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俊是浙江温州的革命先烈，《译报周刊》是他生前订阅并收藏的抗日时期的红色刊物，也是我国仅存的一套最完整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期刊。
文俊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还是个初中生。家里的四个兄弟中，他排行老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家在温州朔门江边有一家门面颇大的店面，是经营麻制品的“麻行”，麻制品是温州的土特产；同时在闹市区开设了温州第一家 “鸿飞车行”商店，做着把自行车从上海贩运到温州出售或出租的生意（“鸿飞车行”犹如现在的小汽车出售、出租公司）。文俊上的初中是温州中学，这是一所老牌中学，1902年清廷推行新政时，由著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孙诒让创办，初为温州府学堂，1933年更名为浙江省立温州中学。这里出过学问家，也出过一大批革命者。学问家有夏承焘（“一代词宗”）、王季思（戏曲史家）、张肇骞（生物学家）、苏步青（数学家）、夏鼐（考古学家）、谷超豪（数学家）等，还有十二名校友荣获中科院院士的头衔；革命家中单牺牲的“校友英烈”就有近五十名，著名的如谢文锦（中共南京地委书记）、郑振铎（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金贯真（红十三军政委）、庄鹤生、蔡其武、陈洛琏……文俊便是其中一位。文俊的家庭是个殷实富有的城市家庭，文俊就读的学校是当时造就人才的著名学校，这样的成长背景，既让文俊走上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显得难能可贵，却又在情理之中。
文俊革命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如早逝的枫叶，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出头。他十几岁就走上革命路，他的人生只能用一步一步来计算与划分。
文俊的起始步是在初中念书的时候，那时他就在浙江温州投身革命事业。初中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温州这样一个“环山阻海”且是我国江南少有的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中，算是知书达理的文化人了。文俊博览群书，从中了解了旧中国，也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从他留下的红色期刊与进步书籍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足迹。他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也读过不少俄罗斯的进步革命文学，如高尔基的小说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文俊侄子郑嘉钧在儿时都见到过这些经典著作。嘉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军时还带着其中一些著作入伍，但在括苍山区剿匪时都不幸遗失了。书籍的页面上都留下了文俊做的读书笔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文俊在初中时就读过《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当时的他是否能完全读懂这些书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么说，他毕竟读过了，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当我们沿着文俊的思路翻阅《译报周刊》时，我们看到，文俊在多处用红、黑、蓝不一样颜色的水笔与铅笔密密麻麻地划出了不少杠杠。虽然文俊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但是通过《译报周刊》，他已经明白了中国抗战初期的形势，对日寇的入侵、武汉的沦陷、长沙的大火、英美的“绥靖政策”和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等问题均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尤其是期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与方志敏、叶挺、陈毅、项英等中共领袖人物的介绍，以及许多篇革命文章，开阔了文俊的视野，让他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文俊就是从“读书”走上革命道路的。
文俊在温中读初中，1938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毅然休学，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初他担任永嘉城区（温州城区）区委委员，负责做青年工作 。这三年期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头三年，是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在浙南形成与展开的三年，一方面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另一方面中共党组织也日益地恢复与发展。文俊全心身地投了这场革命洪流之中，他的任务是负责开展温州城区几所中学抗日救亡工作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从现在读到的有限的几篇回忆文章中，我们能看到文俊所从事的抗日救亡革命事业。董服官在他的回忆文章《难忘的岁月》中谈到了七件事情，第一次是“约在一九四〇年年初，当时我在联中上初三，学期即将结束时党组织负责人和我商量，希望我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居住，以便党组织有个活动地点。”“下个学期开学时，我在谢池巷4号一家酱酒店的三楼，租了一间有两间门面大小的空房”。第二次是“蒋介石则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在国内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的活动只能以极秘密的方式隐蔽地进行。记得在我这里开会的，经常只有四个人，他们是党组织负责人和关少娴、关榕，陈力萍可能偶尔也参加会议”。第三次是“党组织负责人在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休学专门从事党的工作，上情由他下达，下情由他上达。我们几个少年党员，心地纯真，团结一致，把党的工作当神圣的事业来做，丝毫不敢马虎草率”。第四次是“当时，党内的秘密文件由党组织负责人交给我先看，看完就由我保管，或者由我交给关氏姐弟传阅。文件用很薄的棉纸或油光纸复写，多用简笔字，如‘党’字写为‘T’，‘的’字写为‘D’，等等”。第五次是“那次读书会会议结束后，党组织负责人叫我第二天上午留在房内不要外出，说梅爱文有事要来商量。……梅爱文当时是联中初一学生，才十三岁。她的父亲梅思平当了汪伪政权中的部长。梅爱文在舅舅马骅的启发和帮助下，毅然举起‘大义灭亲’的旗帜，发表宣言表明断绝父女关系，反对当汉奸的爸爸”。第六次是“以《突击》墙报之名作为校刊之名，请手工教师设计封面，送某印刷厂排印，自己校对。不久，党组织负责人补送来两篇稿子，一篇他说是请马骅写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文章提出必须认真奉行孙先生生前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批评蒋介石推行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制造国共磨擦，使亲者痛仇者快；另一篇是王季思写的，大意是指责本省一些中学训育制度不够民主，需要改进。收到这两篇文章后，我立即送到印刷厂补排”。第七次是“一九四〇年上半年真是多事之秋。……一位不到二十岁很有作为的青年——永嘉县政工队队员胡景琛（建国后温州市第一任市长胡景瑊的胞弟），在永嘉楠溪被人暗杀了，为了抗议反动派的暴行，温州地下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天，党组织负责人来通知我，要我分别召开学联和校学生自治会的干事会，发动温州各中学派部分学生参加胡景琛的出丧示威游行，我校的军乐队亦参加。我都照办了。……”董服官的这篇文章把文俊的一件又一件革命活动生动、具体、深刻地叙述了出来，文章集中反映了温州的三件大事：一是中共党组织在温州几所主要中学的恢复与发展；二是反对汉奸汪精卫的斗争，当时温州的一个特色是反对梅思平（他在南京汪伪政府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与工商部、实业部部长及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的斗争；三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以张宝琛为对象）的斗争。文中董服官所说的党组织负责人就是郑文俊，董服官是当年同文俊一道从事抗日事业的同志，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战友关系，所以为什么他在回忆文章中只提党组织负责人而不提具体姓名，却将其他战友的名字一一列出而无一隐名，让我们感到迷茫。当打听到董服官曾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时，我们当即就和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办公室联系。接电话的女同志在电话中很感叹地说：“董服官也叫董舒林，在我校很有名，是一位很有学问的高级教师，这位离休的老同志，已经去世多年了。”这条线索断了，令人非常惋惜。然而为了进一步求证，几经辗转，我们通过在上海离休的吴文达（温州解放初期任公安局副局长），找到了1940年在温州联中担任支部书记的关少娴。关年已九十有余，正在住医院，经其女儿叶卫红的安排，我们直接和关通了电话，告知了她原委。年迈的关在回忆起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人和事的时候，自始自终很激动；在谈到郑文俊时，她说：“郑文俊我还记得，他叫洛夫，当年我们还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开会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董服官的回忆录中都有。”另外，冯增荣在《生之痕》一集（1999年出版）中写道：“文俊在校期间与我们一块参加‘民先’和抗日救亡工作；在离校不久、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党的工作者了。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们两人曾先后为党支部工作，跟他有过联系，当时，他是温州城区区委青年委员，领导各个学校党的工作。”另在《生之痕》二集（2009年出版）中写道：“我在温中党支部工作时，县区领导干部张益健、陈胜筹、柯干华、林勃、郑文俊（化名洛夫）、谷超英（现名谷力虹）等都曾直接来联系和指导工作。” 2011年，郑嘉钧与夫人胡茜玲访问冯增荣时，冯忆及他自己同郑文俊共事时的一些情况，告诉郑嘉钧夫妇说：“文俊主要负责开展温中、联中、瓯中三个学校党支部的革命工作，学校汇报情况与商议工作时到李家村2号来，甚至这几所学校迁到青田等地方后，学校来人接头也到李家村来；文俊赴平阳游击区后，我居住在李家村文俊老宅的正间，一天当办完事后，在返回的路上，闻身后有人呼我党内的称谓（叫陆洪），顿时警觉已被盯梢，便左拐右拐直到夜晚再转回住处，生怕被捕连累文俊家，次日便搬离文俊老宅。解放后，我调省教育厅任职，文俊父亲郑景树专程来杭州，经谷超英（谷力虹）和我证明，追认文俊为烈士。”2013年6月，冯在北京给郑嘉钧的回信中提及当年的革命事业为了保密起见，“以T称呼党是当年的惯例，不是我和文俊的约定，我和文俊约定的是以后通讯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当年称新文字，曾在社会上局部流行），后因以这种方式也难以保密，没有实行。”何生在给郑嘉钧的信中说道：“文俊同志在永嘉城区中共区委工作时一度负责联系领导温中党支部工作，约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受中心支部书记冯增荣同志委托，一度到温州城区向文俊同志请示学校党的工作。”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的《留住光辉照后人》一书中说：“关榕（董服官在回忆文中提及）投入抗日救亡后，他的家府学巷25号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据点，关榕的小房间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点，联中党支部成立大会和支部会议都安排在这里召开，城区党组织也派人参加并宣布关榕为支部书记，……”上面一大段文字说的是文俊从事革命事业的第二步。
第三步是文俊离开温州市区到平阳山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浙南“基本地区”实行“武装清剿”。其时，浙南党贯彻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开展工作；1941年初日寇第一次侵占温州，时局吃紧。文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温州去平阳山区坚持抗日斗争，这是当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安排的一次“调动工作”。郑瑾在回忆中说及“有一次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五、六月份，三叔一直未回家，更没在家开会，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爸爸等人，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后来听说他已到平阳山区去了。就在这一年的初冬，从平阳山区来了一位与三叔共事的人，才真正知道他已到平阳山区参加游击队了，这位同事是三叔叫他来家的，要带一条棉被回去，说平阳山区冬天会很冷，还需要几块银元作另用，后来奶奶叫妈妈缝了一条棉被，把十多块银元一针一针缝在棉被的角儿里，叠好装在麻袋里，再缝好袋口。过了二天，他的同事来取棉被时，我的奶奶很伤心地托附来人说，有机会叫文俊回家一趟，我们很想念他。大约在第二年的夏秋之交，三叔托人带口信来家说：他很好，请家里人放心。因为爷爷的确不放心，过了几天带了好多银元，再三恳求，最终跟着来人去平阳山区见到了三叔，要他回家，他坚决不肯，爷爷没有办法，只好一人回家。听爷爷说，三叔在山区生活很苦，住的是无定着的破房子，晚上风大连蜡烛都点不着。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三叔的消息了，全家人到处打听，却杳无音信。”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富家子弟，文俊能自觉地投身革命事业、投身抗日事业，而且在极其艰苦的山区游击战争环境中，能始终坚持革命理想，最后为之奉献出了生命，非常伟大。文俊在平阳山区的革命活动前后持续了三年，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清剿”活动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特别是1942年2月发生了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的事件，史称“温州事件”。为了斗争的需要，中共浙南特委决定永嘉城区区委只设书记（冯增荣就是区委书记），不设委员，当时任区委青年委员的文俊已撤退到平阳山区。“温州事件”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浙南党组织一网打尽，部署重兵进行“清剿”，分割包围游击区。中共浙南特委决定继续坚持农村基本地区的革命斗争，加强瑞（安）平（阳）斗争，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特委主要领导分头展开活动，文俊在平阳山区参加各种反顽斗争。由于文化与理论水平较高，他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包括编写与油印抗日救亡的宣传材料及外出筹款、筹粮，其中还要温州家里送过一些大洋（据有关资料，文俊的父亲送过五十块大洋，这在当时是可观的数目）。当时平阳山区虽然是老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革命斗争仍然极其艰难困苦、危机四伏，一大批党的骨干（有三十五人）先后壮烈牺牲，被捕的群众达五百多人，全县各地特别是老区北港处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嚎声四处，火光冲天”。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942年正月，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带领县委机关和武工队骨干转移到瑞安高楼等地。在平阳山区的反顽斗争岁月里，文俊没有留下完整的遗迹，我们只能从历史的大背景下及现存的回忆文字里，寻觅当年的惊心动魄。当时文俊的长辈对他十分思念，他的父亲虽经常以钓鱼排遣日夜挂在心头的思念，但还是时常会自言自语地说：“童子佬（这是一句温州土话，是对子女既亲热又骂一句的话），就是不回来看看！”他的母亲过早去世，是因为过度思念儿子，临终前还在喃喃自语道：“老三，老三，见不着了……”1943年4月，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张宝琛派兵围剿浙南抗日革命根据地，那天文俊等十来个人在一庙中聚集，因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军队一百余人围攻而壮烈牺牲。
文俊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优裕的生活环境，最后牺牲在平阳山区。文俊的一生是十分短暂的，可归纳为三步或三个阶段，即年轻时读书，接受先进思想熏陶；初中的时候，抛弃优裕生活，毅然中途辍学，自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做了大量的抗日革命工作；1943年，刚刚过了二十岁生日，就牺牲在浙南平阳山区的对敌斗争中，真是“早逝的枫叶红未散”。文俊的战友吴文达在给郑嘉钧的信中说：“我们这些人的岁数都大了，风烛残年，说走人就走人的，如需向我们查证一些史实，确实是需抓紧的。”
文俊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套《译报周刊》，这是一套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红色书刊，也是他细心保存的珍贵革命文献。这套周刊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已经沦陷的历史背景下，在英租界出版的红色刊物，前后只有9个月（1938年10月10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直到1939年6月出版第二卷第十、十一合期后停刊，共计三十七期三十五本）。据查，这套周刊是目前国内唯一完整的一套留存至今的红色刊物。文俊在温中读书与开始从事抗日事业时，就阅读并保存了这套刊物，他将之视为珍宝，因为它是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盏明灯；在离开温州奔赴游击区时，文俊把它妥善包装好，秘密藏在老宅温州市朔门李家村二号的夹墙里。直至这座老宅旧房改建，拆墙时人们才从夹墙中发现了这套刊物与其他一些“红色”书籍。“红色刊物”重见天日，令文俊烈士的后人非常惊喜。文俊的侄儿郑嘉钧（文俊二哥的儿子）仔细阅读了周刊并将其复制，还制作了索引及文字介绍。我们沿着郑嘉钧的阅读思路，将周刊重读了一遍，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套《译报周刊》上面文章的作者有几百位，有真名，也有许多笔名，国内的有胡愈之、陈毅、叶剑英、周扬、梅益、巴人（王任叔）、贝叶（冯定）、艾思奇、林淡秋（应服群）、石西民、艾纳（冯宾符）、冯玉祥、蒋百里等，国外的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史沫莱特、斯诺、布鲁奇等等。这么多名人，在当时的“孤岛”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为这份“红色刊物”撰写与转载了许多文章，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传抗日，以期唤醒民众，非常难能可贵。今天，我们再读这些作品依旧感动万分，这些磅礴大气的文章，振聋发聩。文俊当年就是在这些文章感召下，毅然决然地抛弃优裕的生活环境，投身到抗日的铁流之中，尤其是奔赴浙南山区游击根据地，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上，《译报周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有四大类别：一是宣传正面战场上的武汉与广州失守、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长沙大火；二是就敌后战场，评述了新四军、八路军的战绩，还有一期专门将叶挺军长作为周刊的封面人物，并开辟了《新四军特辑》专栏，发表了《怀民族战士方志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公开宣传革命烈士方志敏，并给予了他高度评价；三是揭露了汉奸理论与汪精卫的嘴脸；四是揭露日寇的暴行与侵略言论，每一期的周刊上都有一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段对不同的事件加以评述。
第三，《译报周刊》的一大特色就是发表了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有关的大量文章，这在当时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把抗日战争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升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地位。在中国抗战的初期，周刊就有这样一种认识，是十分不易的。周刊还表了许多篇类似的既有国际视野、又有理论深度的文章。
第四，《译报周刊》的另一个特色，是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以文艺论文为主，又涉及经济、哲学、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些论文多出自名人手笔，今天读来仍倍感亲切，因为不仅主题切中时弊、论述十分清晰，而且文采斐然；有些文章今天换一个题目仍然可用，如《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在战斗中发展的〈资本论〉》、《认识真理的三个标准》等。
第五，《译报周刊》每期的封面，都会刊登漫画、铜板画、木刻画、照片，以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的实质，歌颂中国的抗日战争。
总而言之，《译报周刊》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初期，而且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孤岛环境下，向人们展示了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现存的《译报周刊》，是郑文俊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