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日报》看“太平轮事件” 在杭州的余波

文/何扬鸣 丁 伟

   （一）
    1949年2月1日，大年初四。
   “《东南日报》，太平轮消息！”“《东南日报》，太平轮消息！”一大早，杭城的街头就响起报贩的一阵阵吆喝声。
    人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东南日报》，令人难过甚至心碎的消息从头版赫然扑入眼帘：
    廿七日舟山洋面，发生撞轮惨剧。葬身海底者有五百余人，本报职员数人下落不明。
   （本报三十一日上海专电）继江亚轮惨案后，于上月廿七日夜舟山洋面白漆门又发生建元号与太平号两轮互撞，双方均受重创后沉没，死者五百余人，兹录详情于后：上海益祥轮船建元号（载重一七七九吨），于一月二十四日由沪载货赴台湾基隆，卸货后，翌日装煤炭二千七百吨返沪，并未搭客，惟有船员七十余人，至二十五日下午七时启椗来沪，廿七日夜间行至舟山洋面白漆门附近遇中联公司之太平号客轮，两轮均开足马力，向前疾驶，双方均不及避让，太平轮之船头撞及建元号腰部，建元轮于一刻钟后即行沉没，太平号于二十八日晨零时一刻亦告覆没。太平号于出事后，曾由电台发出紧急呼号求救，至二十八晨六时半始有英舰华勒蒙号闻讯自吴淞口外急驶出事地点援救，经救起三十八人，余五百余人则已葬身海底，与波臣为伍矣。
    前辽宁省主席徐箴全家搭乘太平轮赴台，迄今下落不明。本报职员吴一君夫妇、韩仁海、刘子润夫人均乘该轮赴台，迄无消息。本报沪杭两社器材纸张及胡社长藏书五、六千册，此次均告损失。被难家属刻已在沪集合，三十一日先派海川轮前往出事地点，并定一日请空军派机飞往侦察搜索，是否于英舰救起之旅客外，尚有漂流至附近岛屿者，于海空两路侦察搜索后，当可明了。
    春节3天，报社放假，杭城也3天无报。太平轮失事的消息在杭城传得风风雨雨，但是，太平轮失事是真是假（人们多么希望这是假消息！），死了多少人救了多少人？人们很想从报纸中了解详细的情况。2月1日，单位开始上班了，报纸也出了，人们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全国性大报，也是杭城第一大报的《东南日报》。
    虽然还是春节期间，但是杭州市民并没有多少欢乐可以体会到。“和谈”正在进行，战事暂时停息，然而一有风吹草动，人们的神经就要紧张起来；还有如野马脱缰的物价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年总是要过的。就在人们强颜欢笑准备草草过个穷年的时候，中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太平轮1月27日凌晨在浙江舟山附近洋面沉没，消息从上海传到杭州，迅速地传播开来。一下子，多少人刚刚挤出的一丝笑容凝固了，转而失声痛哭起来……
   （二）
    现在已经难以知道杭城一般市民是何时知道太平轮失事的消息的，但是，对东南日报杭州分社的员工来说，他们死死记往这个日子和时间了：1949年1月28日晚上，当时他们正在众安桥的报社大楼里参加农历除夕的会餐。可以想象后来会餐中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几十年以后，东南日报的员工总会情不自禁地向笔者说起这件事情和这一时刻，语气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提及之后总是长长的沉默。
    从以上《东南日报》的消息中可以知道，东南日报社员工之所以比一般人更关心太平轮，太平轮失事对他们影响特别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平轮上有他们的同事及其家属。这些同事及其家属，他们是多么的熟悉，有的还在8年抗战中一起吃苦一起奋斗过。其中大家唠叨最多的是一个叫韩仁海的员工。
    太平轮失事后，许多事情是颇有戏剧性的，有人临时有事不去台湾，有人找借口不愿去台湾工作因而侥幸地逃脱了海难，而有人又主动要去台湾因而遭到了灭顶之灾。韩仁海就是后者中的一个。韩仁海曾是《东南日报》上海版印刷工人，刚调来杭州版事务科，自愿向公司总管理处申请去台湾。而且与“太平号”这个名字一样，韩仁海的名字也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倪国宏先生当时是《东南日报》杭州版采访课记者（后任资料课资料员），他说：“行前报社同仁在众安桥附近一家饭店设筵饯行。席间有人说，韩仁海啊韩仁海，你这一去不要如石沉大海。”没想到，这句玩笑竟成为事实。韩仁海搭乘载运《东南日报》器材的太平轮在去台湾途中葬身东海。消息传来，大家都惊讶不已。
    由于当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运输紧张而繁忙，船票和机票十分紧张，人们挖空心思地搞票子。太平轮失事后，人们调查发现，持票乘船的有500余人，而无票乘船的也有这个数目。因此，太平轮事件中大约有千人遇难。其实，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杭州人。2011年8月份，《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从台湾来杭州搞读书会活动时，在她的博客上，意外地收到这样一条留言：“张老师：我三伯孔祥麟在太平号罹难，同行的我表姑获救，当年17岁，现健在，在北京大学。”张典婉在举办读书会的当晚，发这条留言的杭州市民马滨来到现场，他告诉张典婉：他的表姑周琦琇也是当年的幸存者，曾出现在太平轮头等舱的名单上，后来一直被误传遇难。当时她的名字也被报章误写为周起秀或周越秀。上天保佑，周琦琇太幸运了。
    然而，太平轮上绝大部分的杭州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刘子润是东南日报社的老员工，也是报社的中层干部，他的妻子张静梅和养女梅子也在太平轮失事中遇难。张静梅生于杭州长于杭州，抗战爆发后，她带着孩子随着东南日报社撤离杭州，抗战胜利后又主要在上海生活。她人沉大海后，丈夫刘子润善解人意，觉得对她最好的纪念还是让她的灵魂回归故乡杭州，并决定在杭州给她筑个衣冠冢。于是《东南日报》上曾连续10天出现这则令无数人动容的讣告：
    讣告：室人张女士静梅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廿七日由沪乘太平轮赴台，是日下午十一时三刻驶至浙江舟山群岛白吉洋面，因轮船失事与小女梅子遭没顶之难。女士生于民国二年四月，得年三十有六岁，兹为追悼亡魂。谨詹于本月廿八日假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祭奠，并築衣冠冢于杭州西子湖畔，藉誌永念，叨在亲世友族，谊谨此讣，鼎惠恳辞，如承赐诔，请寄上海南京路、杭州众安桥本报收。闻，刘子润泣启，哀子新生、力行，女蟾子、梅子，泣血稽颡。

   （三）
    太平轮失事对刘子润的沉重打击，后来还引发出一个风波。妻子张静梅和养女梅子死了，刘子润悲痛之余要求报社予以抚恤。东南日报社总社长胡健中说：“我可以给你一笔钱，只是怕严芝芳援例也提出要求。”抗战期间，《东南日报》迁到金华办报，1939年4月8日，日本飞机对金华狂轰滥炸，报社老员工严芝芳3个子女全部遭难，妻子也受了伤。整个抗战时期，东南日报社是大陆所有的大报中最靠近前线的，因此，从杭州撤出后的东南日报社员工及其老小家属约有百人去世，是抗战时期大陆所有新闻单位中损失最大的。太平轮失事后，胡健中把严芝芳当成挡箭牌来使用，迫使刘子润连夜从上海赶到杭州竹竿巷，敲开严芝芳的家门。刘子润形容憔悴，请求严芝芳给胡健中写信，就他的抚恤问题表个态。面对相处了10多年的老同事，严芝芳说了一些安慰话，并毫不犹豫地当即给胡健中写一封信：“胡先生：‘此次太平轮事件’，子润兄丧妻失女，损失惨重，报社自应优予抚恤。我的三个子女被日机炸死，乃是过去的事，决不援例要求……”刘子润拿了严芝芳的信，当晚就赶回上海。最终刘子润有没有拿到抚恤，拿到多少抚恤，严芝芳对笔者说他不清楚。因为，后来刘子润去了台湾，当夜匆匆一别，他们俩人再也没有见过面。1949年以后，东南日报社的员工天各一方，遭遇也各不一样。
    时局越来越乱了，太平轮事件的余波则一直在上海、台湾，也在杭州持续着。《东南日报》上有关太平轮事件的消息仍然不时地在杭州读者面前出现：
   “太平轮沉没前后，搜索结果地点或在白节门，善后问题现尚未获得解决”（1949年2月4日）
   “太平轮上旅客海空搜索均无发现，家属要求每名抚恤食米百石”（1949年2月5日）
   “太平轮善后问题，在台家属呼吁解决，发表启事谓中联应负沉船责任”（1949年2月18日）
   “台北地方法院开审太平轮案，管辖权问题尚待裁定，中联分公司经理图逃被截获”（1949年4月5日）
    ……
    消息太多，难以一一抄录。再说一件事吧。太平轮的失事，《东南日报》除了员工家属共有9人遇难外，还有大量公私财产的损失。陈中先生当时是《东南日报》杭州版广告课助理员，据他回忆：“1948年12月上、中旬，《东南日报》将脚踏对开印报机先行拆装准备运走，登记员工是否愿与报社同走并宣布报社对家属概不负责，要求职工先将家属自行迁送回籍。”过年时，“报社出人意料地要大家去聚餐，说是要节省同仁之间彼此拜年造成的靡费。人到齐了，同事何君轻轻地告诉我，‘报社运往台湾的机器沉海了！’……这次运去的器材，据我所知，有一部最新式的电影放映机和电影广告机（是属于员工福利社办的东南电影院的），一部最新式的汤姆铸字机、全部新制的铜模及铅字，一部日式印报轮转机，几部印报对开机。这些财产从此全部淹没在海洋里。”其实，东南日报社的财产损失远大于陈中先生的回忆和本文开头所引的报道。在损失的器材中，东南日报社员工最关心的是印报的器材，而当时杭州市民可能最关心的却是电影放映机。
    抗战胜利以后，东南日报杭州分社利用其报社大楼的大会堂开办了东南电影院，员工20余人。这家电影院不大，只有700余个座位，但是有当时杭州城里最新式的放映机两部、幻灯片放映机一部，附属器材一概齐全，声光条件更是当时杭州城里最好的。这家电影院不仅硬件条件杭州第一，而且选片标准高，专门放映国内外时事影片、各种名贵电影片，并雇佣业务员一人，专门负责往返沪杭接送影片。1946年5月31日，东南电影院正式开张，首映新片《大炮》，卖座极盛。同年11月和12月间，将巴金的《家》上下两集合映，一天数场，一口气连映半个月以上，场场爆满。1948年年底，东南电影院停止营业，两部最新式的放映机则打包运往台湾，1949年1月27日晨，与太平轮一起沉入东海海底。杭州市民闻之，无不扼腕叹之。
    与刘子润要求报社赔偿的风波一样，这两部电影放映机后来也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东南电影院，由员工福利院负责经营，名义上严芝芳是该社的理事长。沉入海底的那两架电影院放映机是员工福利社的财产。太平轮失事后，部分职工向严芝芳提意见，认为东南日报社运往台湾的那批器材保了水险，得到了全额赔偿，应该拨出一部分赔偿费给员工福利社，重新购买两架电影放映机，再重新对杭城市民开放电影院。严芝芳认为意见合理，报请东南日报社杭州分社的领导核办。这位领导当即写信给胡健中，请胡健中酌情处理。
    1949年2月23日，胡健中复信：“太平轮驶台失事，放映机遭受损失，社方事先保有水险（太平物资保险公司），金圆券150万已全部获得赔偿，克日在沪变购黄金储存。杭社本分同仁对此间祸害未闻有一言之慰唁，而惟斤斤以所谓福利是求，秦越之视，一至于此，实可咳叹！不知福利社负责人究为谁何？乞兄对少数不明大义之同仁加以晓谕！”胡健中明知严芝芳是福利社的董事长，信中骂的正是严芝芳。结果员工福利社分文未得，用150万的水险赔偿所购的黄金，全由胡健中带到台湾去了。1949年以前，杭州市民再也没有去东南电影院看过电影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