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指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档案在我国古代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商代称为“册”、商代称“中”、秦汉称“典籍”、汉魏之后称“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等，清代以后才有“档案”之说。

 在2018年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展出了一批尘封档案，这些档案记录的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内容，而是很接地气、很贴近生活，展览内容亲切。

 北京市档案馆在举办“票证的记忆”展览中，一份份1978年前后的档案，却告诉了我们，在过去岁月中，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两个字，那就是票证。

 票证是如何主导改革开放前后的生活呢？咱们先从最关心的“吃”说起。上岁数的人应该对粮票都不陌生，这是在特定的年代必须要使用的票证。那您知道粮票是哪年开始使用的吗？

 这份档案是《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从1953年11月1日起，北京市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北京市民凭面粉购买证购买面粉。这是北京市最早的购粮凭证，它也是一个过渡性票证。

 那么为什么要开始凭票购粮呢？这是由于8年抗战加上3年解放战争，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粮食储存量远远不够，因此要实施计划供应。

 《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实施办法》第一条：为了对面粉实施计划供应，防止奸商投机，以稳定市场，保障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面粉统由国营粮食公司按照政府规定实施计划供应，任何私人不得从事面粉贸易，并严禁囤积或倒卖。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对粮食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根据北京市粮食局编写的《北京粮食工作40年》记载，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1月总销量258万袋，比1953年8月至10月下降了37%，从而缓和了面粉供应紧张的局面。

 其实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控制好粮食的统销，却又是难上加难。毕竟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其中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存在，说起来就是不同的群体对粮食有着不同的需求。

 而社会分工不同也导致不同群体对粮食有着不同需求量。《北京市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等别划分规定》就针对这种情况又进行了详细划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他们每天所消耗的能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因此，按照不同的工作性质，政府也进行了划分。特殊的重体力劳动者如矿井工作者、建筑工地搬运工等定量标准是最高的，达到了60斤。

 光吃主食也不行，还需要副食品的搭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副产品的供应并不比粮食供应更充裕，尤其是肉食。当时北京市肉、蛋、禽类的库存急剧下降，为了保障市民基本生活，有计划地进行供应，凭票购买肉食也就应运而生。

 肉票是购物的凭证，本身不含价值，不许买卖流通。

 1955年时北京市肉食供应非常紧张，为了有计划地保障市民的肉食供应，北京市人委（人民委员会）制定了《北京市肉类供应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为了有计划地实施供应，达到合理分配，保证特需，节约肉食，特制定本《办法》。《办法》对肉食供应的对象、供应的标准、肉食计划的制定，以及购肉证的签发与使用都做了详细规定。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对市场上肉食供应是极为严格的：按照规定，普通市民每人每月发不到一斤肉票，想大快朵颐那是不可能了，因此也就有了家家户户平时攒点肉票，逢年过节割2两肥膘包饺子吃的回忆。

 而除了粮票、面票、肉票，像糕点、食用油，甚至是芝麻酱等等副食品，都需要凭票供应。这些票证随着改革开放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才逐渐淡出了流通市场，成为了几代人的永久回忆。

 我们再来看看“穿”和“用”。

 1950年的时候，北京市棉布供应的需求量达27.5市尺，到1953年市民对棉布的需求量激增到88.9市尺。由于市民对棉布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为了保证供应，北京市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棉布的计划供应。

 “穿”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个刚需。1960年，布票供应非常紧张，档案记载，当时每人每月发2.5市尺布票，如果要裁剪一条裤子，需要3个人的布票才够。凭票购买棉花、棉布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这是北京市出台的《一九八三年度布票、棉花票发放办法》，其中记载了当时的布票、棉花票的定量标准，如：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农业人口，每人发给1983年度布票18尺5寸（包括棉线票1尺2寸）；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非农业人口，每人发给1983年度布票18尺1寸（包括棉线票8寸）。

 您或许要问，为什么到了1983年还会凭票买棉花、棉布呢？这是因为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大家要穿棉衣、盖棉被，正是有了这种需求才使棉花、棉布成了紧俏商品。由于供应量有限，棉花、棉布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依然需要凭票购买。

 这张表格列举了一些1962年时需要凭购货券供应的商品。以一双尼龙丝袜为例，需要收购货券2.4张，这是平均的收券标准，最高的时候收5.2张券。

 那么购货券是怎么分配的呢？以职工每月的工资收入计算，满20元才分配一张购货券，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当时购买一双尼龙袜子要攒上一两个月的购货券才能买到。

 如果说这些布票攒几个月就能做身新衣服，还算有个念想，接下来说的这几样可就没那么容易办到了。说起“老三样”，指的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当时购买缝纫机平均需要97张券，真是需要年积月累地攒，东拼西凑地凑。当时市民的平均收入是二三十元钱，按照满20元才分配一张购货券的标准计算，1个人最少需要97个月，也就是至少需要8年的时间。

 1959年，北京市日用工业品市场日趋紧张，为了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北京市商业局印制了购货证。凭购货证对食用碱、小苏打、肥皂等日用工业品进行限量供应。一年后，物资供应形势更为紧张，凭购货证购买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比如洗衣粉、煤油、皮鞋、布鞋、胶鞋都需要凭证购买。

 使用票证购买物品的情况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除了刚才说的棉花、布票还硬性规定使用以外，其他票证都逐渐失去了作用。

 这份档案是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停止发放和使用北京市购货券的通知》，通知指出，从1983年1月1日起，停止发放和使用北京市购货券，从而结束了北京市近20年凭购货券购买商品的状况。

 票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北京商品票证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创的艰辛而诞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消逝。就让我们通过一张张的票证和一份份档案，一起回味过去走过的艰苦岁月，来感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