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补拍的结婚照。

 1925年4月12日，太阳刚刚升起，上海南区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已经人山人海，人们将在这里追悼革命先驱孙中山。

 上午十点，宋庆龄来到追悼会场。和她一起进入会场的有母亲倪桂珍、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宋庆龄苍白美丽的脸上写满了悲戚，但她明亮的双眸却透出一股坚毅。何香凝在追悼会上讲述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其中还有一段涉及宋庆龄的话：

 夫人（指宋庆龄）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指孙中山）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先生已死，我辈之责任愈重，先生已为我辈播三民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种子，我辈当日日汲水灌溉，使之滋生长大。

 此刻，人们从宋庆龄的眼睛里，读到了她对孙中山的深切思念和无尽缅怀。在美国人斯宾塞所著的《三姐妹——中国宋氏家庭的故事》中记载了宋庆龄说过的一句话：“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孙中山的逝世对宋庆龄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她没有沉湎于悲痛和哀伤之中。因为，宋庆龄今后必须独立面对、独立处理许多事情。她知道前面的路不会风平浪静，只是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激流险滩和漩涡礁石在等着她。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宋庆龄迎来了她的第一次“独立”战斗。

 惨案发生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忙于平定内部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无力顾及领导五卅反帝运动，只是在6月2日及以后发表的宣言中，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号召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全体党员一致抗议，与英帝国主义相搏，但缺乏具体、明确的行动步骤。

 宋庆龄则在事后立刻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这次斗争的反帝性质，盛赞中国人民的反帝行动。宋庆龄指出：“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她对军阀政府根本不抱希望说：“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的这篇谈话和同年6月6日中共中央内刊《向导》上刊载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文的精神完全一致。该文指出：“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斗争。”那时的宋庆龄和共产党人还没有过多的直接接触，更说不上深交，但她的思想已和中共不谋而合站在了同一立场。

 同时，宋庆龄特别委托杨杏佛为五卅运动创办一份报纸——《民族日报》，并于6月10日在上海出版。之后数日，她不时出入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民族日报社就设在这里。宋庆龄每次来，都要和工作人员一起策划商量。这张报纸除了报道五卅运动的情况和言论外，还积极宣传孙中山的反帝思想。

 宋庆龄知道在报纸上积极宣传思想是不够的，她还亲自去学校进行演讲。上海的六月酷热难耐，劳累过度的宋庆龄病倒了。当大家劝她休息时，她却说：“不行，明天还要去大同大学讲演。”

 第二天，宋庆龄如约来到大同大学。学生们并不知道宋庆龄是抱病来演讲。宋庆龄那天演讲的题目是《近代之外交史》，内容涉及世界大势、各国对华政策及关于五卅惨案的社会、经济、外交等问题。学生们被宋庆龄的演讲深深折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想请宋庆龄“出山”，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宋庆龄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临终时要求替他访苏的嘱托，她决定赴莫斯科访问。

 准备工作是悄悄进行的。宋庆龄出国的一切手续都是由她的密友雷娜·普罗梅出面办理的。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访问早已得到苏联政府的允诺和邀请，所以手续很快办妥。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重申了实行三大政策的重要性。

 次日凌晨三时，上海法租界一片沉寂。此时，宋庆龄一身贫家妇女打扮，在雷娜·普罗梅陪同下，悄悄走出了住宅。不远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林荫道上，停着一辆汽车，那正是苏联领事馆安排来接宋庆龄的。宋庆龄坐进汽车后，车子一路疾驶，很快到达黄浦江码头。宋庆龄和雷娜·普罗梅在那里上了一条小舢板。三小时后，小舢板停在了吴淞口的一艘俄国货船旁。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