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央领导人博古与军事顾问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强渡湘江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同时，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将几十万敌军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短期休整的机会之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琵琶桥东侧87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为“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也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经过激烈争论，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在行军途中，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和中国革命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走向胜利奠定了领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