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农民种田从此不再纳粮。此令，于别人或许并无特别感受，但于我却意义深远。

“皇粮国税”源远流长。公元前594年鲁国“履亩而税”，开了我国农业税收的先河。税有何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地方官员最大的职责就是征解“皇粮国税”。当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中国的“皇粮国税”仍是清代国库最重要的来源。祖上所遗的那数十张“上忙条银版串”“下忙条银版串”及“漕粮版串”便是极为珍贵的家庭档案，既记载了薛家祖辈们埋头耕作的历史，又诉说着他们身为农民的艰辛和不易，更反映了“苛税”猛于虎的血泪。

“上忙条银版串”“下忙条银版串”及“漕粮版串”

这数十张“版串”上起同治五年（1866年），下至民国五年（1916年），系我高祖、曾祖缴纳钱粮之后官府发给的凭证，“常熟县”等满、汉字样的红色大印清晰可辨。由此可知，“皇粮国税”分钱、粮两种，一年缴纳两次。上半年缴纳钱的一半，名为“上忙”；下半年缴纳钱的另一半，名为“下忙”，还要缴全部的秋粮，称“漕粮”。缴纳同时取得官府发给的“版串”作为凭证。这些薄如蝉翼略大于巴掌的“版串”，其格式几乎一成不变。但这些“版串”所载缴纳的钱粮并不完全相同：若遇闰年要适当加征，若因灾害或皇室发生婚丧大事时特予奉准减免若干，“版串”中会加以注明。

同治五年薛氏先祖分家文书

 同治五年薛氏先祖分家，高祖分到田三亩八分多，其中一亩八分多为需向官府缴纳钱粮的自田，需纳钱九分四厘，粮二斗一升。另外的两亩租田虽不用向官府缴纳钱粮，但要向田主还租。田主向官府缴纳的钱粮实际上由各家佃户分担。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粮从租出，租自佃交”。

 那么，彼时一个常熟县需征收多少钱粮呢？据《重修常昭合志》所载，地漕正耗银六万九千七百五十六两，漕粮七万七千多石。同时期所征的商、盐、典等税总数不过数百两。常熟如此，苏州府属其他各县也都一样。“同治减赋”，苏州府只减漕粮三分之一，税银丝毫不减。顾炎武有言“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本地农民是“苏州赋重甲天下”的最终承受者。晚清王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农民被当作应付国难的“救命稻草”，官府的横征暴敛总是在“皇粮国税”上动脑筋挖潜力，最终都由广大农民、尤其苏州农民来承担。光绪年间，苏州玄妙观前被抓来枷锁示众的欠租农民常有数十上百。李超琼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讯案十数起，皆欠租之农为多。责之枷之，殊以自愧蚩愚非罪也，贫矣。忍而出此，迫于催科自故耳。”

李超琼日记稿本

 辛亥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愿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但农民负担依旧沉重。民国五年常熟县国民政府发给我曾祖父的“冬漕版串”和“下忙版串”，几乎与前清的一模一样，唯一的变化是改成了铅字印刷。孙中山先生号召“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让“耕者有其田”，之后的国民党却不仅“确认土地私有之铁则”，而且认定“佃户不纳地租乃大乱之道”，更以各种名目加征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统计，1934年全国各省的田赋附加多达673种，最多的江苏达147种。田赋附加竭泽而渔，民不堪命，当时的政府终于1934年发出“关于永远不准再加田赋附加令”，贯彻似有成效，1936年统计“共减轻之附加有三百余种”。然而好景不长，到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最后几年，田赋附加又达到七百多种。人们讽刺说“这个奇绩，世界各国是休想与我国伦比的”。

 纵观历朝历代，国难当头时总是打“皇粮国税”的主意。平心而论，在“皇粮国税”为国家最大财源的情况下也只有拿它“开刀”，适当加征也未尝不可。但史料表明，那些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大部分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大发国难财，而农民总是受伤最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人民翻身当了主人，可国家“一穷二白”，田赋不能不收，农民兄弟深明大义，无怨无悔地支持着国家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彻底废除农业税的条件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2005年国家颁令废除农业税，进一步让农民分享改革的红利，造福了亿万农民。

薛家堂及老宅

薛氏祖辈居住的村庄已改换新颜，美丽乡村建设深入人心，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充分证明这一造福亿万农民的举措的正确。薛氏祖先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为当今农民种田不再纳粮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