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沿海走私相对平静。

　　1977年，平静被打破；1978年，走私迅速盛行；1980-1981年初，达到顶峰。

　　这一次，狂潮席卷的主要是浙南温州及台州。境外走私集团在浙、闽交界的东沙岛海域进行走私交易，导致浙江沿海地区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满载私货的成群结队的境外走私渔船甚至直接开进了温州瓯江口、台州玉环大麦屿。名表、收录机、涤纶布、自动伞……都挤了进来，市场人声鼎沸。

　　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到1984年，这股沿海地区走私泛滥之风基本刹住。

　　改革开放的另类插曲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明确提出：希望尽快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通邮、通航、通商，以及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三通”无疑蕴涵着巨大的商机。但当时只有善意的远景和原则，而没有具体推进的操作手册。

　　这只是客观的外部背景，根本诱因是，当时的温州，地处偏远，交通极其不便，耕地更是稀少，因而这里的农民百年来一直有离开土地和外出求生的冲动。严酷现实逼迫人们必须从土地之外找生路；而不按制度出牌的走私行为，提供了一夜致富的现实可能：走私的日本产东方表售价仅为60元，性能、外观远优于当时国内最好的上海牌手表，后者要120元一块；转手一台走私的双喇叭三洋牌收录机，利润高达300元。

　　于是，走私乘虚而入。

　　1979年之后，乐清、苍南一带突发走私狂潮，一艘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等偷运进来，在一些偏僻的小码头形成走私交易市场。

　　走私，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的另类插曲，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每天上千人次购买走私货

　　瑞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收集的资料显示，1980年8、9月间，在瑞安城关、丽岙首次出现走私货交易市场，走私物品有化纤布、自动表、收录机、自动伞、太阳镜等。

　　“当时，除莘塍、塘下少数走私船直接出海贩运走私货外，境内走私物主要来源于平阳及乐清里弄一带，通过104国道、瑞平塘河，用车、船运入城关；或利用渔船从近海直达东山；或从平阳岱口翻牛皮岭至马屿江溪渡江至陶山潘岱翻十二盘岭至丽岙。”

　　随着走私货物流入量增大，走私交易场所从半公开到完全公开。“城关最早走私交易场所在解放中路邮电局边巷弄，经打击后，退缩在县百货公司门口，又退至东门，后又逐渐形成走私货市场。全国各地前来购买者日均1000多人次。”

　　“这时，一些走私者成为了暴发户，境内一度出现农民弃农、工人弃工、渔民弃渔参与走私贩私的严重情况。1981年3月，丽岙公社后中大队50%的农民从事走私和贩私，土地荒芜。城关低压电器厂100多名工人参与贩私，工厂停产9个月之久。”

　　大约在1980年底，温州出现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走私活动高潮。新华社记者魏运亨曾这样描述沿海的走私景象：“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弋于东沙岛海域的大陆走私船多达上百艘。电子表和尼龙布料涨潮般涌进内地，成千上万的群众如痴如狂，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远近闻名的私货集散市场。”

　　10年查获走私货总价值46个亿

　　1980年12月，为了有效地打击当时海上走私活动，温州地、市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决定以温州海关为主，在各部门的配合下，联合组成海上缉私队。基地分设在温州和平阳县鳌江镇两地，查缉范围北起洞头洋，南至浙闽交界。海上缉私队对海上走私活动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式战斗。

　　《浙江人民公安志》记载：“1981年4月到9月，在省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和公安边防部门参与下，温州、台州、舟山和宁波4个缉私联防区，连续开展两次集中打击海上走私统一行动。”

　　“10月21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反走私斗争的通知》，指出要坚决切断海上走私渠道，进一步加强陆上检缉工作，侦破和处理一批大案、要案，依法严厉惩办首恶分子。”到1984年，沿海地区走私泛滥之风基本刹住。

此后，浙江南部的走私活动又出现过几次小高潮。1998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郑重重申：“浙江决不把走私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手段，浙江人民决不把走私作为发财致富的门路，浙江决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浙江大地决不允许成为走私分子猖狂活动的地区。”从1988年到1998年底，全省10年查获的走私货物总价值达464173.7万元，有效地遏制了走私猖獗的势头。

本版图片、文件均珍藏于省档案馆。

摘自《今日早报》

记者 魏皓奋

200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