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改原来的防御作战计划，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连续发动5次进攻。然而，战争中，美军拥有制空权，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使国内运过鸭绿江的粮食仅有40%到达部队官兵手里，运过去数十吨的苹果，坑道里的战士见到的寥寥无几。冬季尤其不能生火做饭，一旦冒出炊烟就会招来美军飞机的轰炸。这种大规模的兵团运动战给我志愿军后勤保障带来极大困难。

 1950年11月12日和12月18日两次“炒面煮肉”会议的会议记录封面

 1950年11月8日，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同时，将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总部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彭德怀司令员和洪学智等几位副司令员看到样品后都很满意，随即要求东北军区后勤部大量制作炒面送往前线。同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会议，东北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参会，周恩来总理也专程赶赴沈阳出席此次会议。会议部署东北地区党政军各部门要在1个月内制作完成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送往人民志愿军前线。这次会议以及之后东北军区、东北人民政府落实此任务的会议均被称为“炒面煮肉”会议。

 为了落实工作任务，东北人民政府先后3次召开“炒面煮肉”会议。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还多次对此项工作提出要求。为确保炒面的质量，东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12日印发《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对炒面和煮肉的原材料选购和配比做出明确规定，其中，炒面的成分为：高粱米粉44%、小麦粉25%、苞米粉20%、大豆粉10%、芝麻（或花生）1%，另外，每百斤炒面需加精盐半斤；要保证各种面粉炒熟、炒匀，经过晾晒再包装；规定了炒面的减量标准，如一斤炒面一般减量为20%；炒面需用质量好的布袋包装，双线缝口，不能漏面。1951年3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对炒面的包装规格提出更改要求：将原装5斤，净长3尺、净宽5寸的炒面包装布袋改为净长5尺、净宽3.5寸，仍装5斤，袋口须缝2寸的斜边；由每箱装8袋改为6袋，以适应前线部队运输和战士携带。东北人民政府要求各市政府和各大单位组成炒面工作委员会，由1名主要领导同志负责，日常工作由财政局负责，卫生局负责检验；为了保证炒面质量和加工速度，要求辽宁、吉林、松江等省抓紧制造炒面设备以提高炒面产量和质量，并经常对炒面工作进行检查；将炒面袋子编号以便追查责任，确保为前线部队提供优质炒面。

 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炒面煮肉”工作，动员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昼夜加班组织并参加“炒面煮肉”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亲自落实任务，指定1名领导同志负责。为了保障食品质量的安全，参加“炒面煮肉”工作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确保政治上可靠。这些党、团员白天照常工作，晚上炒面煮肉，一干就是几十天，大家不但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工作热情和积极性高涨。

 当时，需要供给志愿军的炒面煮肉数量很大，如果按入朝作战部队每人每月三分之一的数量供给炒面，仍需要740万斤，而东北地区部队后勤和地方各级政府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完成约500万斤。为保证前线部队所急需的粮食，周恩来要求中央党政军机关、北京市和华北地区一周之内赶制120万斤炒面，其中分配给华北军区60万斤、公安部队20万斤、中央供给部5万斤、军直供给处25万斤、北京市10万斤。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东北地区党政军机关和各省仅从1950年12月22日至1951年1月22日1个月就完成炒面650万斤、煮肉52万斤的任务。从第二次战役开始，炒面已成为前线作战部队的主要干粮。据统计，从志愿军入朝参战到1951年6月，国内运往前线部队的干粮为6290万斤，占所运粮食的17%，其中绝大多数为炒面，解决了前线部队吃饭的最低需求。

 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成为人民志愿军保卫和平、浴血奋战的精神写照。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在没有空军掩护、后方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我志愿军歼灭敌人约23万人，将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接受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