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性质，她的意义必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凸显。如果说秦始皇的郡县制结束了此前封建诸侯群国林立，开创大一统帝制时代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就是将秦始皇建构的帝制时代予以终结，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终结了帝制终结了皇权，将人民的权利提升，构建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民国初年，这些构建或许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辛亥革命为中国人寻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不论这条路上有多少艰难，其最终一定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可能在大革命之后出现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甚至第三帝国，但民主共和是个不归路，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一定会无限度地走下去。当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度过历史大三峡，一定是浩瀚的大洋大海。辛亥革命为中国社会进步打开了闸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进步的根本在政治

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都具有外部因素，是世界背景下的中国问题，是当西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全球化之后，中国究竟应该怎样选择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近代中国只有首先解决了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中国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没有办法，那么无论中国的经济怎样繁荣，无论中国怎样重现康乾盛世、同光中兴，这些东西都是表象，都经不起考验的。一场甲午战争将三十多年经济增长打回原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验证了孙中山的判断：中国只有在政治上有办法，找到出路，才能真正将中国带上现代化的轨道。

自秦始皇统一后，中国就建立了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过去两千年，中央集权、帝王专制有其合理性，因为那时的中国就是农业社会，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就希望君主万世一系，希望稳定。

然而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巨大的产能过剩使西方人开始向外部向东方寻找机会。而随着新航路的发现与开辟，西方到东方也从原来的遥远而不可及变得那么方便，巨大的尚未开发的东方特别是中国，自然引起西方的兴趣。这就是近代中国问题的全部关键。

中国社会内部没有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随着大航路的开辟来到了东方，中国如果此时不发生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如果依然还是朱明王朝的统治，中国极有可能以坦然的姿态与西方交往，看看那时的徐光启等高级知识分子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交往，多少应该能够理解中国文明的从容与包容。

然而明清易代之后则不一样了。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不管怎么说是中国周边一个比较落后的族群统治者，满洲贵族面临着汉化和西化的双重压力，所以清朝建立之后不是延续晚明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同步的政治路线，而是走上了一种比较封闭的道路，引发了中西文明的冲突，比如杨光先对西洋历法的无聊批判。

文明的冲突其实只是一种假象，中西之间真正的冲突还是在物质层面。中西之间很早就有贸易的往来，这些往来并没有因为易代而改变。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行管制制度，清朝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制度，将中西之间中外之间的贸易统统交给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州十三行去管理。这个政策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外之间的贸易交往不再是原来的纯天然纯低级产品状态，西方期望将过剩产能制造的工业品倾销到中国，而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接纳这些东西。特别是中国官民之间、朝野之间严重分隔，整个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一种自然经济，朝廷和百官尽管消费着西方的工业品，但依然无法使中西之间贸易均衡。到了1793年，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非常严重，马戛尔尼使华其实就是要解决这种失衡。然而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半个世纪中国，中英之间爆发了一场以鸦片为名义的战争，帝国主义的炮舰逼迫中国踏上近代化的路程。

旧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中国为什么没有跟上时代步伐与西方同行，说到底就是中国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中国的皇室很容易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无意将西方的文明哪怕是物质的文明向整个中国社会传布。所以中国要进步，就必须废止自私的君主专制体制，只有让人民当家作主，把握进步航程，中国才能不一样，才能跟上世界。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终于踏上向西方学习的路，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在犹豫徘徊了二十年之后，选择了一条半推半就的中庸路线，既要学习西方，又防止西方；既认为西方有我中华所没有的东西，又强调我中华也有自己宝贵的财富，不可丢弃。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一个简洁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体西用”，其实就是中国本位，就是有拣择地对外开放，当然也就实行比较严格的经济管制，不仅严格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而且对于外来资本基本上不开放、不接纳。所谓洋务新政短短30年就使中国恢复了康乾盛世似的辉煌，构筑一个据说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几的经济军事奇迹，这个故事并不假，只是发展的代价太残酷，牺牲也很大。如果从经济层面上说，其实就是清廷凭借着国家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中国的民间资本并没有在那30年高速增长中获得相应成长，外国资本也没有机会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机遇。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个孤岛状态。所谓发展，其实就是一种高度管控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借用、移植了西方的技术或发展成果，同时坚定不移地拒绝同任何人分享，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洋务新政的问题显然不合乎世界潮流。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为了竞逐利润，资本一定会无孔不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实都能从这里找到解码。中国如果能够善待资本、利用资本，发展就顺利就健康，反之如欲垄断驱逐资本禁止资本的自由流动，发展就不会顺利，就不会健康。这就是洋务新政的问题所在。

由此反观1895年的《马关条约》，那里当然有战争胜负双方的利益冲突，有割地有赔款，这是近代战争没有办法的事情，愿赌服输，中国只能认下这笔账。但这些项目从资本发展的历史看，并不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结果。《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中国被迫允许外国资本自由地进出。

据《马关条约》约定，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内地自由创办各种企业，并享有进出口贸易优惠关税的待遇。再根据中国早前与列强达成的共识，各国享有利益均沾的权利。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争不久，中国的面貌全然改变，先前凭借政府垄断的畸形增长经济让位于国际资本共同开发。短短几年，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终于也在外国资本投入下得到开发。这才是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不论从正面还是从负面去理解，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外国资本的全面进入，改变了中国经济构成，民间资本也在外国资本的带动下开始真正萌生，至1903年就拥有相当的实力。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民族资本要求分享铁路修筑工程、矿产资源开发以及运营管理的权利，这显然意味着一个新的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形成、在成长。

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存在着先天不足、本钱太小、时间太短，尤其是制度瓶颈，中国的原始资本、商业资本很难实现向工业资本、产业资本过渡。其中当然有历史原因，但从制度史的层面说，当然是中国的制度架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清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当然没有为新出现的资本提供发挥空间，近代中国的制度改革、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近代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人意识到创新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发展的结果，但是清廷对技术发明与专利的保护说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办法将发明创造这些智慧型的成果转化为合法的商业收入。既然没有商业收入，这部分创造也就无从参与工业化的发展与改造，因而使中国那时许多工业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即便从欧洲有所引进，也没有办法进行改造或创新。制度瓶颈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无法保护中国资本的积极性。

技术方面的缺失还只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困难，中国民族资本在面临外国资本优势挤压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官僚资本的挤压和蚕食。正像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的：清朝末年，中国政府除了将铁路、矿山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转让给外国资本外，自己利用行政优势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这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商业，以及技术发明；至于有关国计民生的日用行业，诸如食盐、火柴、钢铁等，政府沿用千百年来的旧制，坚持由朝廷垄断独家经营。任何大型的生产活动、商业活动，没有官府的批准、介入，或者与官方没有特殊的利益关系，没有设法向官方进行利益输送，基本上就不存在发生的可能。

至于财产权，清廷在资本如此发达的时候也没有颁布清晰的产权制度规定，政府享有最终的或随意的财产剥夺权，清廷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便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朝臣，对于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物，都有权随需要而剥夺其财产。制度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中国如果不能通过革命打碎这些束缚生产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制度，中国就很难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所以经过1895年之后十几年的发展，仅仅从解放生产力的层面说，革命早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去理解辛亥革命的发生，显然要比仅仅从政治层面理解深刻得多。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通道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晚清帝国已经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简单。但是我们从清末政治改革运动中几个有关经济法律的制定就可以看出，那时经济的发展确实相当艰难，确实受制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制度。

直至1903年，清廷方才颁布《商人通例》，完成《商法总则》草案的制定，这当然是清廷保护商业自由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对西洋各国商法的移植与再造，在客观上也满足了中国民族资本的一些法律保护要求，对于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善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法律对于中国传统的商业观念当然是重大突破，从法律上确认了商业活动以赢利为目的的正当性、合法性，与传统中国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观念背道而驰，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只是从实践层面说，这部孤零零的商律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比如只有商法而没有民法，只有商律而没有民律，没有适当的私有财产保障制度，没有相应的政治架构，所以清廷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法律创新，尽管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清廷作为一个陈旧的政治体制的体现者，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辛亥革命不得不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最深层的社会依据。

辛亥革命确实没有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这场原本以暴力开始的运动到了后来确实归于一种宁静的悄悄变革，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共和，不可一世的至上君主悄然退位，最高的政治权力有条不紊地转移，国家在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太大灾难的前提下进入共和时代。

其实从影响力来说，悄悄的革命并不逊色于那些暴烈的冲突和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共和之后的中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清廷最后十几年精英政治手段，甚至沿用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政治变革路线图，悄然实现了没有君主的立宪目标，因而实事求是评估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它不止是终结了帝制，而是真的终结了一个旧时代，真的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切政治架构都具有新的特色。

在晚清最后几年，由于清廷确认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不可更易，因而在那几年，尽管商人资本成长艰难，但随着立宪进程，中国的商人资本还是顽强地成长着，商人资本既是晚清立宪运动的强大推动力，也是立宪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各地商人因立宪而促成了自己体系架构的形成，因体系架构的形成而更具有团体的力量，逐步学会运用英国式的商会自治和民主管理，这不仅促进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而且促进了中国商人组织的形成，这既是晚清立宪的动力之一和保障，也是从立宪转向革命走向共和而能够平稳过渡的根本。这个时期，中国的商人由先前政治上的附庸演变为社会发展的中坚，成为历史转折大潮中的定海神针。

商人政治理念特别是商会自治理念的形成与运用，深刻影响了民初的政治发展，很难想象民国初年的政治家没有商人的帮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或政治进步。反过来说，由于商人资本在政治发展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商人资本在民国初年也获得了空前发展。根据杜恂成《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中的统计，中国自1840年至1911年的72年中，历年所创办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共约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203，803千元。然而进入民国，自1912年至1927年的民国前半程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千元。无论就创办企业数量还是创办资本总额而言，民国前半程的16年都远远超过先前72年一倍以上。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

经济史的研究充分表明，辛亥年的政治变革确实在政治上为中国经济发展，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动力，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遇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除了外部环境外，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受到太多的束缚，政治上法律上为商业资本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如果拿民国前半程中国民族资本去与清代晚期20年或者70年的情形相比较，就很容易体会到商业资本早已摆脱了社会阶层中不上不下的附庸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商人资本成为民国前半程政治发展的关键或动力。

依据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第14页）研究，民国初建，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就私自借贷外债，甚至将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作为抵押，如果在一个政治高度专制的体制下，政治家的这种做法无可指责，也无从指责。但现在是民国，商人资本并没有因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党人身份而原谅而纵容，相反，商人不仅对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而且强烈要求予以制止。这在清末政治架构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在民国政治架构下，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全面提升和相对均衡的发展。外国资本依然按照其固有特性继续在中国投资、在中国赚钱，并获得了自己应得的利润，中国也在利用外资的同时收获了自己应该收获的部分。外国人投资铁路、矿山等大型基础设施固然赚取了利润，但这些产业所有者其实都是中国政府，且大部分归属于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大致良性保证了中外贸易的大致平等，不管民国前半程我们在政治上怎样评估，那时中外之间的经济交往互利互赢是主流。中国在实际上已加入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中，中国资本已渐渐构成国际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国际大循环的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在民国初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生命力和活跃度。在民国最初几年，民族资本的年增长率与外国资本不相上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国资本本身的原因，中国的民族资本年增长率竟然超过外国资本一倍以上，其发展速度也远高于外国资本。

至于洋务新政以来一直被人诟病的官僚资本，到了民国初年其实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大致回归到一个社会发展所应有的水平。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离不开政府在公共领域中提供服务，绝对没有官僚资本即政府的垄断经营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政府毕竟是最容易产生垄断的地方，如果不对政府的垄断实施必要的限制，那么政府就会无限度扩大自己的垄断，无限度挤压社会空间，挤压民间资本。一个正常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定是各种经济成分和睦相处，各种经济成分不管占有多少比例，都必须健康，清末和民国后半程的官僚资本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主要就是因为它们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有偏重失衡的地位。

总之，研究辛亥革命，不仅要注意这场革命在政治上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应该从社会经济层面探讨这场革命的意义。孙中山等革命先驱所期待的民生主义，在解决了民族独立、实现了民权主义之后，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就是辛亥革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意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革命也一定能够解放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