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苏中地区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组织上要调我回上海工作，开展民主和平运动。但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苏中、淮安、鲁南战役中，几次战役都很激烈。当时我就向领导要求到敌后根据地、解放区工作。开始时领导未同意。后来，中央已有指示，要派干部到江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江南革命根据地。沙文汉、林枫同志通知我到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工作。我是1947年5月中旬到达浙江的。组织上派一位交通员郑同志带我坐火车到杭州，再乘汽车到余姚河姆渡。先步行到芝林村，第二天到余鲍陈村，由鲍纯甫同志带我去见朱之光同志。朱之光向我介绍了草茅庵建军的情况。当时部队还在三北地区出击，尽管缴的枪不多，但影响很大，群众纷纷传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五支队”又回来了。

我们的部队能在四明山坚持下来，就是依靠群众的支持，这是我体会最深刻的。部队从三北回到四明山后，就进入休整、学习阶段。当时，我对四明山的情况一无所知，语言也不通。顾德欢同志叫我先熟悉部队情况，要我向大家介绍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的经过，让大家了解全国的形势。四明山这支部队的特点，一部分是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是受革命影响自愿参加革命队伍；大部分是农民，都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有的参加过“三五支队”，有的参加过民兵。国民党对这些人都要登记、审查，定期汇报。他们在家里无法过日子，便逃出来千方百计找“三五支队”。我记得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叫阿戆的人，人家说他参加过民兵，要他登记，要他汇报哪些人参加过民兵，由谁领导的？等等。后来，他就跑出去打短工，并四处打听“三五支队”的情况，寻找革命队伍。人家告诉他，“三五支队”的人都是头发很长，因为在山上没法理发。他就到山区到处找，找了几个月，才找到了“三五支队”。所以，这支队伍是打不散的，即使战斗中一时失去联系，过几天很快就会找回来的。还有一件事，我当时语言不通，无法单独行动，领导就叫地方同志协助我，特别是一位叫王连的同志，不但做群众工作靠他，连吃饭、走路都要靠他，他很善于做群众工作。那时，我依靠这些地方同志，坚持跑了几个县，经过近一年时间，我才比较了解四明山的情况。

1949年5月25日，奉化解放。图为解放军进入溪口镇。

浙东解放前夕，四明工委在浙东四明地区建立了姚虞、余上、鄞慈、慈镇、嵊新奉等五个县，工委书记是陈布衣同志，他大部分时间是参与部队活动。我是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由于组织部长空缺，组织工作也叫我分管一下，当时实际上是我在负责四明工委的日常工作，在各县之间跑动、联系。

1949年春节后，项耿同志从苏北回来，是从海上过来的，他带来了大军准备过江的消息和有关城市政策的文件。他回来时，我正在慈镇县与县工委的同志一起活动。我记得我同项耿同志是在慈北山区一个山洞里见面的。项耿同志向我们简单讲了解放区的几个大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情况，以及他们沿路过来见到的准备渡江作战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要赶快做好准备，迎接全国解放，但没有告诉我们上级的具体指示。听了后，我们很激动、兴奋，感到渡江要开始了，大反攻要开始了，我们应该做好迎接准备。我们都称他是解放区的使者。后来，派人护送他到陈布衣那里，再送到浙东临委所在地诸暨陈蔡村顾德欢那里。

解放前夕的四明地区形势是相当严峻的。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总统。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当时从杭州到宁波、奉化一带有好几个军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在余姚、上虞、慈溪、镇海一带进行“剿共”，以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国民党把“剿共”总部放在余姚梁弄，直接插到了四明工委活动的中心，形势非常紧张。蒋介石游山时，沿路都有军队保护，一些地下交通站被破坏。但国民党部队“剿共”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大多集中在城镇交通线上，没有深入山区进行“清剿”。这段时间，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是黎明前的黑暗。陈布衣同志专门就此召开了会议，要求大家树立信心，度过难关，坚决反对“清剿”和封锁，迎接全国解放。

当时的四明地区的部队是五支队，主力是张凡从浦东带过来的部队，有二三百人。他们一到四明山，敌人就派了二千多人来“清剿”，我军与国民党浙江保安部队打了几次仗后，就跳出四明山，转移到会稽山，再到台州地区。五支队只留了一部分在四明山南部与敌人周旋。这时，敌人不敢深入山区进攻，相反，游击队反而敢于到公路上袭击敌人的汽车和部队，打得非常精彩。记得我们的武工队在宁奉公路上袭击了国民党部队，抓了几个少将，要他们介绍国民党部队内部的情况。做了工作后，由他们向我们提供情报。另外，原在武汉一带活动的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调到宁波后，在鄞西一带活动。通过宣传策反，他们想投诚，但我们开始还不敢接收，因为他们部队的人数比五支队的人还多。后来，到四月下旬，国民党青救团起义，在鄞西乌岩村，陈布衣带领五支队去接应，开了欢迎大会，我在会上致词，授予起义部队以光明部队的番号。大约有六百五十多人，武器比较好。

根据项耿同志带来的指示和在诸暨陈蔡召开的浙东临委第三次会议精神，我们研究，一方面应付蒋介石的“围剿”，一方面做好迎接解放、培养训练干部的工作，研究考虑进城后的纪律。四明工委在余姚梁弄办了干部培训班，确定接管城市的任务，宣布进城纪律，研究如何开展新区和城镇工作，为迎接解放、进城，做好准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浙江解放是在5月。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很快解放，大军南下追击国民党军队。5月3日杭州解放，余姚是5月23日解放，宁波5月25日解放。那一段时间，又紧张又高兴，问题也很多。当时的浙东领导机关浙东临委在诸暨陈蔡开会，研究如何迎接大军。顾德欢同志要求我们在余姚一带与解放军联系。那时陈布衣、朱之光先在陈蔡开会，我留在四明山。会后，陈布衣回到四明山，在姚江南面的一个小村庄夏巷渡（离余姚县城20里路左右）召开大会，准备迎接和慰劳解放大军。群众们积极性很高，准备了许多粽子、鸡蛋、茶水，准备了许多红旗，以慰劳大军。又派部队到绍兴与南下部队会师。我们在夏巷渡等候。5月22日，大军沿公路进入余姚，在半路（马渚镇）就碰到我们的五支队。开始时，朝天打了三枪，认定是自己人，就在上虞到余姚的交会处胜利会师，大家非常高兴。5月23日余姚全部解放。我和陈布衣等从夏巷渡出发进余姚县城，与部队首长会面。当地群众都高喊着“余姚解放了”，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5月25日，余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留守的六十四师师政委李荆山任军管会主任，我任副主任。5月25日宁波解放，22军军政委丁秋生任宁波市军管会主任，顾德欢任副主任。当时地方组织的安排基本上是南下干部为正职，地方干部为副职。

我在余姚任军管会副主任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召开了一个欢庆解放的大会；二是召开了教育、工商等各界上层重要人士座谈会；三是召开了工会工作会议，以保证工厂正常生产，保卫工厂财产安全；四是到余姚中学就如何恢复教学进行研究，学校校长和教师都没有动。当时最令人头痛的是市场管理。尽管解放了，但大家都在使用旧“法币”，因人民币一段时间很少。后来又发行太多，很多人都用银元和铜币，不用旧“法币”，也不欢迎人民币，所以市场很混乱。我们多次向上级请示，上级也说没办法，这种事只能等中央决定。

宁波军民在中山路集会，欢庆宁波解放。

到7月下旬，余姚的县委书记及县委班子已经配备好，我就到宁波创办宁波军政干部学校。这所学校主要是培养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校长是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我任常务副校长，再兼市文教部副部长，部长是二十二军的宣传部长车文仪。9月后，国民党部队撤出了宁波，但在舟山又支撑了几个月。那时，国民党几乎每天派飞机轰炸宁波。我们文教部设在江厦街，这是宁波的金融区，敌人轰炸的目标就是灵桥和江厦桥。我们工作的大楼也被炸，统统烧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转到学校，住到宁波女中，在效实中学也住过；另一方面，开始接触宁波的教育工作，也到过余姚、奉化、宁波等中学，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后来，我又担任过宁波地委秘书长和地委宣传部长，1952年就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

解放前后这段时间，我们总的感觉是既高兴又紧张，任务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大批新干部要求安排工作，大批新区要开辟。特别是二年多的四明山工作，是我学习锻炼的好机会，向群众学习，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帮助下熟悉情况、开展工作。可以说，依靠群众是我们生存的法宝。浙东解放了，宁波解放了，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但进城是进京赶考，如何考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回忆60年前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牢记和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切实解决当前面临的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薛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