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包括家谱在内的文献资源生产与服务的方式。“修谱行为”是对新修、续修、祭奠家谱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修谱作为一个特别且传统的社会行为，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冲击，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目前，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变化，就是修谱通过“家谱数字化”工程来开展，但这仅仅是数字技术对修谱行为影响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现代数字技术还给家谱的形态、内容、保存等方面带来了很多改变。
一、家谱和修谱行为从私密化走向大众化
家谱和修谱行为本来是一件家族内的私密事情，我们从资料中可以发现，早期的家谱一般由一房保存一部，不会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掌谱人领取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的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是否完好，有无破损、遗失的现象。对家谱的收藏、保管也有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家谱不准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
较之以往，现代社会的修谱已变成了大众化的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为如祭谱时全程数码录像，或通过手机短信群发召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宗亲聚集在一起举行祭谱仪式，有的还在城市现代化的会展中心、会议中心举行各种修谱的工作会议。从中可以看出，修谱行为不再是家族的私密事情，如今已俨然成为大众行为，其规模为各位宗亲所津津乐道。其间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个就是现代技术。本文单从这一点展开深入探讨。
二、现代修谱行为的改变分析
（一）数字技术对家谱形态的改变
研究家谱离不开研究它的形态，家谱的形态是多样的。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有口传家谱和实物形态家谱，如结绳家谱。文字出现之后，现今留存的有甲骨家谱、青铜家谱、石刻家谱、塔谱、手写家谱、谱单和印制家谱等。
当代新修家谱大多采用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家谱中附有彩色照片，包括人物肖像、全家福、编修人员合影、村貌、风景等。一些家谱还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谱后附有光盘。如浙江海宁《褚氏家谱》，光盘中的排版与实物图书完全相同，且“编后”中解释了附光盘的原因。
可以说，家谱的形态已完全跟时代同步，原有的修谱概念有了较大改变。光盘复制便捷，不再有一房一部的概念，同时也改变了家谱不准私自誊印或外借的限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早期的甲骨家谱、青铜家谱，到纸质家谱，再到今天的数字家谱，家谱的形态一直与同时代科技发展同步。不同的是，今天的数字技术对修谱行为的改变比较大，甚至某些改变是根本性的。
（二）数字化对家谱留存的改变
目前，家谱数字化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之一。数字化技术让传统纸质家谱走出木箱，成为可供大众随时浏览查阅的资源。如上海市图书馆早在2006年就将馆藏家谱数字化，还将家谱书目数据库和家谱影像数据库进行了整合，读者能同时检索到家谱的书目和影像。浙江温岭图书馆依靠方正德赛平台建立了家谱数据库，读者查阅时只需申请一个电子账号，就可以下载家谱并进行浏览。
家谱已然成为可共享的资源，这给家谱的保存方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说现今家谱多以纸质为载体，族人还需要打开纸质家谱才能查看自己的名字，那么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相信再过几年、十几年，查看自己名字时只需把光盘、U盘插入电脑，在电脑中用鼠标点击查看，或者在触屏手机上用指尖点击就可做到。家谱保存方式的改变，使得家谱的内容更加公开化，也便于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与研究。
（三）网络对修谱间隔期的影响
关于修谱的间隔期，大多数家族规定为30年或3世续修一次，也有的规定30年一小修、 60年一大修。实际上，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修谱的频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各地的职业修谱师也开始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以提高修谱效率。另外，网络快速地传播着各家族的修谱信息，这些信息不断刺激着大家的神经，无形中加快了修谱频率，使得修谱的间隔期越来越短。如浙江温岭的郭氏宗谱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修过一次，距今已有90年，但自1991年至今的二十年里，修过两次（分别为1991年和2012年），间隔仅20年；温州的一些地区甚至仅隔十几年，就郑重其事地续修一次家谱。虽然一个时代高频率的修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但是，频繁修谱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四）网络化对家谱内容的影响
1.网络的传播特性加剧了修谱时的“书善隐恶”行为
家谱一般都存在着“书善隐恶”的现象，而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家谱中乐于载入名人善行，以起到光宗耀祖的目的；有的家谱甚至对提供资金捐赠的个人和企业也予以较多篇幅的记载，以安徽2008年修的《潜川韩氏宗谱》为例，修谱方规定“若捐资二百元可入功德榜；捐资五百元的个人二寸彩照入谱；捐二千元的全家福彩照入谱上功德榜”，甚至为其撰写传记。有一套家谱，其中赞助企业和法人的宣传篇幅甚多，俨然成为企业宣传手册，缺失了家谱的严肃性。编纂家谱时，人民“隐恶”、“讳恶”的心理可以理解，因为丑恶的事情一旦载入家谱，不但永远成为一房一族一姓的污点，而且还会通过网络传遍各个角落，出于这样的考虑，修谱时人们会选择把“不光彩”的族人及事件都隐去。但这种现象若持续“发酵”，将会使得家谱丧失其教化和原始记录功能，弱化家谱的史料价值。
2. 网络的大众化加剧了修谱时的“攀附假托”行为
网络的普及，加剧了修谱时的“攀附假托”的行为。如安徽的《淝南周氏宗谱》，它收录了从古至今各行各业的周姓名人，甚至包括了周润发、周星驰、周杰伦这样的名人，他们的资料都是通过网络搜集而来，编入家谱之中，这样的家谱质量实堪忧虑。这种行为十分不利于对家族的历史原貌进行如实记载传承，也使得新修家谱的质量大大降低。
三、数字技术对修谱行为良性作用的思考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由此带来的修谱行为的改变让人眼花缭乱。目前对此的研究文献不多，如何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在修谱中的正面效应，是一个新颖而有趣的课题。通过上文的分析，在此仅作一些发散性的思考，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首先，对珍贵家谱抢救性扫描工作已刻不容缓。众所周知，一些年代较早的珍贵家谱纸张脆弱，严重影响着其数字化的效果；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其散失，导致这类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少。目前各类文化机构收藏的家谱数字化进度不一，一些大型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发展得较快，其数据库内容基本覆盖了该馆的家谱资源；但很多基层单位因技术、人员、资金的短缺，造成工作进度缓慢。所以国家应统一部署珍贵家谱数字化工作的进度，并对基层单位予以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确保珍贵家谱的数字化工作顺利完成。
民间收藏有很多的家谱，其中不乏珍贵家谱。由于思维定势，人们一般不愿意将自己的家谱主动拿出来，以供文化机构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宣传，如通过技术展示的方式，增加家谱持有人的兴趣、约定原谱的所有权不变，以消除持有人的顾虑，承诺将数字化的内容无偿赠送给持有人，以坚定他们贡献家谱的信心。浙江温岭图书馆采用了赠送数字化内容的方法，效果很好。目前已征集到172种共1000多册的家谱，并将其全部数字化，其中不乏陈詠、赵大佑等地方名士的珍贵家谱。
其次，开放续谱的大众化平台。家谱中世系图等内容浩瀚繁杂，按传统方式开展续谱工作十分麻烦。所以完全可以采用网络续谱的新做法，如在各保存数据库的网页中附带网络续谱软件，供有关人员免费下载；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保留备份，并指导有关人员开展相关的网络续谱活动。这一想法从目前来看似乎有点超前，但终将会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这也有利于避免续谱时动辄花费几百万元的现象发生。
再次，期待国家能出台一份家谱数字化工作和修谱的指导性意见，以加强对家谱数字化和修谱行为的引导，从而充分发挥家谱的作用。
从数字化角度来看，需要设定一些简单的标准。比如检索项设置，除一些名人或较具价值的家谱外，一般不宜设置太多的关键词检索，以免浪费有限资源，因为从数字加工角度来说，检索项越多，成本越大。同时，要尽可能对现有的家谱设置保护等级，不同的保护等级其数字化开发利用的层级也不同。可以设置档案级、馆藏级、公开级的三级分类保护制度，“档案级”的数字化成果仅供特定的研究人员使用；“馆藏级”的资源仅供馆内查阅使用；而对于一些新修的、价值不是很大的家谱，则列入“公开级”范畴，在征得拥有人同意后开放在网页上供读者浏览、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