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朝光绪皇帝致比利时国王的国书（局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清朝光绪皇帝致比利时国王的国书。所谓国书，是派遣国元首为了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向接受国元首发出的正式文书，分派遣国书和召回国书两种。派遣国书由大使或公使亲自向接受国元首递交，内容主要是请接受国元首接待所派使节并给予信任和帮助。本文所涉及的这件保存完好的派遣国书，并没有送达比利时国王手中，这背后有着一段令人叹惜的故事。

[国书与五大臣出洋考察]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一场战争。战争中，双方军队大肆杀戮中国无辜百姓，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清政府却宣布严守“局外中立”，颇具讽刺意味。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借机取得南满铁路，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南部。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传统思维被打破，他们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因此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却又不断地试探；观望，却又不断地学习。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身上，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派遣官员出国考察的请求。在多番揣摩之后，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制造“预备立宪”的舆论，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清政府最终确定由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左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这五位大臣是各方面的“代表”，有的是宗室勋亲，有的是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此行最初计划分为两路考察俄、美、意、奥、英、德、法、比等国家。自然，送达接受国元首的国书也一一准备好了，即如这件致比利时国王的国书：“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比国大君主好。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益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悉臻美善。朕眷念时局，力图振作，思以亲仁善邻之道，为参观互证之资。兹特派镇国公载泽、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前赴贵国考求政治……”

 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虽非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优势”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是清朝开国以来“头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