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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记忆 Zhejiang Memory / 11期


发布日期: 2013 - 12 - 30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 浙江档案局


嘉兴沈氏四姐弟的传奇人生
文/李持真
    在近代,宋氏家族的四姐弟的风采闻名海内外。在近期嘉兴市档案馆开展的“嘉兴记忆”档案史料征集活动中,随着工作人员对嘉兴沈氏四姐弟家族历史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嘉兴沈氏四姐弟的传奇经历重现社会。
    沈家并无显赫的家世,其父沈秉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过7年编辑,参与编辑过《辞源》等书。然而,沈家四姐弟都受过新式教育,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不同的人生轨迹,其人生际遇映射出社会变迁的斑驳影像和历史的沧桑印记。可以说,沈氏四姐弟的经历与宋氏四姐弟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学识风度一时名动公卿,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

足使裙钗生色的巾帼英雄
    沈性真(1894—1971),曾用名沈警音,字亦云。1906年7月考取北洋女师范学堂,1908年1月成为该校的首届毕业生。武昌起义爆发后,她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并积极开展活动,受到当时沪军都督陈其美和参谋部长黄郛的重视和支持。该队的军事教练员杜伟(海军陆战队教练员)回忆说:“队长是沈警音,她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又称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约70余人,成员多数是上海爱国、务本两女校的学生和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的旅沪学生,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以北洋女子师范的学生居多数。”
    据刘清扬(1894—1977,北洋女师范学堂1908级学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回忆:当时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学生因参加辛亥革命,学校“只好宣布提前放假。因此,许多南方的同学都回上海参加了女子北伐队。”
    1911年11月18日,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在《申报》上发表《女子军事团警告》一文,号召妇女参军参战。该女子队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鼓励和支持,如黄兴的女秘书徐宗汉,经常到敢死队讲话,鼓励队员们增强战斗的决心和信心。她们还与上海其他女子团体联系密切,和上海妇女界的吴芝瑛(秋瑾的老朋友)、唐群英等名流来往频繁。经短期训练后,该队于1912年1月24日“驰赴金陵助战。闻此队女子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又闻该队以攻取金陵为目的,故又称为荡宁(南京别称)队。”南北议和告成后,该队结束活动,成员各创人生之路。后沈警音与黄郛(国民党元老)结为夫妇。
    1911年11月29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在《申报》载文称赞她们:“女子之身,有慷慨兴师之志。军歌齐唱,居然巾帼从戎;敌忾同仇,足使裙钗生色。”辛亥革命时,黄郛推陈其美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黄以教育部长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其权力的巅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沈性真的《亦云回忆》详细披露了很多黄郛参与处理的外交事件的幕后真相。

致力于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沈性仁(1895—1943),幼时喜欢数学,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求学,因父病回国,后入北京女高师。1917年与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所长,1949年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60年去世)结婚。夫妇志趣相投,生活淡泊。
    沈性仁是民国时期一代名媛,她在“五四”时期翻译了戏剧《遗扇记》,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和《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并被搬上舞台演出。这是最早的被翻译成白话文的外国戏剧之一,这一探索成果对于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有着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了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欣赏。除文学戏剧外,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他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在出版后的第四年,就由其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著名报人、作家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的,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要深远呢!”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新月俱乐部参加聚餐会和活动的人物有胡适、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较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楚材湘俊一时集,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他们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好朋友。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羡、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见沈性仁时,即倾心动情,并作爱情诗题赠: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的胡适,在1918年4月5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胡适需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助谈,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的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的女人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1933年1月22日,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少年似昔”,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
    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备受折磨,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1943年1月21日,年仅48岁的沈性仁因肺炎突发在兰州逝世,留下了三女一子。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大姐性真以文天祥的《别弟诗》挽妹:“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金岳霖写了散文《悼沈性仁》,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女性。这篇文章堪称民国史上描写女性的典范,文中说她“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

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的水利专家
    沈怡(1901-1980),又名景清,字君怡,国民政府高级官员。1912年秋,入青岛特别专门学堂中学部学习,后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习。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赴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获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加入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学社;曾任汉口市工务局工程师兼设计科长、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长、中国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第一届理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和技监。1945年起历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赴任)、南京市市长,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受聘为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防洪局局长,曾组织开展湄公河下游水利开发工作。1960年5月回台湾后,任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部长,1968年任“驻巴西大使”,1970年3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旋受德国汉诺佛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白朗许伐格工业大学、罗尔大学4校联合之聘,主讲水利工程与东南北缘政治课程。1974年起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兼工学部主任及实业计划研究所主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后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在美国病逝。
    沈怡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他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的问题。1946年夏,他出任南京特别市的市长,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沈氏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黄河年表》、《黄河问题》等书,译著有《社会进化论》等。1979年,沈怡身患癌症,他希望胞妹沈性元前去探视。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沈性元赴美探望胞兄,并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意见。沈怡拒绝阅看,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一再婉转相劝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于是沈怡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国内。不过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建设的具体情况如何,现已不得而知。沈怡生前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台湾出版。
         
积极襄助后学的教育楷模
    沈性元(1906—1986),早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喜爱昆曲,擅长书法,热心教育。1927年春天,由黄伯樵、顾树森介绍,沈性元与钱昌照(钱氏长期主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建国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于上海订婚,夫妇相伴60年。
    解放后,钱昌照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性元带着儿子钱士湘从台北经香港来到北京,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十几年如一日地为街坊大爷大妈读报,并组织手工小组开展生产。她热心教育、襄助后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性元去世之后,钱昌照为她设立了沈性元奖学金,该奖学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私人奖学金。1999年,钱昌照去世后,该奖学金更名为钱昌照、沈性元奖学金。
    与两位姐姐跌宕坎坷的命运相比,沈性元要幸运得多。沈性元的丈夫钱昌照,出生于江苏常熟的一个书香门第,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因与沈氏家族的关系,他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一开始他是外交部长黄郛的机要秘书,很快就升任国民政府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争取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的支持,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由钱昌照负责日常工作。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被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管理全国的工业建设,由钱昌照任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升格为部级机关;在此期间钱昌照主持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1947年4月27日,钱昌照离开资源委员会。5月10日,行政院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后来,钱昌照与著名学者吴景超、刘大中等人创办了《新路》杂志,这是一份批评时政的刊物,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批评。1948年8月,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钱昌照悄然出国考察,并于第二年6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从香港回到北平。1949年7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驻地会见钱昌照。在谈到长江水利开发计划时,钱昌照说:“国民党政府太不像话,花了不少人力财力进行筹备,而1947年4月底,在我离开国民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就停办了。”毛泽东说:“将来这件事还是要办的。”后来周恩来也向钱昌照表示,这件事“新中国一定要办”。

作者单位:嘉兴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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