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育婴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育婴堂收养并救活了许多弃婴，其设立实为一桩善举。宁海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30余卷清朝同治至宣统年间的县育婴堂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时间最早的文本距今已有150多年历史。该批档案既填补了宁海县档案馆馆藏清朝档案的空白，又在考证地域本土文化、研究当地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

“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因为重男轻女等原因，中国人溺杀女婴的陋习，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笔下已有记载。从现有史料来看，“溺女”现象在清代广泛存在于各省，由溺弃女婴的社会现象又进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邑民之无室者十人而五”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社会问题。之后的饥荒、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无节制的生育，使得贫困家庭无法赡养过多子女，社会上的弃婴现象愈演愈烈。

《礼记·正义》有云“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乃为“大乱之道”，为了整顿社会秩序，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采取了诸如颁发禁谕、筹建育婴机构等措施，禁止弃婴的行为，并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其中，设立育婴堂是当时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据史料记载，育婴堂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民间溺婴现象渐趋严重，朝廷和以乡绅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为了整顿社会秩序，更加重视建立育婴场所。康熙元年（1662），京师的广渠门内建立育婴堂，收养遗弃病废之婴儿。雍正二年（1724）颁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仿照京师推行育婴堂。此后，各府州县皆设置育婴堂，许多州县官员和地方士绅或拨给公田、公费，或捐钱、捐田，供育婴堂所需。清政府对育婴堂的设立和管理政策也进行过调整。清代育婴堂都制定有堂规，对婴孩的收养、抚育等均有详细的记录。收养方式有堂养、寄养两种，堂养即将弃婴收留在育婴堂，雇乳妇喂养；寄养即将婴孩由乳妇带回家抚育，按月发给生活费。

二

据县志记载，宁海育婴堂最早建立的时间为清顺治年间，堂址在县城妙相寺侧（今城中小学附近），于咸丰年间被进城的太平军所毁。根据宁海县档案馆馆藏的清代育婴堂档案记载：清同治六年（1867），县令孙憙提议重建育婴堂。新的育婴堂选址在县城西北隅的原明代主簿厅故址，即今公安宿舍楼一带。当时县财政经费不足，孙县令“割俸资助”之举为时人称赞。孙憙，字欢伯，江苏吴县人。其上任伊始正值兵乱之后，孙县令以恢复民生和振兴文风为己任，他奖励垦荒、缉捕盗贼、兴办学校，其业绩都被一一载入《光绪县志·宦绩传》中，其中复建育婴堂为他一大政绩。

育婴堂开工不久，孙憙离任，继任县令周祖升续建。续建的经费，得到当时鄞县绅士蔡筠的大力资助，周祖升也带头拿出自己的俸禄并发动全县士绅捐款出力。清同治九年，新的育婴堂终于竣工，周祖升亦在育婴堂建成前一年制定了育婴堂的相关规章制度。

新的育婴堂建成之时，国家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之乱，举国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弃婴遍地，育婴堂于是“招雇乳媪，广收婴孩，保抱提携，爱护周至……饥则哺之，寒则衣之，遇疾病以药饵调护之……”。据相关档案记载，从同治至清末，宁海育婴堂共收养了数万名弃婴，为当时社会人口的增长繁衍、社会秩序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8），县令柳商贤在县域东面的大湖乡、西面的前童乡、南面的海游乡（今属三门县）分设三个育婴堂，一切规制均与县育婴堂相同，解决了边远地区弃婴收养不便的困难，将县内的慈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宁海县档案馆馆藏的30余卷育婴堂档案，主要分收照、租簿、滚存簿、捐摘账、收总付账等类，内容包括育婴堂的管理办法和细则、历年堂内收支的明细账及收据、各任县令下拨给育婴堂的田亩、房屋座落及数量，以及历年捐助者的姓名及捐助物（如有田亩，则注明田亩坐落及数量等）。      

据档案显示，为了保证育婴堂持久运行，宁海县主要通过两大渠道筹集经费，一方面来源于历任县令下拨的街面房屋的租金和充公土地的租粮，租金和租粮是堂内永久性资金和口粮，保证了育婴堂的长年运转和日常开支；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个人捐助。个人捐助者捐出土地多的有40多石（2.5石为一亩），少的也有3石、5石，如槐树村（今属梅林街道）的陈宗佑捐47.1石、紫溪村（今属西店镇）的邬云逵捐30.6石、涨坑村（今属大佳何镇）的林大渊捐2石，等等。

三

30余卷育婴堂档案，不仅见证了宁海百余年的慈善史，更为后人提供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古典范本。我们从这些档案中，依稀可看出当时管理制度的严谨和细致、办事人员的敬业和担当，更看到了宁海百姓对育婴堂的关心和支持。《育婴堂记》记载道：“……所拨之产，所支之银，悉刊刷号册，备稽查，以垂永远。”

这批清代育婴堂档案在2011年初入档案馆之时，完好的资料几乎没有，绝大多数资料或是纸张破损，或是纸张霉变。宁海县档案馆投入资金对破损资料进行修复、整理，最终整理出30余卷档案。宁海县档案馆还于2012年着手拍摄了时长达6分钟的《百年档案见证清代慈善》的微视频，并制作成微视档存入“微视档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保护了这批珍贵档案，也通过新载体有效宣传了档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