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递交国书的副本 （现存英国国家档案馆）

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在英国伦敦市中心有一条著名的波特兰大街，这里紧邻繁华的牛津街，汇集了BBC总部、英国皇家建筑协会、百年郎廷酒店等知名机构。大街的49-51号是一座英国18世纪风格的建筑，房子虽然不大，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她告诉人们，这里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说到中国驻英使馆这幢建筑，它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外交代表机构所在地，有“天下第一馆”之称。然而，这“天下第一”的美誉背后，却蕴含着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外交经历。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外交档案中，笔者查到一份清朝皇帝就任命礼部侍郎郭嵩焘为大清国驻英公使给英国女王国书的副本，其中写道：“朕前因贵国翻译官马嘉理被戕，深为惋惜。特简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前赴贵国代达衷曲。”

 明明是任命使节的国书，怎么又成了“负荆请罪”的道歉信了呢？事情要从当年曾轰动一时的“马嘉理事件”（史上又称“滇案”）说起。鸦片战争后，为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英国当局计划修筑一条从其殖民地缅甸仰光到中国云南思茅的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武装探测队200余人，从缅甸出发一路北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特派职员马嘉理南下，以翻译身份加入探测队。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探测队进入云南。正月十六日，探测队与当地景颇族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向民众开枪，招致民众激烈反抗，结果马嘉理等被民众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

 事件发生后，英国借机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声言事件如不能按英方意愿得以妥善解决，英政府将派兵入滇。此时另有传言，英国可能会与俄国联手侵占新疆。在此形势下，清政府权衡再三，遂命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1876年8月21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正式开始谈判，9月13日双方签订了解决“马嘉理事件”的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

 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公使馆正门

 《烟台条约》共分三大部分十六条款，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赔偿被害人员家属恤款及英国处理“马嘉里事件”所需的经费等共20万两白银，并派钦差前往英国向英女王当面道歉。清政府决定派遣主张洋务改革、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赴英“道歉”。此时，英、美、法、俄等国已在中国建有公使馆等外交代办机构，而清政府尚无外派使节，郭嵩焘赴英道歉，也让清政府感到有在外派驻使节的必要，于是，郭嵩焘便同时被任命为驻英公使，令其完成道歉使命后留英常驻。

 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凤仪、德明、马格里（英国人）等30余人，于上海乘船启程。经过一个半月的航程，于次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顿，然后改乘火车前往伦敦。

 在郭嵩焘一行抵英之前，时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苏格兰人金登干已经租下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该楼建于1785年，由当时英国著名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和其弟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合作设计。外型美观，内部装饰华丽，是英国18世纪的流行建筑。郭一行抵伦敦后便下榻在这座100年前建造的五层楼房。

 2月7日，郭嵩焘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就“马嘉理事件”道歉，并递交了国书，成为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在任三年两个月。波特兰大街49号从此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外交机构——中国驻英国公使馆。

 在此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中国驻英使馆这幢建筑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历经公使馆、大使馆、代办处和大使馆的更替变迁，浓缩了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风云变幻，演绎出中英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