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学戏不到一年的高爱娟第一次登上了越剧舞台。那一年，她17岁，在上海光明越剧团师从邢桂芬学小生。

　　她至今记得，当时参加学习后的心得体会：“当时我觉得特别自豪，因为我是一名越剧演员，毛主席说我们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用文艺的武器教化群众。” 

　　1956年，她瞒着父母，偷偷将户口迁到了偏远的建德山区，“那时候号召大家赴浙江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我立刻递交了请愿书，还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带着上海合力越剧团来到了浙江。”22岁的高爱娟当时作为代表上台发言，“要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

　　从一块幕布加“腾—腾—腾”3步就跨上去的简陋舞台开始，高爱娟见证了浙江戏剧事业的发展。

解放后，文艺工作者的地位提高，可专心为人民演戏。

图为周恩来总理关心浙江文艺工作者，他在北京观看杭州

越剧团、话剧团演出后，同演员们亲切交谈。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档案解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术开始进入了有计划、有部署、有重点的改造。之前，浙江的戏剧班多为民营性质，改造后，有的转为国营，有的实行民办公助。

　　1949年冬天，在文化处的推动下，杭州大部分戏院的旧剧演员组建起学习小组。这些学习小组，依照演员文化程度的差别，分成识字班和学习“工人政治读本”两种。

　　1957年，我省国营和民间职业剧团业已发展到123个。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剧团都实行“固定工资”制度和劳保制度，生、老、病、死都有了妥善的照顾。

目不识丁的女演员写日记

　　1949年冬天，杭州大部分戏院的旧剧演员组建起学习小组。为了更好地提高戏曲工作者的政治水平，文化处还专门派同志定期到各戏院上大课，宣传党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

　　高爱娟说：“每次政治学习前团里都会张贴通知，一到时间，偌大的教室被坐得满满当当。那些在旧社会吃过不少苦的老演员，尤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演员们学习文化知识的劲头特别高。有的演员在开锣后，已穿好戏装，手中还不放下铅笔和本子。戏院的编导常常“抱怨”：“我们戏院经理室里的笔墨都给姑娘们拿光了，要写一封信连一支笔都找不到。”

　　也有小部分演员，在参加学习之初还存在一些顾虑，怕“麻烦”怕“不自由”。学习班领导作了充分动员，又切实帮助演员们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他们才放下心来。

　　到了1952年，浙江59个市、县举办了艺人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剧团有72个，包括越、婺、京、甬、湖滩、昆曲、“乱弹”等剧种。

　　高爱娟说，学习改造后，原来目不识丁的越剧女演员也开始写日记，写自传。

“戏子”翻身当人民代表

　　“在旧社会，学戏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戏前，要和班主立‘关书’，相当于一张生死合同，它规定学徒不满3年就不能离班。学戏期间，生死由命，家人都无权过问，甚至连探望的权力都没有。很多学徒不管身上生病、手上长疮，都得忍着痛翻筋斗、耍棍棒，有时粗心失手，就得挨班主的板子。学成之后，还要再帮师傅白唱几年。”高爱娟说起艺人在旧社会的遭遇，不免心酸。

　　“‘年年唱戏年年难，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旧社会艺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过去，艺人们常常唱完夜戏，还得连夜赶几十里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唱，夜宿荒村野庙或者直接在湿漉漉的野地上垫层茅草，就能睡觉。不用说养家糊口，即使自立都非常困难。那时候，戏服都要演员自己做，一个月的工钱还做不了半件戏服。”

　　高爱娟说，新中国成立前，浙江的戏剧班多为民营性质；改造后，有的转为国营，有的实行民办公助。“我们置办了服装、布景、灯光还有道具。演员们从主角到‘龙套’都穿上了考究的新行头，到哪儿都有设备良好的剧场。”

　　而杭州、温州、嘉兴、绍兴4个地区，还先后成立了“艺人之家”，让退休老艺人安度晚年。这样优越的条件是很多旧艺人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但长期的压迫使一些艺人患上了“后遗症”，对新中国的戏曲事业仍缺乏信心。在“戏饭吃到老，不及一根草”的旧观念下，许多人想转业，女演员则想结婚完事。

　　1952年，省物资交流大会邀请省内多家剧团参加宣传演出，农民们都赶来观看，场场客满，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坚持不散。

　　有一次，嵊县艺人训练班的艺人去参观中茶公司三界茶厂，工人兄弟们热烈要求他们演出，演员们深受感动，悲观的念头也渐渐打消了。 

　　“我们每天工作很紧张，但是大家并不感到累，因为工人农民非常喜欢看我们的戏。我们认识到，唱戏不再是为吃口饭，而是为工农兵服务，这里需要责任感，也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受敬重的艺术家。想到这些，表演就更加卖力，感觉也更加愉快。”

说到这里，高爱娟眼神里流露出兴奋，经济上的保障，让艺人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工作中，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社会地位上的大翻身。后来，很多演员还当选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现代剧创作进入高峰

古老的昆曲焕发了青春。图为昆曲“游园惊梦”。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过去戏班班主为了多得利润，让演员迎合口味，演出有“毒素”的剧目。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指引下，浙江省各大剧院开始戏曲改革，一面改造旧剧本，一面推出新剧本，取得丰硕成果。

　　高爱娟说：“党和政府把我们戏曲工作者提高到了‘人民灵魂工程师’的地位，我们担负着教育人民的庄严任务。旧戏中的糟粕一定要去除。”

　　1950年，政府对《活捉三郎》、《马寡妇开店》、《贞女血》、《铁公鸡》等带着迷信、色情、封建色彩的剧本予以禁演。

　　“上世纪50年代，反映时事的现代剧也出现了一个创作高峰。我们紧密配合党的政策，排出了很多有现实意义的剧目。反封建、爱国主义是这个时期戏剧的主题。”高爱娟说。

　　1952年，平湖联艺剧团为了纪念建军节，在“八一”前赶排了《刘胡兰》；台州越剧团演出了《宝莲灯》；大世界京剧场推出了《关羽之死》、《九件衣》等新型京剧。这些透露着强烈时代气息的现代剧，在人民群众中取得了很大反响。

　　高爱娟说：“旧戏新编也是改革的一个方面，像《红楼梦》、《西厢记》这些剧目，追求婚姻爱情自由，最受男女青年喜欢，带着很强的反封建色彩，改造后都被我们重新搬上了舞台。”

　　据统计，越剧方面，旧戏改编上演的有《万里长城》、《新何文秀》等，上演新戏的有《九件衣》、《东王杨秀清》、《祥林嫂》等；京剧方面，上演新戏的有《黄巢起义》、《关羽之死》等。

　　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是浙江省戏曲艺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出了一大批知名演员。

摘自《今日早报》

记者　方力　马君雅 

2009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