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将生命与革命融为一体，鞠躬尽瘁，死而未已。孙中山以其超人的胸怀与胆识领一代风骚，天下豪杰风涌唱和，遂掀起了不可羁勒之潮流。

孙中山设想了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大革命计划：推翻满清统治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民权革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革命。他具体的革命实践体现在组织政党、理论宣传及武装反清等主要方面，他的事功，也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起源。

政 党 作 业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自17世纪70年代于英国形成以来，政党作业便成为各民主国擎划政治制度革新的必由之路。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缘于中国传统及现实社会人文诸多因素的制约，孙中山的政党作业从草创走向成熟，在演变中不断探索。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何宽的家中，创建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目标。次年春，他回到香港，与杨衢云、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建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革命政党的创建，其理念乃基于对专制极权统治的极端不满，从而聚合志士，旨在通过非常手段，推翻满清暴政，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及组党经验乏善，于此间的政党作业中，孙中山对党员多重于以“民族”大义相激励，而疏于组织上作严密的统署和控制。

经历了数次挫折之后，孙中山迫切感到再建党必须有根本的转变，将革命同志尽可能地“组成大团”，形成合力。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各省革命骨干，于8月在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举为总理。

同盟会的成立在中国政党史上具划时代的意义。在同盟会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民主共和之于六年后的1912年元旦应运而生。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政党作业已臻完善。会员对指导思想的曲解，组织缺乏统一调配而步调零乱，仍旧是孙中山政党作业难以治理的“硬伤”。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政党作业的思脉从始而终，清晰一贯。其形式上从“秘密”到“公开”；总部从海外—国内—海外—国内的反复迁徙；其性质从“革命”到“议会”，又从“议会”到“革命”的转变，都是为了服从民主共和的崇高宗旨。

孙中山为了实现各个时期政党的奋斗纲领，于组织革命力量的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开放包容性。兴中会组织伊始，孙中山便把“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写入章程。《香港兴中会章程》强调“人材宜集”，还规定，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

1906年秋冬间，《同盟会革命方略》之《军政府宣言》提出：“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这里的包容性，已蕴含了“全民性”的意义。

民元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是孙中山组党理念开放包容性的最突出的体现，国民党一度成为民国的第一大党。只是由于当时政治生态环境恶劣，这一“包容”并未带来积极的后果。反之，“过度”的包容，导致了国民党成色不足，褪色急促。

从其政党作业伊始，孙中山便十分注重党员精神的培养。为此，孙中山除了在实践中以身作则外，还从理论层面上作了阐发：党的精神培植，首要在立志。强调立振兴中华之志，立创立共和之志，立革命之志。

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党人除了遵行社会道德外，还要“修明党德”。孙中山宣扬的党德，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指全党的党德，二指党员自身的党德。关于党员的党德，孙中山注目于品行与纪律。关于团队纪律，孙中山将党员思想自由，组织涣散视为“二次革命”失败的根由，因此从筹建中华革命党时起，他便着力整饬纪律，强化服从观念。

有志竟成。孙中山政党作业的一贯理念，支撑着他筚路蓝缕，辟榛创莽，逐步创造政党作业的辉煌。

创 说 理 论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对中国“豆剖瓜分”，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一批批志士仁人奋起探索救国的道路，以图与“百年锐于千载”的世界格局对话。孙中山无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纷乱复杂的时代中，屹立潮头，以世界的眼光取法乎上，兼采中西文化的优秀成果，融入历史、时代与未来的思考，进而客观地认识现实，发人所未发，形成自己一套成熟而开放的思想体系。

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概括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此之前，革命党人多以排满为目标，将民族主义与种族复仇混淆一谈，中国的革命活动尚未有一个共同的纲领，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也无从统一。孙中山摆脱狭隘复仇心理的束缚，将传统的“华夷”观念与近代民族主义“融贯”。其民族主义已进入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

民权思想体现于对西方先进政治经验的学习。孙中山对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领先国人的。他认为中国物产丰富，人民众多，其实业不发达的原因，实由于政治之障害。中国向来所受之政治障害有二：其一为国内的，其一为国际的。国内的政治弊害，为法律不良，保护不周。

民国初年，孙中山提示革命同道与广大民众，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这是孙中山一贯的思路和智慧，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将目光局限于当下，受困于斤斤小利而忘却大事业、大方向。中国的革命事业不能仅止于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且要革新传统政治，改造旧社会，建设起既新且美的新中国，造就理智健全、人格完善的新中国人。

1912年3月3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说：现在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完成，也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其于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不容小觑。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思想中最富活力的部分，在每一历史阶段都有新的发展。三民主义的诞生对孙中山个人而言是思想的圆融大成，对中国革命事业而言不啻为暗夜中一盏指路明灯，这一套完整且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为革命事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民生主义的诞生源于其对西方国家社会状况的研究，由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欲毕其功于一役，免除暴力革命的后续阵痛，其预见性令人叹服，也正因其超前于时代，一时难为时人所理解。不仅社会上的保守派乃至维新派对此表示激烈反对，就连一些革命同志也有不解甚至质疑，这说明孙中山的思想令其同时代同仁难以望其项背。

孙中山晚年走上了融贯中西的道路，即将中国传统的大同、王道思想、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结合起来。1923年，他《致犬养毅书》说，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苏联立国的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畏!次年冬，他在神户高等女校演讲《大亚洲主义》，又把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结合起来。孙中山恳挚地规劝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评审慎择。

孙中山的理想是要否定原有的世界秩序，把中国传统的王道观念与近世国际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将道德准则作为重建国际秩序的基石，以求在世界范围内构筑起合理的新秩序。他的宏伟蓝图是要创立一种新的国际社会模式。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博大精深，既指导实践又规划未来，为革命党人认定为理论基础。以理论指导行动，这正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政治潮流的大势所趋。三民主义无愧为指导中国革命高山仰止的思想成果。

武 装 反 清

武装反清起义的旗帜为孙中山首擎，它既是民主革命活动的高潮，也是摧毁旧制度必须的激烈手段。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上，以武装革命手段来变革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的伟大实践，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只能“从最上之改革着手”，通过流血革命，争得“真立宪”的政体和以“异常之速度”实现中国的近代跃进，而决不能按“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共和”的路向前走。自1895年至1911年，孙中山直接或间接领导了十数次武装反清斗争，其巅峰即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其后建立“香港兴中会总会”，托名“乾亨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香港兴中会最重大的部署就是组织武装反清首义，基本计划拟定以后，在香港的军械、财政筹划事宜统由杨衢云处理，孙中山偕陆皓东、郑士良等潜赴广州谋划前期准备。先是创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在城区建立数十处秘密机关，又设“农学会”为掩护，广泛联络防营、水师及附城一带的会党、绿林、游勇等。香港会议选举杨衢云为总办，举义定于重阳节（10月26日）。由于组织粗疏，未能及时发动。

同时，两广总督谭钟麟得到密报，派兵弁四出搜捕，封闭革命机关，陆皓东等人被执遇害，广州起义因之流产。事后，孙中山称誉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1899年11月，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集会于香港，议定三会结成一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孙中山活动于海外，毕永年鼓动于内地，乃是兴汉会的两大关键人物。

1900年，岁在庚子，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携光绪出逃，清廷的权力中枢陷于瘫痪，东南各省督抚则只能尽力维持着地方的稳定。

6月17日，孙中山派宫崎寅藏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努力未果。于是，孙中山在七八月间秘密乘船到上海，争取与容闳等人合作。并拟定了一个由江苏、广东、广西等六省首先发难，然后扩展全国、建立共和国的计划。不久，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失败，其他省份的预定起义也未及发动，种种谋划皆付流水。

与保皇会的接触几经曲折，孙中山毅然决定单独行动。10月8日，惠州起义爆发，进展顺利，由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原来约定的军械物资无法供给。郑士良不得不将起义军就地解散，率少数精英退往香港，起义宣告失败。期间，史坚如为策应惠州起义，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事败被捕，英勇就义。

1906年底，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潜回国内，策动哥老会在湘赣地区策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起义军一度发展到3万余人。孙中山与黄兴紧急磋商，急调人员回国响应。但起义旋即失败。

1907年，孙中山携胡汉民、汪精卫等同志赴越南，旋在南洋成立同盟会总部，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按部署，原准备发动潮、惠、钦、廉四府同步起义。然而黄兴甫抵河内，钦廉抗捐起义已遭镇压。5月22日，因潮州清军到饶平县黄冈搜捕革命党，同盟会员陈涌波等仓促发动黄冈起义，很快便被镇压。6月2日，同盟会员邓子瑜在惠州七女湖闻风响应，与清兵对战十余日，亦败。9月1日孙中山命王和顺举义于钦州王光山，9月5日占领防城，又因原本许诺倒向革命的郭人漳部失信，起义军被击溃。

广东境内的起义接连失败，孙中山转而经营广西和云南。然而镇南关、钦州马笃山、河口三次举义皆未能奏捷。两年间，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武装斗争屡起屡败。

经过一年多的沉寂，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筹备周密，但在起义前夕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广东当局派兵镇压，倪映典被迫改变原订日期，率三千新军于广州城东部提前起事。事发仓促，孤立无援，起义很快失败，倪映典等牺牲。

新军起义失利后，一些革命党人悲观失望，孙中山却遇挫弥坚，他在英国海峡殖民地（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抚慰同志，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1911年4月，黄兴、赵声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黄兴率领一百余名“选锋”队员从越华路小东营据点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督署，但终因其他三路未能及时举义、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事后，收得义士遗骸72具（事后核实牺牲者为86人），合葬于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辛亥“三二九之役”，又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晚，新军工程营第八营首先发难，迅即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次日凌晨攻陷湖广总督衙署。武昌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武昌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前后十多年的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专制皇朝，掀开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新纪元。

从组织反清革命团体（政党）集结反清力量，到揭橥三民主义理论大旗动员民众，再到百折不挠的武装反清起义，孙中山都是首着先鞭，矢志不移。他的思想和实践，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也顺应世界的潮流，因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