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先知先觉。他最先发现指望着清廷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持不懈，硬是将“一个人的革命”发展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导致两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导致两千年帝制就此进入历史。孙中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意义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孙中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鲁莽武夫，他有自己的理论，有战略有策略，有计划有步骤，他的理论就是三民主义，他的战略就是振兴中华，他的策略就是驱逐鞑虏，他的步骤有军政、训政和宪政，还有五权宪法、全能政府等一整套的东西。虽说孙中山的这些理论已成过去，但作为思想遗产，也值得尊重和分析，某些方面还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

民族独立并不是民族孤立

从孙中山思想内在结构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领路人和先行者，他的思想不能不深刻打上中国思想传统的烙印。他既然无法脱离中国的思想背景而建构其思想体系，那么中国思想传统的影响对其思想形成来说便是一种无法拒绝的选择。这一点，他的民族主义显得最为明显，与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其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他的政治意识中，中国人只有真正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强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国才有可能步入现代化快车道，才有可能对世界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在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中，一个尚未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是没有资格说什么现代化的，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

确实，当一个民族尚受外族压迫的时候，被压迫的民族不是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而是侈谈什么世界主义，天下大同，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麻醉。问题在于，这种压迫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究竟是一个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还是一个先进文明对一个落后文明的熏染与冲击。换句话说，孙中山政治理念中的民族反抗与民族解放，究竟是用一种先进文明去击碎落后文明强加给一个先进文明身上的枷锁，还是用一种落后文明形态去抵抗外来先进文明的冲击呢？

显然，由于孙中山前后期所处中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因此他政治理念中的民族主义内涵也就具有前后期的不同。就其前期，即辛亥革命前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孙中山的目标主要是反抗满洲贵族在中原的政治统治，即以相对先进的华夏文明去反击满族贵族相对落后的文明形态。这虽不能说是一种狭隘的满汉之争、华夷冲突，但在其内心深处对异族统治中国的不满与厌恶，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其早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换言之，如果不是满洲人入主中原，如果中华大地依然还在汉人统治下，那么可以设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其早期便不会发生。即便鉴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与列强冲突的事实，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包容满汉冲突的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当然不能忽略民族独立与发展，当然不能受制于另一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独立与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和平共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由于其人数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实在太小，由于其文化相对说来毕竟比中原落后，因而当他们以一个落后民族弱小民族统治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汉民族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一些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说，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之间满汉冲突几乎从未停止。然而问题在于，当现代国家形成之前，满洲人以周边少数族群的身份入主中原，这不仅是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各种族实力竞争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满洲人经过二百余年发展，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基本瓦解，满洲人的族裔意识除了其上层贵族之外，实在说来已相当淡薄。这一原本相对落后的民族就其总体而言，业已基本上被汉人所同化。这就为辛亥革命时期不再刻意强调驱逐鞑虏提供了契机，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不是将满洲人驱逐出中原，而是实现一个从未被提起的“五族共和”概念。

按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中华民国建立了，民族主义也就完成了使命，中国未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落实民权，提升民生。至于中国此后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孙中山也将之定义为民族主义，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排斥或蓄意迎合，而是以一种批判的立场检视西方精神遗产和文明成就，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长处以及有利于我民族未来发展的地方，孙中山从来主张“拿来主义”，坚持吸收与融合的辩证立场，所以他被毛泽东誉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代表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民权主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的民权主义主要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民本思想，一是欧美民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儒家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儒家学者对人文的关切也远迈其他民族的正统思想。而且从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看，至少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学者也名正言顺地成为官方学者。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儒学的民本思想、民主因素并没有太大损失与减弱，那么何以在此后两千年传统社会既不能建立民主立宪政治体制，又不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呢？

尤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便到了有“天崩地解”之虞明清之际，即便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承继原始儒学民本思想，提出非君等许多异端思想，那么为什么丝毫无助于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建构，中国依然在旧有轨道持续运转呢？只是到了辛亥革命，中国人赶走了皇帝，中国方才进入一个民主共和时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即便有儒家民本主义因素，但其主要内容无疑是外来的，是西方近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什么是民权主义呢？孙中山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他说，民权主义的道理和民族主义差不多，民族主义是对外打抱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抱不平的。国内有什么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军阀官僚的专制，四万万人还是不能管国事，还是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像这样压迫的不平，和外国人的压迫也是一样的。所以对国内的专制打不平，便要应用民权主义，提倡人民的权利。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这种不平的专制，和外族来专制是一样的。所以对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由此可见，孙中山民权主义核心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

为实现主权在民政治理想，孙中山对西方近代三权分立思想进行了系统改造，提出一个“五权分立”的原则，也就是在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基础上，增加考选权和纠察权。根据孙中山的解释，这两项权力原本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优良传统，只是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孙中山期望在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共和政体，以使各机关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

民生主义与制度超越

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固然重要，但三民主义的根本还是民生主义。而且，由于近代西方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一些新问题，使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总是潜藏着一种超越情绪，既想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弊病，总是想着法子去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就是孙中山常说的“毕其功于一役”，将社会问题、民族独立与民主问题一揽子解决。

孙中山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方面反映了近代国人要求改变落后的中国为先进的中国，要求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国人面对西方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无穷困惑。也就是说，他们的关切点是中国既要进步，既要发展，既要走上世界一体化道路，又要防止、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希望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又不希望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以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从而使中国从中世纪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更高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问题在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建立在或依附在其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之上，我们可以一厢情愿地采纳其生产方式，而拒斥其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但那究竟还有多少实在意义，究竟还有多少现实可行性？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我们怎么可能只要其生产方式，而不要其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呢？

理论上虽然如此说，但在社会实践领域，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事实上却都在设想怎样才能只取西方之长而避其短，避其弊。孙中山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他所担心的只是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是一小部分人拥有土地和资本，而绝大多数则无土地和资本，成为绝对的贫困阶级，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故而他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将土地和资本收归国有，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处于均贫或均富的同一状态，以避免新的社会冲突。

均贫富的理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但是如果将这一原则强调过分，在实业、资本、社会经济并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各求所需的条件下，过早强调均贫富，恐怕只能适得其反，有碍于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结果不是均贫富，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只能处于均贫的同一状态。

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着重发展生产，而过于强调分配问题。他的《建国方略》，尤其是其《实业计划》，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助于中国实业发达，确为国家经济大政策。问题在于，孙中山毕竟是要在中国经济尚未真正获得发展之前提前预防资本主义流弊，既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用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生产与流通。这样，市场经济便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起飞便无从谈起。

应该承认，孙中山对西方近代社会模式的批评有其合理意义、进步价值，因为当一个社会还主要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的情况下，人为策动社会阶层分化，当然不可能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孙中山期待用“思患预防”的办法在分配方面进行调整和干预，就可以防止随着实业增长、经济繁荣而出现的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