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长达13页的手抄版审讯笔录，记载着上世纪50年代被称为“温州市区两大毒品收购站站长之一”徐岩高的供述。经过岁月的剥蚀，审讯笔录上字迹已经慢慢模糊，但经过一字一句的辨认，还能依稀追寻到50多年前，那段轰轰烈烈的禁毒往事。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为患百年的鸦片烟毒阴影，仍笼罩着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

　　50多年后，温州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张文高，在整理这些历史资料时，仍然能够感觉到当时工作的艰难。

　　“解放前夕，人口不足13万的温州有近20处‘煎烟馆’，处处都规模庞大，而且和反动、黑恶势力挂钩，给当时公安部门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段往事，但多年从事“三禁”工作的张老经过5个多月，走访老人、查阅资料，还原了这一幕幕激荡人心的场景。

　　●档案解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8月5日，省人民政府又转发中央和华东局处理鸦片烟毒的规定，并结合浙江情况作出补充指示。提出要深入了解种罂粟情况，禁烟禁毒工作要与剿匪相结合，大毒贩应予以严惩。

　　1952年7月，省禁毒委员会成立，在省政法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统一布置、指挥全省的禁毒工作。8月中旬，全省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到10月底，共查获毒犯8973名，破获专案77个，缴获鸦片2.5万多两。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省禁毒工作基本结束。

　　在短短3年时间里，新中国一举禁绝了为患百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图为被政府没收销毁的烟具、毒具。

●亲历者说

　　大毒枭的最后疯狂

　　温州市区的毒品问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从晚清开始，清政府开办的“土膏局”和私人开办的“烟土行”横行温州街头。虽然“土膏局”在上世纪初不复存在，但“烟土行”却代代相传，遍地开花，一直到解放初期，仍然在荼毒当地群众。

　　徐岩高，永嘉楠溪人，是当时温州市区两大毒贩之一。小时候放过羊，解放前当过警察。借着手中有点小权，再加上胆大心狠，此人开起了“烟土行”。

　　刚开始，徐岩高专做进口鸦片小包装生意，把进口鸦片分成一个一两装的小包装进行出售。后来买卖越做越大，他做起了贩卖白粉的勾当。1948年，徐岩高用卖毒品赚来的黑钱，在永嘉楠溪一次性购买了40亩土地。他从一个小财主，成为温州市区东门一带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

　　1949年5月，温州解放，但徐岩高贩毒的气焰，却越来越嚣张，在东门上坦园儿自家房子里开起毒品收购站。每天中午开始，至少会有二三十人到收购站内进行鸦片交易，每天进出的鸦片烟毒多达数百两，最多的一天高达一千多两。

　　徐岩高过了4年门庭若市的生活，直到1952年8月。

　　白粉铺就的毒贩末路

　　1952年8月份的一天，徐岩高的毒品收购站里，烟雾缭绕，几个男人围在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账簿。

　　徐岩高抬手缓缓翻开桌上的账簿，翻动一会，接着把账簿紧紧攥在手中。周围的几个男人小声地交头接耳：“这个月生意又差了。”

　　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几个月来，温州市区内，已经有近百名毒贩被公安机关抓获。这让和毒品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徐岩高感到不安。虽然不愿承认，但他觉得自己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1952年8月29日，虽然知道时日无多，但徐岩高还在紧锣密鼓地操作一笔白粉收购买卖。当民警冲进他家时，他手中还握着一小包白粉。”

　　8月30日，民警对徐岩高的审讯，足足花了一天时间，而我们今天得以参阅的这份13页笔录上，写满了和徐岩高有生意来往的180余人，从1940年至1952年间，徐岩高共计贩卖鸦片13000两（旧制）之巨。

　　1952年9月19日，枪声响起，操控温州毒品市场的大毒贩之一徐岩高走到了末路。和徐岩高同日被枪决的，还有当时温州市的大毒贩邓星娒等8人。

多次复吸人员获得新生

　　“在禁毒运动中，政府对毒贩绝不姑息，但是对单纯的吸毒者，更多的还是管制和帮助。”在张老查阅的资料中，不乏一些吸毒者重获新生的范例。

　　“当年温州城区有个叫阿南的人，家里原来是做生意的。阿南14岁就能帮父亲料理买卖，名气很大，家境也越来越殷实。”

　　后来，阿南认识了一些吸毒人员，结果染上毒瘾。从此，他再也无心做生意，把店里的钱花光后，他竟然瞒着父亲把店铺卖掉了。

　　阿南的父亲为了救子，送他去教养所教养一年。阿南出来后，又被送去当兵。但一年后，他逃回了家。老爷子只好又拿一笔钱，给阿南做生意。

　　“阿南并没有做生意，又和以前的朋友勾搭上了。短短3个月，这笔钱就被他挥霍光了，毒瘾上来后，他还变卖了祖屋里的家产去买白粉，他父亲也气得跟他脱离了父子关系。”

　　最后，这个曾经在温州商界很有名气的“神童”，流落街头，靠坑蒙拐骗混日子。

　　政府并没有放弃阿南。在1950年3月到1951年3月之间，阿南多次因吸白粉被民警抓住。1951年4月18日被判管制后，阿南接受了一次彻底的劳动改造。释放后，他在政府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毒品的控制，做起了小生意，自食其力重获新生。

　　一举禁绝百年烟毒

　　1952年7月，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在继续严厉打击制、贩毒人员的同时，不断深入农村，从源头严控毒品犯罪。在温州，短短一个月下来，曾经满山开满妖艳罂粟花的永嘉、乐清、瑞安等地农村，妖花被成片拔除、焚毁。仅仅永嘉一个县被铲除的罂粟地就在2000亩左右。

　　“当时的工作除了深入群众外，还开展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在短时间内共收到检举揭发与举报材料达7549份。其中很多是父母检举子女、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这样的情况。”在张老的资料上，还记载着许多“大义灭亲”的故事。

　　在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中，解放初期毒品传播严重的情况很快就得到遏制。而当年的这场运动，也为当前的禁毒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本版图片、文件现均珍藏于省档案馆

摘自《今日早报》

通讯员 李烨 

记者 朱寅

2009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