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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木版水印”人生
口述/魏立中 整理/周平
潘天寿的《雁荡山花》、吴昌硕的《牡丹》等名家大作，挂在杭州市中山北路237号的“十竹斋”的墙上，气魄非凡。而当我驻足观赏时，斋主魏立中却告诉我们，这些画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画”，而是复制品、印刷品，是木版水印作品。起初我不信，可参观了魏先生的工作室后，我惊诧于印出来的画竟然可以“以仿乱真”。应我的请求，先生讲述了他与木版水印的故事。
我与木版水印的缘分
我七岁开始学画，为什么要学画呢，因为那时候有一本非常有名的电影《卖花姑娘》，里面卖花姑娘的遭遇很让人心痛，于是我就想把她画下来，但是怎么画都画不出来；越画不出来，越想画，后来就喜欢画画了。后来，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我考进了中国美术学院。那时候，有人问我，到美院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就想把自己想画的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他们说这个要求太简单了。从美院毕业后，我去应聘展览馆的设计总监（印刷）。当时我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人脉，凭着当场作的一幅素描作品，老板聘用了我，两个月后年薪就是20万。2001年，我决定辞职，那时侯我的年薪已经到了50万，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放弃高薪的工作？当时，我也没有想得太多，只是觉得我得做一件事情，做一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后来从事木版水印的人生经历。
因为从事包装设计，对印刷行业也很熟，再加上学画画的时候也接触过版画，并很喜欢，尤其是碰到了我的恩师陈品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天天学勾描，练习线条笔力。学水印得先从一年的“提刷吊耙”基本功练起——左手手腕提刷吊耙水平转动，每天要刷几百张小画片。刻版的刀具很有讲究，你们别当这是普通的刀，光是刀具大大小小的就有数十把。这些刀具大小不一，功能上也各有区别，比如圆口刀适合雕刻大型的纹路，而平口刀则适用于细微的雕琢。我的很多刀具，都是老师亲自制作并传给我的。我当年常做一件事，就是磨刀。刀具本身经久耐用，但是刀锋却因为雕刻的磨损，只要用上两三天，就需要重新磨。磨刀是木版水印的入门必修课，新学徒通常要负责所有磨刀的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杭州有3000家印刷企业，但是没有一个老字号印刷厂，没有一家是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印刷厂，这对有着悠久历史的杭州，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所以我就想把老底子的木版水印挖掘和传承下去。
老师们的倾力传授
当时我向中国美术学院时任版画系主任张远帆教授求教，并经多方奔走寻找，找到原水印工厂著名画家、篆刻家张耕源和徐银森做指导老师，并聘请何孙谟、陈正尧、王刚、俞泓等老师担任杭州十竹斋木版水印技术指导。后来，我又多方收集资料，撰写木版水印艺术著作，又请张耕源、徐银森、陈品超、何孙尧老师讲述木版水印历史，记录存档。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开拓视野，张耕源、陈品超老师带领我和朱彩萍、裘巧去上海朵云轩、江苏扬州广陵雕版印刷博物馆学习交流刻版技术，并得到木版水印国家级传承人蒋敏和吴琴云大师等前辈的当面指点。在朵云轩工场里，我目睹一张画用上千块木版精雕细刻然后完成水印的过程，任伯年作品《群仙祝寿图》、胡正言作品《十竹斋书画谱》等名画用这种传统技术被复制得惟妙惟肖，当时我就决心一定要把这一国粹继承下来。
张耕源老师倾力支持杭州十竹斋的发展，并将他自己当年雕刻珍藏的《十竹斋印谱》、《西游记》、《粒粒皆辛苦》等作品送给我们。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张耕源老师还把自己从业数十年的工作笔记以及与荣宝斋、朵云轩师傅交流教学的笔记提供给我参阅借鉴。笔记里记录了工具使用技巧、磨刀、选材和复制国画的传统技艺，以及自描画的古代木版水印工具图样，十分详尽，这些对于提升雕版水印技艺有很大的帮助。
陈品超老师不顾年事己高，把自己掌握的木版水印技艺，从审稿选题、勾描、刻版、水印等步骤，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同时十竹斋举办专题艺术讲座，邀请著名画家王伯敏、吴山明、潘鸿海、刘江、张远帆等艺术大师为我们上课。前辈不仅为我们传授技艺，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我们。在名师指点下，“十竹斋”木版水印团队潜心学习，一丝不苟地专攻勾描、版刻、印刷技术，成为国内木版水印的新生技术力量。
我的心愿和目标
杭州有茶叶博物馆、丝绸博物馆、刀剪剑博物馆，但是却没有木版水印博物馆。这对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而言，实在是一大遗憾。目前，我已经搜集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材料，并邀请七十多岁的陈品超大师，录制了他亲自动手操作木板水印工艺，从磨刀、雕刻到印刷的全过程，作为音像资料备份起来。我多么希望能有一块地，建一个木版水印博物馆，用来展示木板水印的历史，向世人展示“木版印刷”这个传统国粹，使其能够更好地传承发扬下去。
整理者单位：杭州市群众艺术馆
魏立中，1968年6月18日生，浙江嵊州人，浙江省非物质遗产项目木版水印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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