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巡抚是比行省还重要的地方军政建制，其首脑被称为封疆大吏。湖北郧阳抚治正式官署名为“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佥）都御史”，从明成化十二年（1476）开始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置镇，历时200余年。明、清两代专门为抚治修纂志书的只有明代万历年间刻印的《郧台志》。

 《郧台志》记述了从明成化十二年（1476）到万历十八年（1590）在郧县设立郧阳抚治的史实。抚治管辖范围包括鄂、豫、川、陕毗邻地区的荆州、襄阳、南阳、汉中、郧阳等8府，上下荆南道、关南道、汝南道、商洛道等5道，商州、金州（安康）、裕州、夷陵州、归州等9州，辖65个县。该志书还记载了84任郧阳巡抚的事迹，如兵部尚书原杰、凌云翼，工部尚书潘旦、王以旗，吏部尚书王学夔，刑部尚书王世贞等著名人物在郧阳抚治任职的情况。

设郧阳行台安抚荆襄流民

 郧阳抚治是朝廷为安置湖广、河南、陕西布政司交界处流民，确保一方平安而设置的。郧阳古称“四塞奥区”，在设抚之前，是封禁之地，被视为弃壤，历来是政治敏感地区，元末至正年间就有所谓的“流贼作乱”，明初卫国公邓愈以大兵进剿，将这里划为封禁之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朝中叶，由于土地兼并，赋税苛重，广王世贞（1526－1590），江苏太仓人，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

明万历二年（1574），右副都御史衔抚治郧阳并提督军务。

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天灾人祸的肆虐，战争、疾病的摧残，农民只能流亡他乡，沦为流民。郧阳为川、楚、陕、豫四省交界地带，形势险要、地貌复杂，山区土地肥沃、矿藏丰富。由于其地处交界地，四省官吏俱推诿不管，赋税、徭役无法征收，吸引着大批流民如潮水般涌来，流民数量达150万人以上。而且数量庞大的流民聚集到一起，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很容易发生武装暴动，直接威胁到明朝的统治秩序，成化年间户部题奏已明确把流民问题视为当政者关注的“腹心之疾”。

明代万历年间刻印的《郧台志》

 成化元年（1465）四月，郧阳爆发了刘通、石龙和李原、小王洪领导的流民大起义。刘通在房县西北150里的大石厂村立黄旗聚众起义，据梅溪寺为宫殿称王，国号“汉”，年号“德胜”，任命了将军、元帅等官职，战斗于襄阳、邓州一带。这支起义军得到了荆襄山区群众的热烈响应，刘通将部众驻扎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高山丛林中，他们分为七屯，且耕且战。明朝以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工部尚书白圭为提督军务，调京营、山东、湖广及河南军队，分三路围攻刘通起义军。刘通采用诱敌深入的方法，据险设伏，在梯儿崖打败官军。成化二年（1466）三月，提督军务白圭征得朝廷同意，集结重兵，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个方面向起义军反扑，并采取“犄角并进”的战略，处处围追堵截。由于力量众寡悬殊，起义军伤亡惨重，刘通、苗龙等人被俘，押解北京，惨遭杀害。石龙、刘长子率余部杀出重围，进入四川，继续坚持战斗，接连攻克巫山、大昌两县城，杀夔州通判王祯，取得辉煌胜利。十月，石龙、刘长子等仍聚众巫山。提督军务白圭派指挥张英对起义军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不惜高官厚禄引诱起义军中的动摇分子。刘长子叛变，石龙及刘通妻连氏等600余人被杀害。

 这次荆襄流民起义被镇压后，明朝各府州县并未加强设防，而连续几年大旱，致使粮食颗粒无收，饥寒交迫的“流民入山者九十万人”，在这种形势下，李原、小王洪率荆襄流民再度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成化六年（1470）十月，李原联络刘通另一部将小王洪聚众起义，自称“太平王”，提出了政治上要求地位平等、经济上要求待遇平均的口号，活动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陕西渭南交界地区，“流民附贼者至百万”。

 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军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恐慌，以都御史项忠督办河南、湖广、荆襄军务，率湖广总兵李震等前往镇压。次年正月，项忠抵达襄阳前线，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派部队抢占要害之地，多设旌旗钲鼓，震慑起义军，然后遣人入山招谕流民，以认耕复业为诱饵，诓惑流民离开起义军。大部分流民迫于生计才加入李原领导的起义军，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缺乏武器装备，经不住项忠的诱骗，有40万人扶老携幼出山归顺朝廷，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项忠又奏请增调湖广永顺、保靖兵，会合25万人，兵分8路杀向起义军。在官军强大攻势下，“流民归者又数万”。李原在竹山与官军遭遇，“尽死拒敌”，经过顽强战斗，兵败被俘。小王洪率余部500人转战到均州，也被擒获。

 流民武装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了，但饥寒交迫的流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到成化十二年（1476），聚集到荆襄地区的流民又多达数十万人。

 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特撰写《流民说》，他认为东晋设侨置郡县的措施是“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的良方，建议明朝仿效其法，“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其文受到都御史李宾赏识，转奏皇上。成化十二年（1476）五月，明宪宗命左副都御史原杰赴南阳、荆襄抚定流民，指示他“用图经久之计，毋徇目前之谋”，从长远着想，不求苟且于一时。

 两个月后，北城兵马指挥司吏目文会上书条陈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曰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于总隘之处，多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文会的建议与周洪谟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更具有可操作性，既要拨给已附籍的流民以田产，保障他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又要设官府加强管理，更注重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促进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意见都给原杰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并逐步付诸实践。

 原杰集思广益，下车伊始，即深入荆襄山区，实地调查研究，“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忻然愿附版籍为良民”。于是，原杰会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官员勘查流民，至成化十二年（1476）底，“取勘流民共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男妇共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其中系近年逃来，不曾置有产业，原籍田产尚存的16663户、45892口流民发送回籍，其余96654户、392752口流民，“编附各该州县，应当粮差”。至此，牵动朝野的荆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在做好安抚流民及附籍工作的基础上，原杰亲自踏勘地形，调查关隘，着手地方政权建设，以加强荆襄区域社会的管理体制。他向朝廷奏报说：“今踏勘得郧县地方广阔，迫近汉江，路通竹山、房县、上津、洵阳、淅川等县，正四通八达要地，递年盗贼出没之所，应合展筑城池，添设所卫，控制地方，抚安军民。”郧县地方古为麋国所在，明代属襄阳府，居于竹山、房县、上津、商县、洛南各县之中，道路四通八达，距府城500余里，山林深阻，官司罕至，猝然发生紧急情况，府治迢遥，鞭长莫及。因此，原杰拓宽城池，拟设郧阳府，“分襄阳府所属竹山、房县、上津、郧四县来属”；析竹山县地置竹溪县，析郧县地置郧西县，析汉中府洵阳县地置白河县，俱属新府；又于西安府增设山阳县，南阳府增设南召县、桐柏县，汝州府增设伊阳县，分别隶属各自旧府。原杰设计的方案，得到了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二十日正式下令“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抚治荆襄”，领郧、房、竹山、竹溪、上津、郧西6县；弘治十年（1497）十月又析房县地置保康县（治原房县潭头坪），至此，郧阳开府，共领7县。于是，湖广行都指挥使司、郧阳抚治都御史行台驻郧城。

文坛领袖王世贞抚郧治军

 明万历二年（1574）,郧阳迎来了明代中期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嘉靖皇帝把他由太仆寺卿擢升为右副都御史，提督军务兼抚治郧阳。

 王世贞，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他初任刑部主事，与李攀龙等6人相唱和，史称“后七子”。其平生有各类著作518卷，誉满天下。《明史·王世贞传》称其“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王世贞莅郧之后，认为郧县虽自战国即已有锡县、长利县之设，时逾千载，但没有城市规模，县治所在，形同村落；直到明天顺八年（1464）才有土城之筑。12年后，此地设府并设湖广行都司，统辖四省毗连的广大地域。他知道郧境经设抚治以来，民安生业，故四境无事；他更懂得“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至理，昔日兵连祸结之地得以安定，更赖卫、所驻屯戍守；但扼守之兵，又需足够的军饷、粮草；若军需不足，造成军队哗变，则其害更大于匪患，所以抚安四境必先稳定军队；而要稳定军队，则必须恢复、健全明初的军屯制。

 王世贞抚郧时，军饷主要靠中央政府拨付，但明朝中晚期内政腐败，边患不断，军饷往往不足。郧阳抚台为稳定军队，也不时向地方绅士借贷，甚至摊派于百姓，引起官民矛盾。他到任调查研究后，向中央政府报告了体统、举荐、考绩等地方职守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整治军屯制度以及加强戍守的方案。他的方案得到兵部和皇帝的充分肯定，认为“咸切大计”（都符合国家根本方略），即使用于边防也无不可。

 王世贞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后，就雷厉风行地大力推行整治军屯制度的方案，并从郧阳延及汉中、商洛、南阳各府，并严格考核相应官员推行军屯制方面的职守。

 万历三年（1575）九月，经中央政府清查验收，王世贞整治军屯制度成效显著，郧阳驻军军粮全部来自三边屯田，且治军绝不滥用军费，更不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