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顾维钧获博士学位时的留影。

 在上海嘉定城中南大街349号的法华塔院内，顾维钧生平陈列展常年在此展出。顾维钧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他曾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那句“中国的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轰动了整个巴黎，他为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他是在国际会议上对西方说“不”的第一人。如果说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起点，那么上海则是他人生的开端，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从这里走向世界。

 上海开启他的视野，给予他梦想

 1888年，顾维钧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城外一座极具中国风格的住宅里。他的降生被视为顾家交好运的开始，这一年，他的父亲受邀在一艘轮船上担任会计，家里的经济情况大为好转。顾维钧小小年纪就展示了他聪明好学的一面。在3岁时，他就和二哥一起去私塾念书。与同龄小朋友贪玩厌学不同，顾维钧从不逃课，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即使二哥因头痛和疲乏不愿去时，或母亲因大雪而让我待在家里时，还是照上不误。”

 顾维钧既懂得学习，也会娱乐。他在课余时除了踢毽、射箭外，还会仿造一些新奇的玩具。“电话”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一根长丝线的两头各系一个空火柴盒，一人拿着一端，当他在一个房间对着火柴盒说话时，另一个房间的人通过这个火柴盒就能“听”到他的话。除了“电话”，顾维钧还自制过水枪等玩具，这些玩具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并培养了他的创造力，这与他成长的环境也有着密切关系。那时的上海，得风气之先，外国的新发明、新创造大多是先传到上海，再传向内地。或许正是上海这独特的成长环境，开拓了顾维钧的视野，赋予了他能量，给予了他梦想。

 那时的上海既是西方文明传播之城，也是中西矛盾尖锐之地。一天，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在黄包车上，用拐杖在抽打车夫。顾维钧见此情景，十分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顾维钧在上海这片土地上见到过太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就萌发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理想。

 小小少年展露外交家的才华与特质

 顾维钧在私塾读书的生活，因为父亲的一个突然决定而中断了。父亲的朋友请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担任家庭教师，而且这位朋友愿意让顾维钧与其子女一起念书。父亲觉得这对于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顾维钧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便欣然答应了。但是家馆里严厉的老师、沉闷的气氛，令他一时难以适应。顾维钧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想法，但父亲没有任何反应。第二天，顾维钧试图逃跑，但被轿夫抓了回来。第三天，顾维钧成功逃去了姑婆家，不过最终还是被父亲抓回了家。顾维钧的母亲明白儿子绝不是因为怕苦或没志气才逃学。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勉强答应让顾维钧重回私塾念书。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顾维钧自小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性格，而这种性格对他日后处理外交事务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9年，11岁的顾维钧在姐夫的提议下报考了基督教卫里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院。在这里，顾维钧接受了不同以往的教育，并开始接触英文。按规定学校每周上三次英文课，课上会进行拼读比赛，前12名优秀生会坐在老师两侧的两排长凳上学习英语。入校不久，顾维钧就成为坐在长凳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并且他把长凳首位的位置一直保持到学期期末。顾维钧在外语学习上表现出的惊人成绩或许注定了他未来将会在外交事务上大展才华。

 1901年，顾维钧转学至圣约翰大学。这一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一系列改革由此推行。不久，改革影响到了圣约翰大学。原先学校的中文课安排得极少，学生们强烈要求改革中文教学，学校最后只得同意学生的要求。当顾维钧和同学们听到新老师讲到中国史、讲到中国名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将领以及爱国志士时，总是异常激动。“新政”中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鼓励学生出国留学，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由此，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顾维钧和身边的不少同学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当他的母亲听到这一想法时却极力反对。顾维钧告诉母亲：“施肇基和施肇祥就是留学回来的，这正是中国的需要，我也想接受新教育。”顾维钧去意已决，他的心中已然明了自己出国要学什么，将来要做什么。

 少小离家，家乡是他永远的牵挂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踏上赴美的轮船。到达美国后，他在库克大学学习了一年英文，第二年便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老师的言传身教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2年，学成归国的顾维钧开始在外交方面崭露头角。刚开始，他在唐绍仪手下任外交部三等秘书，不到两年就官任外交部司长。1915年，27岁的顾维钧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而后，凭借着自身不凡的勇气和才能，他在外交方面的表现更加游刃有余。1945年，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56年，退休后的顾维钧定居美国，但他心中仍念念不忘祖国与家乡。顾维钧见到每个从上海去美国看望他的人，都要问一问去过嘉定没有？他对家乡的一切都深深地眷恋着，他特别怀念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1983年其女儿顾菊珍回大陆探亲时，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去嘉定，看看家乡的变化，并将自己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献给了祖国。97岁那年，顾维钧还饶有兴致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着“孔庙”，又勾勒了东西大街，西端写着“西门”二字，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跃然纸上。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是关于家乡的记忆却深深地印刻在顾维钧的脑海中。

 1984年10月18日，顾维钧给家乡的题词。(此档案现存于上海市嘉定区博物馆)

 都说弱国无外交，可顾维钧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坚持据理力争；虽然定居美国多年，但他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即便少小离家，但他心里始终装着祖国与家乡。晚年的顾维钧曾亲笔书赠嘉定博物馆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正是他思念家乡、眷念故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