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即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并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战争连年不断，使得“礼崩乐坏”，社会十分混乱。这样的局势，使过去“统于王官”的档案，遭受到了重大冲击，周王朝档案有的流向他国，有的被毁损，而诸侯各国的兼并战争使得档案的流失情况更为严重。
鉴于这种情况，孔子早年周游列国时，便注意到了对流失档案的收集，后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并亲自“适周”，“西观书于周室，论史记旧闻”（《庄子•天运》）。可见孔子对档案的收集是很重视的。并且在收集的过程中，他还开展调查研究。据记载，他先后“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访乐于苌弘”，“问官于郯子”等等，这些对于他后来整理编纂“六经”是有很大帮助的。孔子晚年周游列国，经多方搜集、查考和利用大量档案文献，最终编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为后世留存了极其珍贵的文献史料，亦开创了私人利用档案资料编纂修史的优良传统。
一、孔子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的主要成果——编订“六经”
关于“六经”是否确为孔子所编纂，学界曾有不同见解。否定者最极端的观点是钱玄同提出的，他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1]。肯定者最极端的观点是康有为提出的，他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2]。这两种观点均有所偏颇。可以这样理解，“六经”是孔子依据搜集到的档案材料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他不是“六经”的著者，但肯定是“六经”的“编纂者”。历代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可以证明，孔子为编订“六经”曾长期有意识地进行档案材料的搜集和积累。
孔子编纂“六经”是我国古代对文书档案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在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六经”无疑是我国弥足珍贵的文书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
第一，《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3000多篇，经孔子删定、选录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孔子说诗的意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在春秋时期盛行，孔子把诗歌作为陶冶情操的手段。《颂》为庙堂祭祀时演唱的歌颂祖先功业的颂歌，也具有史诗的性质，这些“史诗”文学价值不高，而史料价值却很高。如《周颂•臣工》、《大雅•桑柔》等篇保存了有关土地分配和耕作的资料，《大雅•公刘》等篇保存了关于赋税的资料[3]。
第二，《书》即《尚书》，又叫《书经》，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档案史料汇编，也可看作是一部历史记录摘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收录的是周室所藏的虞、夏、商、周四朝的历史档案，划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加以整理编订[4]。
第三，《礼》现存有《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书。《周礼》是一部官制汇编，规定了西周中央政府“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的执掌和属管人数，记载了周朝的典章制度，反映了周朝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亲族关系、宗法思想以及贵族生活。孔子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在《周礼》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周礼》是孔子世界观的反映。孔子传习周礼，不仅学其礼仪，更加强调礼的内涵，对于礼的本质给予了系统理论的论证。《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礼记》是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
第四，《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是一部行关占卜和古人对世界认知情况的书籍。它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孔子将其收集、整理、编纂成档案文献汇编，反映了孔子对自然科学档案的重视。妇孺皆知的成语“韦编三绝”讲的就是孔子读《易》时的情况[5]。
第五，《乐》即《乐经》。孔子对乐造诣颇深，有着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会唱歌、弹奏乐器，考察过许多古代乐曲。对乐歌有过多次中肯的评价。孔子将古代种种礼乐制度依照标准记录在《乐经》里。“吾自卫以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第六，《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间（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大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这两部书，一是古代文书的精选，一是历史记录的摘要，其档案性质十分明显。
二、孔子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一）编纂前，坚持“博约得当”的原则进行档案文献的查找、收集。占有材料是利用材料的前提，因此进行编纂工作之前必须对档案文献进行查找。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论语•述而》）即表明了查找工作的重要性。当然查找档案文献也不是无原则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就是说明要全面查找一切可能利用到的档案文献。然而，对档案文献的查找也不是多多益善，孔子说“过犹不及”、“吾党小子狂简，不知所以剪之裁之”的意思就是在查找档案时，要注意博约得当，要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确定查找献范围。
（二）“考其真伪”，即经过考订将不合事实的荒诞无稽的材料去掉。“六经”主要取自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档案，而上古帝王都崇拜神灵，每有重要活动，必先祭神占卜，神灵旨意和占卜结果的记录也留作档案，于是上古档案就出现了“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与帝王的人事政治活动“备述于策”的现象。孔子向来对鬼神敬而远之，故而在整理档案时，就把有关“天道鬼神灾祥卜筮”之类的材料去掉了。这是今天看到的“六经”中很少有鬼神巫怪之类内容的原因。
（三）在选材上坚持“删其冗杂”、“存其精要”的原则。删去重复，即将不同版本中重复的部分删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老《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存其精要，即经过对档案材料的认真鉴定，将有较高价值的保留下来。孔子收集到的古代帝王的公文多达三千多篇，孔子“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十篇为《尚书》”。孔子以是否可为后世效法为标准，对古代公文档案的价值作了认真鉴定，然后将具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档案编纂成册。
（四）档案文献编纂要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孔子在此所讲的“述而不作”，是说对历史应当采取求实的态度，对史料整理一定要坚持阐述而不创作的原则，不要对史料和史实滥施刀斧，用自己的观点去改造史实，从而向人们提供信史。《尚书》就是史书体例——档案文献汇编的首创，同时又是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为我国留下真实可信的重要史料的典范。
（五）档案排列上要坚持“编次其事”的原则，即按照一定的标准排列归类并编定目录。“六经”内部篇目排列归类的标准非常清楚。如《春秋》作为编年史按年排序，《书》作为历代重要文书的汇编按朝代先后和帝王世系排列。至于《诗》，因为篇目较多，其排列分类有几个层次，首先按照“诗篇之异体”分为“风”、“雅”、“颂”，“风”为民歌，“雅”为是史诗，“颂”为颂歌；对其中篇目最多的“风”诗，又根据其来源的地域分为“十五国风”[6]。
（六）对于编纂成果，重视其社会价值的实现。档案编纂工作的目的在于利用档案为社会服务。孔子首创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广招各阶层人士入学，并将其搜集到的档案编纂为“六经”作为教材向学生传授，这就从档案利用和教育对象两方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自此以后，档案不再纯粹是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而被广泛用作传道授业的工具。这是孔子在古代档案提供利用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开辟了档案利用的新领域，加快了中华文明的传播[7]。
三、孔子对古代档案文献事业的贡献
（一）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文献。如前所述，春秋后期档案损毁流失十分严重。孔子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档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将它们编成“六经”，并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使这些宝贵的上古档案文献得以保存，成为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的珍贵文献资料。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孔子本人不是史官，他不能以鲁国官方的身份来进行档案搜集和整理，也不具有“修史”的资格，他是以学者的个人身份做这些事的，这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二）开创了利用档案资料编纂史书的先河。“六经”中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修《春秋》，开创了根据档案编写史书的优良传统。受《春秋》的影响，不久后出现的《左传》和《国语》都是依据大量档案编著而成的；汉代的《史记》、《汉书》，也是利用官方档案编修的；隋唐后，这一做法又为历代帝王认同支持。中国史学界和档案学界引以为豪的材料，即齐全的“二十五史”无一不是利用档案的成果，而开创利用档案编修史书之先河者，就是孔子。
（三）重视自然科学档案的记载。据《春秋》记载，鲁国有三十七次日蚀，经考证三十六次均准确无误。最早的一次日全食记载，比西方早一百三十五年。《小雅•十月之交》记述了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发生地震的同时又有日食的情况，这是中国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地震记录。孔子通过编纂活动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科技档案文献。
（四）开辟了档案利用的新领域——档案成为传道授业的工具。利用档案典籍教育弟子，传播文化知识，打开了学术下移、官私并举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文化与学术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现象，与档案的利用和广泛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自孔子删订六经以来，在后人长期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中，逐渐形成一些与其整理研究有关的学科——历史文献学。因此，可以说孔子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活动标志了我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