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保龄

 辽宁的旅顺口港最早被西方人称为“亚瑟港”和“阿尔图尔港”。它位于辽东半岛东端，地形险要，是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一个天然军港，它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共同守护着中国渤海湾的大门。1880年，李鸿章决定将旅顺口打造成北洋海军的军港基地。军港的核心设施，就是为北洋海军建造一个可供战舰维修、停泊的大船坞，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旅顺大船坞于1890年11月全部竣工。

袁保龄所著的《阁学公集》

 了解旅顺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李鸿章就没有旅顺口。当北洋水师急于解决大型军舰的停泊和修理问题时，正是由李鸿章力排众议和一再坚持，才获得清政府批准，在旅顺口修建大型海军基地。虽然李鸿章在旅顺基地建设中，先后8次来此视察督促，加快了旅顺基地的建设步伐，但笔者通过研究《项城袁氏家集》了解到，真正全权负责旅顺港口建设的执行督办，是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

 袁保龄，字子久，又名陆龛，出生于河南项城。其父亲袁甲三及兄长袁保恒（袁世凯之父）都是淮军的骨干，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嫡系。1882年，李鸿章命袁保龄接手负责旅顺港建设工程，并加强北洋海防护卫。1890年7月，48岁的袁保龄积劳成疾，不幸病故于旅顺军港的建设一线上。他死后，朝廷赏赐祭葬（相当于现在的国葬礼仪），追授其“内阁学士”的职衔，并把他的生平事迹公开表彰并交给国史馆，与他的父亲袁甲三一起列入了国史列传。在项城袁氏族谱中，他被族人誉为“阁学公”，著有《阁学公集》传世。

 事实上，袁保龄并不是第一个被派往旅顺建港的总督办，在他之前的两位前任——淮军将领陆尔发和黄瑞兰，虽然都是李鸿章的亲信，但是一个昏庸无能，一个贪赃枉法，李鸿章无奈之下将他们全部裁撤。当袁保龄临危受命接手旅顺口建设工作时，其实旅顺口早已是一个烂摊子了。

 在旅顺军港建设之初，为了将旅顺的东港与入海口分开，必须在港口外围筑起一道拦潮大坝，这是军港建设的首要工程。在袁保龄接任时，这项工程在前任黄瑞兰主持下已快完工。由于黄瑞兰为了贪污工程款，在组织施工时，便偷工减料、虚报工程量，致使大坝底部的海泥没有挖掘干净，并且坝身的收坡过小，造成坝体渗漏向下坍塌，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袁保龄到任后想方设法予以补救，一方面增高加厚旧坝，另一方面又在东面加修备用大坝作为应急之用。在袁保龄到任后的一年里，拦潮大坝曾数次发生危情。1883年10月28日起，连日雷雨，潮水大涨，狂风巨浪，大坝危急。10月31日上午，大坝南段突然塌陷５尺，下午更进一步塌陷，使坝体几乎与海水水面持平。并且大坝的中段有二三十丈的区域，均出现横裂大缝。在此危急时刻，袁保龄率领提督宋庆所部的毅军3营、总兵王永胜所部的护军营１营官兵和民工，在一线奋力抢险。庆幸的是，从11月1日开始天气转晴，风势减弱，潮水下落。袁保龄带领官兵和民工迅速采用传统河工办法抢修加固坝体。到11月10日，天气又转恶劣，狂风不分昼夜地刮，震天撼地，拔木破屋，几乎是袁保龄到旅顺后所见到的最大风势。在袁保龄的亲自指挥和带领下，全体官兵和民工经受住了考验，保住了大坝。直到19日，大坝上的所有塌陷部位全部堵闭合拢。此时，袁保龄不放心大坝安全便督率部下，冒着风雾在大坝上又坚守了40余日。

 在解决大坝的塌陷问题后，袁保龄采用石块垒叠的方法巩固大坝，终于使大坝坚固稳定，最终按规划要求，高质量地完成了拦潮大坝工程。拦潮大坝工程如期完工了，但袁保龄却中风病倒了，最后请来曾给慈禧太后看过病的名医汪守正诊治，才渐渐恢复。即使这样，袁保龄在上报的文件中“咬定牙不说前人一字坏处，以力避世俗诿卸之习”。由此可以看到，袁保龄为了不让上级误解自己是一个诿过他人、推卸责任的世俗小人，宁肯自己咬紧牙关、受苦受累，也不说前任的一个字的坏话。

 旅顺船坞三面接陆一面临水，其基本组成部分为坞口、坞室、坞首。坞口用于进出船舶，设有挡水坞门，船坞的排灌水设备通常建在坞口两侧的坞墩中；坞室用于放置船舶，在坞室底板上有支撑船舶的龙骨墩和边墩；坞首是与坞口相对的一端，其平面形状可以是矩形、半圆或菱形，坞首的空间是坞室的一部分，是拆装螺旋桨和尾轴的地方。旅顺船坞使用的建材是花岗岩，船坞每一块花岗岩的尺寸都非常标准，铺在坞底的花岗岩长短宽窄也十分对称。

 在船坞建材的选择上，袁保龄和李鸿章聘请的德国帮办善威意见完全不一致。善威坚持主张用烧制的泥砖作为船坞的建筑材料，袁保龄则认为烧制的泥砖没有花岗岩的质地坚硬、耐用，因此坚持要用花岗岩作为砌筑船坞的材料。在清朝末年，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中方官员的决定往往不如一个外国人的意见更能得到上级的肯定，但是袁保龄为了船坞的质量过硬，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人互不相让，争执了四个多月。最后，袁保龄的意见因为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专家支持，才最终确定了使用优质的花岗岩作为砌筑坞身的建筑材料。如今，旅顺船坞虽已经历了120多年的风蚀海浸，但它仍然质量完好、坚固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