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淼初喜欢一个人坐在田埂边，看着乡亲们在自家的田地里忙活着，他说，当了一辈子的农民，这里有他最熟悉的气味。

 

　　这一年，老戚77岁，两个儿子最近总在劝老人家搬到城里去住，可他不同意。戚淼初担心的是，这一走，也许他永远回不来了。离开陪伴了他60年的那几亩田地，老戚有些不舍。

　　

时间回到1950年10月，作为我省第一批8个试点乡之一，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杭县义桥乡开始。

 

之后的日子，几百万像戚淼初这样的浙江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翻身当了主人。

 

喜获土地的武义县翻身农民。 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档案解密

 

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省从1950年初开始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8月初，省委和省农民协会开始在杭县义桥乡、山桥乡，嘉兴县高照乡、新塘乡，金华县乾西乡等8个乡进行土改试验。

 

　　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地主阶级封建统治，消灭地主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一个史无前例、全省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分为两批，既轰轰烈烈，又有步骤、有秩序地展开了。

 

　　至1952年春季，除沿海少数岛屿的28个乡外，全省99.5%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总计依法没收、征收土地1447万余亩，34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分得土地的农民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79%。

 

　　土改会议比听大戏还火爆

 

　　1950年初，我省开始土地制度的改革。由于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我省又是新解放区，地处沿海，农村政治经济情况复杂，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先进行土改典型试验，并制定了“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而义桥也成为了8个试点乡之一。

 

　　1950年10月，土改工作队进驻义桥各村，分四个阶段开展工作：第一阶段是宣传发动群众，整顿组织，调查研究，摸底排队；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成分（即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贫农、雇农、城镇贫农等）；第三阶段是没收和征收土地（主要是征收的清明田和有钱人家捐的亩产田等）；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及地主浮财，并颁发土地证。

 

　　戚淼初回忆说，当时土改工作队每天一早就会来到村里，挨家挨户宣传土改方针，晚上在村委会召开全村土改会议，听取老百姓对于土地改革的意见。

 

　　“当时的会场比听大戏时还热闹，很多农户拖家带口来发表意见，坐不下就站着，听听土改的进程也是好的。”老戚说。

 

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不到深更半夜，会是绝对结束不了的。等工作队回镇上休息时，往往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分到地的农民狂欢庆祝

 

　　经过划分阶级成分，义桥共划地主58户，富农74户，中农800多户，贫雇农约1900户，其他成分，即城镇贫民、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和渔业人员1044户。

　　

在没收和征收土地时，义桥不像北方那样全部落田丈量，而是由农民协会牵头，在土改工作队帮助下，由村主任、民兵队长、农民代表等组成班子，根据村中的田字号分配。地主的财产也不是全分给村里的贫雇农，而是以乡、区为单位分配。当时的建新村就把原本属于该村的100亩田地，分给了其他村。而尚有少量多余的土地，则作为机动田和乡保留田。

 

　　另一方面，土地的分配还有“得田农”和“原耕农”之分，原先无田少地的贫雇农每人分得一亩一分半土地，自有少量田地的每人分得一亩二分，地主和富农也分给与农民相应的土地。

 

　　戚淼初一家就在土改中分到了不少田地，再也不用去种赊租田为生。当时义桥各个村庄分到土地的农民，还集体到城里举行了一次大游行，庆祝新生活。

 

“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哥哥叫醒了，跟着全村人上乡里游行。大家喊着支持土改的口号，绕着义桥转了一大圈。路上还不时有人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那可是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最大的一次游行。”老戚一边说，一边深情地看了眼身边连片的田地。

　　

最怕地主家的六页风扇

 

　　1949年之前，义桥农民很少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要种地吃饭，只有托中保人向地主租种，等秋收以后缴租，因此叫做赊租田。

 

　　当时的义桥建新村，有土地750多亩，但属于农民自耕自种自收的只有48.6亩，仅占总田亩的6.48%。全村68户432人，大多靠种赊租田过活。

 

　　能租到赊租田的农民，每年秋后必须交给地主每亩三石大斗的租谷，一般大斗为7-8公斤。因此，农民们一年苦到头，等地主收租以后，就所剩无几了。

 

　　当年老农戚於顺全家8口人，种了22.8亩赊租田，辛辛苦苦，早出晚归，一年忙到头，秋后租谷交出，全家只能吃瘪谷米糊。

 

　　而戚淼初一家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在内，共有9口人，也只能种赊租田过活。在老戚的印象中，当时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大老（地主）和账房先生带着几个武丈（干重活的苦力），挑着麻袋、六页风扇（风扇一般为四页，六页风扇作用是风大，可以把秕谷扇出）和大斗，坐着乌篷船一起来收租。

 

　　“如果交不出租，大老会把田的四角围起来，明年就不租给你了，而且还要打官司，老百姓都怕这个。”戚淼初回忆说。

 

　　其实能租到赊租田，至少还能保证有口饭吃，可从1940年-1949年这10年中，周加兴、周康相、戚阿毛等18户义桥贫苦农民，连一分赊租田都没有租到，全年只得给地主家做长工、忙月、短工度日。

 

周康相15岁就做了长工，而戚阿毛更是13岁就出去营生。那时长工每年的工钱是6石米（每石米约70-75公斤）；做忙月的工钱，每天2-2.5升米；短工的工钱，每天是3升米。如果连长工、忙月、短工都无处做，就只能靠砍柴、摸螺蛳、放弹钓（捕鱼）换钱度日。

 

武义县农民焚烧旧地契。 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摘自《今日早报》

通讯员 黄坚毅

记者 汪旻

2009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