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龙泉县学警纠纷与司法裁断

文/张 凯

    清末民初，在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思潮的合力下，各地纷纷设立以在籍乡绅为主体的教育、警察、实业、财政等局所，开始形成以县公署为机关的“官治”与以“四局”为机关的“自治”双轨并存的县政模式。1912年6月，浙江省颁布《浙江省县自治章程》，明确规定由乡绅组成的县议会、城镇乡议会有权处置地方公益事务、法律或命令所认定的国家行政或地方行政事务。至此，地方士绅开始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形式主导地方教育、实业、财务和其他公共事务。各类自治组织作为政权机构的延伸，既能整合地方精英参与政治，加强基层社会的国家控制力，又充分利用本地财力办理地方公共事务，有效缓解国家财政困难。然而，地方利益的重组、职权界限纠葛使得警学冲突不断，县知事的司法裁决又往往受制于组织化的新权绅阶层。若以民初龙泉西乡警察分所与八都养正学校的纠纷为中心，或能展现民初县政官治与自治模式下，司法裁断与阶层变动的某种关联性。
    李镜蓉是龙泉著名乡绅，民初任龙泉商会商董、西乡议会议员。当时，李镜蓉在西乡创立初等养正小学校，该校1912年考取毕业生11名。1912年，龙泉设立警察所，并在西乡八都镇设警察分驻所，维持地方治安，禁烟禁赌，征收捐赋。警察分驻所设立伊始，便与八都养正学校摩擦不断，不久引发一系列冲突。1913年6月8日，养正学校校长李兴唐，教员刘振、李镜莲、王泽达控诉西乡巡警卓识无端谩骂、殴打该校学生李起唐（李镜蓉之子），并有校门对面摊贩十余人在场见证，此事关系教育前途，应当“按律严办”。11日，李镜蓉发动八都街郭吉兴等九家商号联名公叩，指出设立乡区警察本意在防止暴乱，维持秩序，保卫治安，而“本区自设有警察以来，巡士日以多事，人民愈不安宁，所员如醉如泥，警察似狼似虎，敲诈银钱，冶游土妓，站岗则沿街打坐，休息则聚类猜拳，买卖极不公平，窃盗谩不加察，处事不依警律，罚金不示街衢，而且动辄殴人”，李起唐实属无辜被殴，警员“吵闹学堂，谩骂校长，激烈之焰，不敢向前，暴戾之形，难以比拟”，希望县知事“照会警务所长，大加淘汰，重整警纲”，否则“不但人民无幸福之增进，而且地方有险象之环生，贻患实深，影响殊大”。龙泉县审检所批示，所言若属实，即令警察所长“严密稽查，认真整顿”；但又考虑到李镜蓉的背景，遂警告商民“有无被人捏名情弊”，若由“一二人怀挟私意，擅捏多名，肆意毁谤，亦当按律究办。”[1]警员申诉此事纯属误会，审检所重申“此案两造情词，各执一词，孰是孰非，殊难臆断，仰候饬派密查，再行核办”。[2]直至7月初，审检所批示的“调查与处分”一直未落实。李兴唐等扬言抗告，批评县知事一味袒护巡士，“此法律上处分之太不公平”，违背中华民国公民平等的原则。审检所坚持“此案前经明批示，并无袒警察而抑学生”，仅因“所控情节系属名誉起见，所员业已一再申斥，大失体面，当可和平了结。”[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11日，学生吴斌被殴，其父选民吴维周控诉巡警胡作非为，吴斌被巡警徐岩祥拦住讯问，后为巡警所伤，并称“风闻该派出所巡警无端生事，累出殴人，行人裹足，视为畏途”，“巡警为保护人民而设，转为贻害人民”。县知事不由感叹“该校学生与该派出所警察兵屡起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至，览状实堪痛恨！”[4]次日案情更为戏剧性，警员薛瑞聪呈诉校长纵容学生殴警，称巡警四人来校探视，结果二人被学生打伤，指责该校校长自李起唐与卓识冲突后，“屡唆学生与岗警寻衅生事，岗警每每哭诉前来，所员以生警不睦，有妨大局”，今又唆使吴维周诬告巡警，按此推论，此番巡警被殴打，“未始非镜蓉之指使”。[5]当然，校长与教员一致认定当时学生均在温习功课，秩序井然，不可能参与打架事件。学生黄云反控警察诬告，该所巡警为虎作伥，骚扰地方，仇视本校，“初殴伤同学李起唐，续殴伤吴斌”，此番又意图诬陷，“按照诬告律问拟，并附带请饬名誉赔偿”。[6]审检所召集两造人等，调停未果。
    至此，该案件愈发扑朔迷离，警察分所与养正学校各执一词，纠纷所涉范围也由西乡八都拓展至龙泉县警学两界，双方展开争锋相对的口水战。7月18日，龙泉县警察事务所所长夏涛呈诉“立校课士，设警卫民，一为国家兴教育，一为地方保治安，互相联络，方克有济，乃该校不明此义，无端生衅，欺辱警察”，李镜蓉实为学警冲突的罪魁，李氏“虽为西乡殷富，实素行卑污，好与地痞赌棍辈结交”。李镜蓉在八都开有猪肉铺，警察禁烟禁赌，使其生意大减，且“屡次催纳警捐，抗延不缴，钉憾在心，故多方与警察为难”，所以才唆使本已有意和解的吴维周控告警察。又称龙泉学生素来“习气骄横”，前有城区高等小学学校学生酗酒殴警之事。李镜蓉此番公然出庭辩护，无疑是学警冲突幕后唆使者，“实非地方之福”。夏涛特意强调龙泉“僻处山陬，民气强悍，去年围攻官长、毒殴法警”，一年之内恶风叠见，有赖官长“先后格毙数名，地方人心稍称安静”，龙泉民风有赖警所方才治安良好，李镜蓉煽动各党会、学校设法抵制警察尤力，若不加以惩治，则“下流社会将群起效尤”。[7]或许出于震慑，恰逢此时，警察所收押“诽谤”警察的商人陈天富。相反，夏涛所指闹出酗酒殴警事件的城区高等小学学校校长、龙泉县教育会会长李为凤再次出马，控诉巡警仇学。可见，此案表面为互殴案件，内在原因则是积怨已久的利益冲突。龙泉县知事对此案早有判断，认为警员品行尚佳，令学生让路为职务上应有之事，唯独用力过猛推跌学生，经申斥之后，必知悔过，“所请拘提应毋庸议”。学生不能胜人太多，“致长其骄气以害之”。[8]
    面对审检所的延宕与推诿，李镜蓉联络龙泉县商、学两界上书浙江行政公署，控诉县知事与警察所互相包庇，有违共和政体。龙泉商务分所与商民均认为国家以正税支出不足，设立自治局所，却以捐民之脂膏“养出一班毒似蛇蝎，贻祸地方之虎狼”。[9]学界则强调共和政体人民一律平等，职官犯罪，“理应停职归案审判，审判有罪，应受法律上制裁，庶之以保法律之平衡”，龙泉警学冲突之中，县知事虽处于监督地位，却以同属公职人员为由，并未迳传涉案警员出庭，若不立即撤职或派员查办，长此以往，恐将导致官逼民怨，地方或有变故发生。夏涛依然指责李镜蓉“市侩起家”，“屡次催纳警捐，抗延不缴”，一系列纠纷起因乃李氏有意教唆。浙江省民政长朱瑞明显倾向于商、学两界，责令龙泉县知事调查，并完整汇报此事。经过三次调查，龙泉县得出结论，西乡赌风最盛，警民矛盾较多，本城警察多来自于游民，不能“确守警章，立定岗位”，“终欠督率”，“似有未尽维持公安、保全秩序之责”，至于商学两界所言违法殃民，扰乱地方，强奸盗拐，则“尚不至此”。8月22日，知事黄黻令警察所所长夏涛转饬派出所斥革推跌学生之巡警，“暂予开除以平众愤”，同时告诫学生不得因此而“挟私自大，轻视警察”[10]。不久，夏涛离职，由县知事黄黻亲自兼任警察所。以李镜蓉为代表的乡绅似乎在此次对抗中赢得胜利，然而警察以“不作为”表示不满。从6月至10月，李镜蓉申诉屡次被盗，警员漠视。警员薛瑞聪坚持绝无偷盗事件，李镜蓉“别有所指而欲以诬陷”，“镜蓉为著名讼棍，刁狡异常”。数月以来，李氏捏控警察之案层出叠见，均由其唆令，“一术不售，又易一术。” [11]
    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传统士绅主导的地方公共事务逐渐被参与“新政”、地方自治的新官绅阶层所把持。绅权以自治性组织为凭借，迅速膨胀，自治团体与基层国家组织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12]龙泉县审检所裁断西乡警察分所与八都养正学校纠纷的曲折过程即是明证。在民初龙泉档案中保存大量乡民控诉警察的案件，县知事大多庇护警察。在民初动荡的社会格局下，县知事必然倚仗警政维持地方、实施政令，倾向以和为贵，压制商、学两界。然而，以县乡议会为依托的教育会与商会相互联合，双管齐下：一面自下而上，连番控诉，造成社会影响，将冲突的规模由西乡拓展至龙泉县，由养正学堂与警察分所扩大为龙泉县商学两界与龙泉县警察所的矛盾；一面联合申诉，走上层路线，获取浙江行政公署的支持，扭转龙泉县审检所的裁断结果。绅权的膨胀自然导致国家组织的反弹。1914年，北洋政府以“把持财政、干预词讼”等缘由，下令取消各级地方自治组织，各级议事会被取消，但各级绅董转变为区乡行政机构的主体，新官绅的权利并未受到冲击。[13]西乡警察分所与八都养正学校纠纷的幕后主导李镜蓉，1924年便被选为民国第三届省议会议员。然而，新官绅阶层权力的膨胀却为国民革命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洪流埋下了伏笔。

作者单位：“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历史系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清末民初浙江宪政运动与司法改革”（11ZJQN045YB）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资料：

[1]龙泉县档案馆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9996，12-21.
[2] [3] [5] [8] [9] [10] [11]龙泉县档案馆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13393，90 / 6-7 / 18 / 83 / 29 / 37-65 / 22.
[4] [6] [7]龙泉县档案馆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15599，12-15/ 21 / 47.
[12]魏光奇.地方自治与直录“四局”[J].历史研究，1998（2）.
[13]魏光奇.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J].河北学刊，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