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素有“宁波外滩”之称的宁波三江口，银行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繁华无限。熟悉宁波的人知道，这里不仅是宁波最早的港埠，也是历代商贾云集之地。

　　在三江口充满现代感的金光百货遥对面，是饱经风霜的望江商厦，“宁波国际银行（简称BIN）”几个大字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亲历者说

印尼华侨要在宁波办银行

时光倒流到1982年8月，印尼传奇华商黄奕聪所率领的多元化企业集团“金光集团”，投巨资收购接办了“印尼国际银行”，一举成为印尼第三华人企业集团。作为印尼华侨，黄奕聪和他的子女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1991年，金光集团率先以纸业进入中国。

1992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为改革开放大业护航。有着超乎常人商业直觉与判断力的黄奕聪加大了投资中国的步伐。

虽然原籍不在宁波，但当黄奕聪率团踏上这片土壤时，就毅然做出了大手笔投资的决定。

“这里有码头，地理位置优越，当时的宁波市领导也非常支持，黄奕聪便和宁波市签了合作项目，涉及造纸业、粮油行业、房地产业和成立外资银行等内容，这也是金光集团的四大行业。”现任宁波国际银行副总经理李国源（印尼籍）回忆

尽管到了1993年12月，国务院才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城市，拥有可优先设立外资银行的机会。黄奕聪决定由金光集团所属企业在宁波投资兴办外商独资银行——宁波国际银行，这得到了当时宁波市领导和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

1993年3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纸文件，开辟了浙江金融业的新篇章。文件批准成立宁波国际银行，黄奕聪为法定代表人，3月19日成了宁波国际银行的生日。

应聘信装满几麻袋

1993年4月15日，宁波国际银行顺利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企独浙甬总字第002397号，注册资本为3000万美元。

7月，宁波国际银行开始招兵买马的消息，通过报纸传遍了大街小巷。虽然对应聘者的要求不低，需懂英文和计算机，招的人数仅20人，对柜台工作人员的形象要求也近乎“苛刻”，但依然应者云集，求职信如雪花般飞来。

“当时宁波国际银行给人的感觉是最靓丽、最有活力的，其招聘在宁波金融界是件非常有号召力的事情，光应聘的信，就有好几麻袋。”回想当初的情景，现在已是BIN高级经理的陈桂兰仍记忆犹新。

浙江省第一家外资银行——宁波国际银行。

应聘场面的火爆，使筹备组成员俞骏坚定了在BIN发展的决心。“当时，同行对我们都很羡慕，称我们为‘洋行里的中小姐’，这是当时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名称。”俞骏笑着说。

不过，虽然身为省内第一家外资银行，但因为“外资银行”的身份，当时的他们在业务上还面临着种种限制，如只能开展针对三资企业、非国内居民的外币业务，企业在银行开户，要经过监管部门的层层批准等等，客户对银行的认知也有一个过程，“但BIN上下无人气馁，客户把开户申请书扔到地上了，员工还要捡起递给客户。”李国源表示。

由表及里的金融创新

从时尚靓丽的场地布置，到率先从印尼引进先进的贷款抵押方式，宁波国际银行的诞生，给整个浙江金融业带来一阵由表及里的创新之风。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资银行，进门大堂不大，柜台高至人胸，柜台上方竖立着一根根铁杆，办公室多采用套间形式。而当时的宁波国际银行采用的是宽敞的大堂，低至腰处的临柜设计，处处体现人性化，直到今天，10多年前的设计依然不过时，看起来很时尚。 

“当时的中资银行工作服颜色比较单调，而我们有比较个性化的工作服，如周一周二我们女员工穿红色工作服，周三周四穿青灰色等。”俞骏说，“直到本世纪初，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还多次向我们借红色工作服去参赛，在华东地区职业服装比赛中得了一等奖。”说到这，俞骏脸上充满自豪。

陈桂兰回忆，当时国内的银行大多是靠信用或其他资产作抵押的。“BIN率先从印尼引进先进的贷款抵押方式，如现金抵押等贷款产品，开辟了省内金融领域的先河。”谨慎的风险理念使银行的不良资产降到最低。

此外，身处计划经济为主、中资银行服务比较直板的年代里，BIN很早看到中小企业贷款的广阔市场。

“很多做外贸的客户，第一次见面时，是打的或走路过来的，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现在则开着奔驰，住在高档别墅。”李国源打趣着说。

在过去的16年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BIN分别于1998年12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999年11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随着分支机构的扩大，BIN也结出累累硕果。宁波总部的同城结算量在全市22家金融机构中排名第二，国际结算量排名第七。这个一心要为中国经济尽一份力的浙江省第一家外资银行，正日益展示其独特的魅力。

●档案解密

1993年3月，宁波国际银行在宁波成立，注册资本金3000万美元，是印度尼西亚国际银行投资浙江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同年4月正式对外营业。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国务院于1993年12月作出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三个体系”、实现两个“真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

摘自《今日早报》

记者 徐静休 黄丹

2009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