾,陈向平也对此啧啧称赞。

文章从训育主任教训他的一位要好同学的一句话“你真是狂得可以”说起——“‘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一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替同学反讥训话,随后,通过历数法国大革命中有志之士等例子以佐证论点。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一事能狂便少年》可称作金庸“一炮打响”文坛的处女作。当时他也是一位正读高二的“轻狂少年”。文章刊出后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还专门到石梁乡下来看望金庸,并与他成为忘年之交。

                                             

《东南日报》中《一事能狂便少年》。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君子以文会友,千人中之一人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笔垒”上刊出的另一篇妙文《千人中之一人》中,金庸大谈他的友谊观——“‘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真是人类所得到的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因缘际会,忘年友人陈向平成了金庸步入报业的领路人。

日本投降后,《东南日报》分出了杭州的“云和版”与上海的“南平版”。陈向平赏识金庸,便将他推荐给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

金庸在报社的第一份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实际更接近于“字幕组”。他自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感兴趣,认为从事外交工作或许是报国的好途径。1943年,他同时报考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西安大学的外文系,后因为经费问题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院外文系。

“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工作服务旗舰,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听从调度,谨慎奉公……”根据这份“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正式入职东南日报社后,金庸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主要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件。

                             

《东南日报》中《千人中之一人》。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汪远涵记得,金庸初来编辑部,就凭借优秀的英语水平,将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新闻流畅翻译记录,有时还会选择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翻译备用。那时报馆没有必要的录音设备,国际新闻稿完全靠直接收听翻译后成为报纸新闻来源。一般,金庸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工作,一边将重要关键词记下,然后凭借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

他的同学余兆文来杭州时,震惊于金庸的工作:“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他们直译下来?”金庸解释:“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

虽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时间不过约一年光景,但纯正的友谊不为时间所桎梏。由于手脚快,工作质量又好,汪远涵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

文人相亲、文人相敬、文人相补、文人相助。文人的友谊建立不易,却总是纯粹。所以,只不过因为金汪两人曾同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鱼佐酒,然四十年后,金庸在香港给汪远涵写的信中还挂念:“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

文章应和时而著,人怎可比黄花瘦

特殊时期,文人可以将笔杆执成枪杆。学生不可上战场,但可以以文表态。

金庸的儿时记忆里,有一堂泪水横流的历史课烙印深深——当时,历史老师正在讲有关鸦片战争的内容。当讲到朝廷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最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时,老师突然情绪激动,掩面而哭。金庸和同学们也跟着哭泣。

金庸恰恰生逢乱世。

                                         

《东南日报》中《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连绵。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考入嘉兴中学。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动荡乱世中,再也没有一处可得从容与宁静——地近前线的海宁再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

危难之际,11月11日,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带领师生南迁。隆冬中的流亡之途,没有教师,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学生就坐在树阴、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全体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日行千里,终于在12月下旬抵达丽水。

此后,随着抗战烽火的愈燃愈烈,金庸在细菌战中遭遇鼠疫等经历不一一列举。

战争,给金庸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曾回忆:“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12月7日,金庸在“笔垒”中《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一文,提出了自己对“人比黄花瘦”这一名句的独特看法和联想。  

金庸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读:“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金庸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成为弱不禁风的懦夫,而要像勇士一样坚强,能挺立在暴风雨中。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金庸提出这种观点,无疑对振作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是大有裨益的。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1945年8月10日,无线电波传来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7年10月6日,在报社工作近一年的金庸也提交了辞呈:“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甚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可稍能胜任也……”

                                       

东南日报查良镛辞职报告。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离开杭州后,金庸获得了作为《大公报》记者赴港工作的机会,之后先后创办《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明日报》等,大获成功。其中,精彩社论与武侠小说连载成为《明报》立足业界的重要支柱。

从浙江到香港,金庸的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从未改变。他写了30多年的社论,其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使得他在当地新闻评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东南日报》《明报》《大公报》……遥想过去那些大大小小的新闻堡垒,承载了多少如金庸一般文人的发自肺腑、振聋发聩的心声。论金庸,我们从一个报人成长,看到那个大时代里走过的一代人,所拥有的思考。

 记者手记:

言而无文行不远

从来没有一个武侠小说家写小说是为了维持一份报纸,也从来没有一个报人的政论文章能成就一个商业梦想。以媒体人的身份,“良知的灯塔”或许比“文坛侠圣”更合适金庸。

民国时期中国一些报业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金庸是《明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都是代表本报发表社论的主笔。当时,用舆论权威来形容两家报纸不为过。

“我们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只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在张季鸾主持下,《大公报》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同时,也有论者总结《明报》的报业精神有“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等。

在1931年5月《大公报》的一万号纪念刊中,胡适撰文点评其成功“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实事求是的评论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也似寄语现如今信息泛滥,头绪繁多,鱼龙混杂的媒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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