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夏日的上午，71岁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杨树标，在他的家中向我展示排得满满的三个大书架：全套的民国档案史料汇编、71种日记、80多种回忆录……用他的话来说，“史料对于治史，正如‘米与炊’的关系，而档案正是史料来源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杨树标忘不了的，是当年编纂《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时，面对的那扇几乎永远紧闭的省档案馆大门。

　　1975年，杨树标和4位历史研究专家，终于获准踏进这座“深宫”。30多年来，浙江档案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而杨树标，则成为这巨变的见证者之一。

　　●亲历者说

　　神秘的石莲亭5号

　　1975年，《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的编纂工作启动。

　　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有档案，档案在印证史实、纠正史籍讹误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否则这项工作就是“无米之炊”。

　　而这些不可或缺的档案，却深锁在神秘的“石莲亭5号”。

　　杨树标教授告诉记者：“当时，档案还处于封闭的状态。当时的省档案馆，地址在石莲亭5号，原址曾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祠堂成了库房。院子外一扇大门，几乎永远都不开，里面由一个警卫班武装保卫，按一下门边的电铃，旁边一扇小门才会打开。门外也没有挂任何牌子，外人很少知道这里是省档案馆，我们提起它，都用‘石莲亭5号’这个代号。”杨教授说起这些“典故”，至今还觉得颇有意思，“就好像提起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充满了神秘感。”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特别批示：“县团级文件，可向他们开放。”

　　杨教授和王学启、沈家善、姚鸿瑞等5位专家如获至宝。“‘县团级’文件，意味着全省各县，甚至包括省公安厅的档案部门，都可以向我们敞开大门。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地点，还是在省档案馆。这是全国档案部门最早的一次开放。”

档案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此后，杨教授和同事们，就在省档案馆后面的杭州香料厂找了个住处，每天一早，大家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削碗口粗的一把铅笔，准备一叠笔记本，进档案馆抄录档案。

　　“许多这一时期中央的有关指示，甚至包括许多标着‘绝密’的文件，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见到了这些珍贵的档案，许多历史问题也搞清楚了。夏天，我们5个人光着膀子，一人一把蒲扇，脚下一盘蚊香，不停地抄，5个人足足抄了10个多月，每个人中指的第一个关节，都结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史稿》的第一卷是从1949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因为时代限制，在今天看来，《史稿》还带有“左”的时代印迹，但这本资料丰富、史事详实、引用了许多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不少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

　　《史稿》公开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并很快被中央党校采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78年12月，解放后的第一届党史学会在杭州召开，这是党史界的盛会，会上讨论了《史稿》，并决定成立中共党史学会，还起草了章程。

　　当时的与会者们还不知道，同期正在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带来巨大变革。

　　“深闺”档案向百姓开放

　　“事实上，当时由于时代的限制，档案开放的时机还非常不成熟。而今天，各种条件真正成熟了。”作为省档案学会副会长的杨教授说。

　　真正的大开放始于1988年。是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正式实施，我省各级各类档案馆陆续对社会开放。

　　不仅仅是对杨教授这样的历史学专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档案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浙江省档案馆开放的第一天，杭州玻璃厂工人老张就给省档案馆来信，信上说：他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家了，几十年来杳无音信。他请求省档案馆帮助查找父亲的下落。

　　省档案馆通过查档，很快就回信告诉他，其父已在抗战中牺牲，并给他寄上了一张他父亲的照片和相关档案资料，老张根据档案馆提供的档案和信息，最后还找到了远在四川的老家，并与亲人团聚。

　　建德市大洋镇的陈老太，在上世纪50年代被团省委评为先进个人、劳动模范。2002年起，退休的陈老太按规定每月享受政府60元荣誉津贴。但到2006年，重审劳模资料时，因查不到她劳模的原始资料，津贴取消了。老人一时情绪低落。省档案馆工作人员先后调了42卷档案资料，终于在团省委的全宗档案中查到了她的积极分子事迹登记表，为她解决待遇提供了原始档案凭证。2007年，经有关部门讨论决定，重新恢复陈老太省级劳模待遇。如今，陈老太在家幸福地安度晚年。

这样的例子如今已屡见不鲜，正如1988年2月26日的《浙江日报》形容，这是“一座开发中的‘金山’”。

　　档案的开放意味着发展

　　60年来，浙江档案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巨变：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从无到有，全面履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的档案行政管理体制日益完善；档案行政管理方式，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以法律手段为主，兼及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的转变；档案实体管理方式由传统手工管理向现代科技和信息管理转变；档案馆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档案馆的社会功能和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拓展提高；档案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加大了开放力度，从主要为政治服务，向为大局服务、为社会各项事业服务、为公众服务等方向转变；档案工作领域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向社会组织、民营组织和农村、城市社区建档不断拓宽。

　　“特别是这30多年来的改变和发展，更是不容易。档案的封闭，意味着没落，而档案的开放，就意味着发展。今天，档案的管理者，都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使用者，也越来越离不开档案。”杨教授对记者如是说。

　　“而对于人来说，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大量地阅读，去伪存真，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一个人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历史实际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

摘自《今日早报》

记者 胡轶笛

2009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