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身陷囹圄
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李伯钊在重庆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家里降生了。李伯钊从小酷爱文学，喜爱文艺。13岁时便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当时，萧楚女、张闻天正在这所学校执教，李伯钊最爱听萧楚女讲革命道理。在萧楚女的影响下，李伯钊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不久就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一名骨干。她积极参加排演反映社会现实的“文明戏”，揭露军阀的反动统治，启发群众的革命意识。初次接触戏剧的李伯钊，就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艺术天赋。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李伯钊和杨义君同学情谊深厚，李伯钊经常去杨家做客。而杨义君正是杨尚昆的六妹，李伯钊和杨尚昆也由此相识。
1925年，李伯钊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爱国革命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为了避开白色恐怖，重庆共青团组织决定安排李伯钊和几位学生骨干一起到上海大学学习。由于组织上没有安排路费，李伯钊向有钱的同学借钱才凑足了路费。来到上海后，李伯钊等人被安排在上海大学女生宿舍内备考，同时她还被委任为浦东团地委宣传委员，在浦东平民夜校任教。当时宣传的重点是日华纱厂。当工厂工人们下工时，李伯钊等人就迎上去招呼工人们到平民夜校上课，耐心地教工人们识字、唱歌，给他们讲革命故事，宣传革命道理。当时，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正准备举行一次武装起义，李伯钊等人的工作对象也扩大到全上海的工人群众。就在工运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926年，李伯钊接到组织的通知去法租界开会。谁知，上海警察局早已得到此消息，便派人埋伏在那里。李伯钊到达集合处，发现四周无一人，知道事情不妙，想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伯钊被埋伏的警察押送到淞沪警察厅。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年仅15岁的李伯钊不为所动，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狱中的李伯钊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在狱中遇到了杨尚昆。在阴暗的牢房里，两人都认出了对方，但他们都默契地保持沉默，只是彼此交换了个眼色。后来，杨尚昆出狱后，将李伯钊入狱的消息告诉了组织。两个多月后，李伯钊被组织营救出狱。对李伯钊而言，这一次的牢狱之灾是不幸地，但却幸运地遇见了杨尚昆，并在他的帮助下渡过了这次难关。出狱后不久，李伯钊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赤色明星” 文艺骨干
就在李伯钊被派往莫斯科不久，杨尚昆也被派前往莫斯科。在异国他乡，两人再次相遇，共同的革命理想、相似的经历让两人渐渐走在了一起。1929年，两人在莫斯科结婚。他们常常在一起学习，一起研讨革命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问题。
1930年，李伯钊应革命的需要回国从事工运的组织工作。第二年春天，她辗转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李伯钊与钱壮飞等组成文艺小组，负责大会文娱活动和组织编导节目。晚会那天，李伯钊不仅在台前台后忙个不停，还亲自登台表演了几个苏联舞蹈，演出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会议的王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这些节目清新活泼，激奋人心，台上台下，气氛十分热烈，更使我感到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演出。”
在苏区工作期间，李伯钊凭着丰富的艺术知识和表演经验，加之又学过苏联等国的歌舞，很快便成为演出活动的“台柱子”和主要组织者。1933年4月，为了进一步推动全苏区的戏剧运动，中央决定开办一个专门培训艺术人才的训练班，并由训练班学员组成一个连教学带实践的剧团。李伯钊受命主持这个训练班及其剧团，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投入紧张的筹备和组建工作。为了突出艺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她根据我国劳动人民大都穿蓝色衣裤的特点，将剧团命名为“蓝衫剧团”。不久，“蓝衫剧团”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李伯钊任校长。高尔基戏剧学校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先后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1000多名文艺骨干。李伯钊带着剧团不仅在苏区农村和红军部队中演出，还把节目演到了前线阵地上。
多才多艺的李伯钊被苏区人民誉为红军戏剧界的“赤色明星”。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女士来到延安后，就迫不及待地约李伯钊访问，以弥补丈夫斯诺的遗憾（1936年，斯诺到访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李伯钊还在长征途中，斯诺未能采访到她，只采访了李伯钊的战友危拱之）。海伦与李伯钊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海伦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写道：“妇女们在戏剧界大显身手，当演出组织者也当舞台上的演员。最初在江西组织苏维埃戏剧学校的，是两个刚于1930年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年轻姑娘，这两位是李伯钊和危拱之。”海伦这样描述李伯钊：“她是一个漂亮、优雅的女人。”“她很聪明，曾写过好几个剧本，在苏区颇享声望。”
三过草地 创作《长征》
李伯钊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著名红军女战士之一。多年后，她回忆起三过草地的这段经历，感慨地说：“第一次过草地，因为是跟着党中央、毛主席，所以情绪是稳定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北上抗日。第二次过草地是被张国焘胁迫的，思想上不通，精神压力很大，生活上困难也更多。草地周围本来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来了这么多军队，哪来那么多的粮食，所以第二次过草地主要就是靠野菜充饥，有时连野菜都挖不到，只好饿肚子。第三次过草地情绪又好了，因为又是跟着正确的路线走，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
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忘我地照顾年老和体弱多病的同志。第三次过草地时，二方面军已经完全断粮，战士们只得靠野菜维持。而有的野菜有毒，战士们却并不知情，李伯钊就带着宣传队，采集了很多野菜的样本，到处向战士们宣传，哪些野菜有毒哪些野菜没毒，来确保他们饮食上的安全。同时，她还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教战士们唱歌，打快板，演活报剧，前后奔走，鼓舞士气，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她创作的《一、四方面军会合歌》《打骑兵歌》在红军中广为传唱。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李伯钊的心头，自己是红军战士，有责任和能力把长征壮举和毛泽东写出来，告诉世界人民，告诉后人。于是，她开始创作歌剧《长征》。为了追求艺术的真实，她还邀请聂荣臻、陈赓和陈锡联担任军事顾问。在三位军事顾问的支持和帮助下，李伯钊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创作，1951年歌剧《长征》问世。这部歌剧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长征的伟大历程，表现了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更主要的是建国后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是我国戏剧创作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长征》的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人问李伯钊：“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好剧本？”她说：“因为我熟悉剧中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亲身尝过那些酸甜苦辣！”是的，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刻骨铭心的经历便是最好的创作源泉。
李伯钊为党的文艺工作孜孜不倦地奉献了她的一生，直至生命结束的前一个月，她还像战士紧握钢枪一样，紧握着她手中的笔坚持创作。1985年4月7日，李伯钊留下未完的残稿，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