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菜金增加二分钱标准通令

在江苏省金湖县档案馆馆藏的珍贵档案中，有一份反映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1941年2月20日颁布菜金增加二分钱标准的历史文件，文中提到：查各机关工作人员每日菜金，每日每人为一角，值此物价高昂实感不敷，自本年二月份起每人菜金增加二分，共计每人每日为一角二分。虽然只有区区二分钱，却单独行文予以公布，既是落实抗战区财经制度的需要，更显示了根据地财政公开、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

邓子恢、方毅签署的《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训令》（财字673号）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根据地一切都靠自力更生，除了组织生产运动、出台一系列平抑物价的政策，制定严格的财经和供给制度以加强自身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增加二分钱的菜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这种以分为货币单位增加菜金的根据地文件还有很多，以史明鉴，抗战时期地方政权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廉洁自律的事例层出不穷，对于今天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预算核准制度

 1942年9月3日邓子恢、方毅签署的《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训令》（财字673号）中指出，各地武装力量编制经费需经办事处核准后列入县款开支，“县款不够开支者，得每半年一次将不足之数向殷实富户举行劝募”，劝募的日期、金额、对象、方式、宣传品都必须在劝募前一月报办事处审核方可开始进行，劝募所得金额、动支的预算与用途、多余款如何保存等也需报办事处核准。文件最后总结说，“以上各项为抗日民主政权财政制度主要部分之一，各署必须切实执行不得再有各自为政、私自摊派、任意动支、不报不核之紊乱现象。如有故意违背，定予尽法严惩……”。

 二、30元的招待费标准

 1941年11月高邮湖西地方自卫武装纷纷建立，抗属进入军营探访者众多，同时因物价的不断高涨，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遂“呈请联防办事处酌量情形增加各区乡办公费及招待费，以利工作。”经联防办事处批准，每区署增加办公费20元，连前共为80元，加上保安分处驻区特派员办公费20元，每区署办公费合计共100元；其中“招待费为30元（以专招待抗属为原则）”。每乡增加办公费3元，连前合为20元，其中“招待费6元”。抗战时期高邮湖西区一级建制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个乡镇的规模，面对每月仅30元招待费标准的情况下，县政府尚在训令中要求“尚望厉行节省开支，尽量利用废物”。

 三、公用物品登记管理

 1942年淮南行政公署通知“各机关公事物品，均未登记呈报备查，而各机关人员，亦不加以注意，致发生浪费和不爱惜公物现象，为纠正过去缺点，特制定公有物品登记表及说明随令颁发，限四月五日以前填报”。同时附列了需要登记的财物清单和登记办法，其中不动产如房屋、园地等，消耗品如书籍挂图、米尺、印台、算盘、号码机、油印机、电话机、钟、公文箱、皮包、饭包、锅碗、勺桶、生产工具等，家具如桌、椅、凳、铺板、竹笆、芦席等都在登记范围之列，几乎囊括抗日民主政府机关绝大多数公用物品。

 四、区长因铺张浪费受惩罚

 在注重艰苦朴素作风培养和教育的同时，根据地也严厉处分了部分铺张浪费的干部，1942年淮南行政公署发出通令，对因铺张浪费的直属第三区区长杜李记大过一次，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原来直属第三区政府召开抗属会议及乡镇保长联席会议，经批准会议费用是400元和大米180斤，但至报销时，实际使用了1722.40元和大米190斤，竟然超支4倍多，淮南行政公署总结说，根据地“财政极度困难之际该区竟忽视命令，擅自透支巨款，紊乱财政制度，殊属非是”，只允许报销原批准的400元和大米190斤，其余的款项由该区在今后核准的经费内节省弥补，并给予区长杜李记大过一次，“通令各级政府知照以儆效尤”。

 五、狠刹贪污渎之风

 地方政府对于狠刹贪污渎职之风也是不遗余力，1941年10月高邮湖西的抗日民主政府接到第二区署报告，“该区太平乡办事员闵农及夹沟乡办事员杨曙等多报模范队人数，在八月份中，太平乡多报80元，夹沟乡多报31元，经查出后，该办事员闵农等自知错误，即将此款缴回”。这时各地以少报多、扣发保长津贴等等贪污渎职事件时有发生，政府在通令中指出，工作人员对于根据地新政权的政治认识不够，旧社会和国民党政府的贪腐陋习坚决不能根据地延续，各乡乡长在经济方面未能加以注意，才导致这种不良现象发生，如果不能根本肃清这类情况，将严重违背根据地政策，除对办事员杨曙、闵农“作最后之警告”（类似于今天的严重警告），命令行文通报给各区乡长，今后对于财经工作，应切实注意不断开展检查，对于下属工作人员，也应加强教育，以养成洁廉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