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日军为配合浙赣战役作战，在浙江中部的义乌投下大量沾染鼠疫菌的毒物。当时，义乌崇山村受灾最重，村子方圆10公里地区大面积爆发了流行性鼠疫。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为检验细菌战效果，由侵华日军731部队本部与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组成的联合特遣队，竟然在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活体实验。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义乌境内有1315人死于鼠疫，仅崇山村就有408人遇难，其中28户（最新统计）全家死绝，420余间房屋被烧毁……
2013年5月，义乌市档案局启动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史料抢救工作。市档案局组成工作小组，专程赴各地寻访细菌战受害史料，并为受害幸存者及其亲属、其他见证人、细菌战研究人员、医学鉴定专家、社会声援人员等建立口述档案资料。
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血泪史
寻访细菌战受害者的历程十分曲折而艰难，从今年5月下旬开始到8月份，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广泛筛选确定受访对象的基础上，先后上门走访义乌崇山、塔下洲、东河、苏溪徐丰、贾伯塘、义亭先田、佛堂鸡脱凤、江东潜流、城区桥东、桥西、北门、东门、石古金等地的30多位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见证者和调查者。下面是部分受害者的口述（按方言录音整理），这些口述材料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义乌百姓在日军细菌战中所遭受的巨大创伤。
王晋华（崇山村，78岁）：这次细菌战，是我们崇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了。在这一次灾难当中,有比较苦的13个妇女，一个是吴小囡，才18岁，我是叫表嫂的，她被日本人骗去，骗到林山寺，以治病为名，结果将她活活地挖出心肺。为搞试验，这么一个年轻的姑娘，就被夺去了生命。还有我们崇山村的中年妇女，45岁的吴翠兰，她被日军砍掉的是一只脚。还有呢，50来岁的妇女赵六妹，她被砍了一只手，两个人的手和脚都被日军拿去搞试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崇山村整个村死绝23户。
王基木（崇山村，86岁）： 我母亲死掉的时候是36岁，我妹死掉是10岁，表妹死掉时是14岁。这个鼠疫是很厉害的，总是先发烧，非常难受，一夜之间神智不清，四五十度的烧，人就白天黑夜也分不清了，最多三天，有些只有两天就死了。所以日本人这细菌战真的是没人性的，这样的病毒都能试验到中国来？中国老百姓是没罪的，你打部队还好点，害老百姓有什么用，天地良心都没有的。
王兴国（崇山村，60岁）：鼠疫开始后，日本人还嘴巴上说的很好，来预防接种了，实际上都把病人集中到主山殿关起来搞这个活体解剖，把活人的肚子给剖开，村里还有好几个证人，有一个是从茅坑洞里爬出来的。日本人犯下的这个罪行——杀人放火 ，把我们村子都（包）围起来，有人死掉过的家庭就要把房子烧掉，我家也被烧了十几间房子。日本人对我家造成的伤害是一部血的历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
王福元（崇山村，71岁）：我家在细菌战当中,死了两个人。我奶奶，60来岁，我姐王凤华16岁。我家里对日本帝国主义深刻地仇恨，他们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赔偿损失道歉。……我们感到非常愤怒，不讨还公道，我死不暝目。
王桂春（崇山村，86岁）：那个时候日本人来时，四叔家呢死四个，四叔四婶两公婆，两个女儿扔下来，这四叔呢还没埋出去，那个时候是还有棺材的，就去把棺材买来，小女儿只有一口气了，3岁，还剩一口气可怜就扔到同一个棺材里。后来呢大点这个十来岁了，家里房也没有了，没房就去讨饭了，讨饭可怜也没吃的，东讨西讨，晚上呢又回来住，后来呢也死掉了，这样四个都死了。
楼谋渭（江东街道五爱社区，75岁）：这场灾难我死了8个亲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个伯伯、两个姐姐。灾难之后我们家有四个孤儿一个寡妇，伯母带着我们四个孤儿过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堂哥年纪也大了，我比较小，在我童年的成长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经常受到村里恶势力的欺负，日子过的非常苦……
金祖惠（稠城街道绣湖社区，95岁）：到了十月初三，我奶奶死了。她是9月底感染的，3天时间就死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什么瘟病，祠堂里还做法事，做了也一点效果都没。我家是我奶奶先死的，同一个月我妈死了，然后我小妹也死了，当时才9岁。当时得了鼠疫都不敢声张，被防疫站知道了要被抓去隔离的，在里面关起来也一样要死，家里照顾病人的人也要隔离。我奶奶死了后，就把我爷爷伯伯关到何麻车（村），后来逃走了。我妈妈、我妹妹死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家。到10月下半月死的人就开始变少，11月、12月鼠疫就基本结束了。
王基旭（上崇山村，76岁）：我们一家那时死了三个人，一个是我姑姑，姑姑那时本来嫁到石塔，住在娘家（染了病），她死掉了。一个是奶奶，那年呢是1942年的10月到11月间。这样死了三个人。我奶奶是三个人里最后一个染上这种病的，那时林山寺日本人有个医疗队的，他们是名义上的医疗队，实际上是鼠疫的实验场，结果我奶奶呢头天送进去，第二天我爷爷去看时呢这个肚子给他们破开了，肚子剖开后这里面的肠、肺等七七八八的通通都给他们挖出，只有一个空壳了。我爷爷看到后一口气闷去，变得眼睛也瞎掉了。
王达（崇山村，86岁）：我1928年生，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8月入党。曾经参加西南进军、三年抗美援朝战斗。我谈谈参加细菌战调查的情形……从1992年至2002年一查就是十年。我是查了一部分，王锦悌他们查了上崇山村那一部分，其他村子有关人员也在调查，我汇总起来以后，得出了一个侵华日军细菌战崇山鼠疫发病流行情况，受害人姓名、年龄、死难者村子，基本上呢搞得水落石出，清楚了。这个历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不是一个人能查出来的。
王化涛（崇山村，89岁）：那时候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都无处逃。别的村的人怕传染，我们村的人无所谓传染不传染了，结果那时候摆孝堂，现在说太平间，崇山村有好几个，都排队了，出丧像买东西一样都排队了，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王选，是义乌市崇山村人的后代。王选从1997年开始，带领180名细菌战受害者组成的原告团一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从此开始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对日诉讼。多年来，为调查取证，她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风尘仆仆，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先后开庭38次。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虽然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但判决全面认定了日军细菌战的事实。
王选的坚毅和执著感动了太多的人。2002年，她入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当年她的颁奖辞这样写道：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她用坚毅和执著还原历史的真相。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和她相伴的是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她不仅仅是在为日军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告诉世界该如何面对伤害，面对耻辱，面对谎言，面对罪恶，为人类如何继承和延续历史提供了注解。
抢救行将消逝的受害者史料
为抢救行将消逝的历史印记，让历史的细节不因时间的流逝和当年细菌战受害者的一一离世而渐渐模糊、甚至被遗忘，义乌市档案局（馆）于今年5月16日正式启动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者史料抢救工作。
这项工作的重点是抢救细菌战义乌受害者的口述历史，以及关于受害者的书面及视频材料，建立完整的口述历史档案。除建立口述档案外，市档案局还初步整理出有关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登记表、名册、陈述书、陈情书、信函、手稿、判决书等共计85件（其中包括6件日文材料），图示5张（其中日文1张），有关报刊材料34份、书籍杂志47件，以及其他参考资料242件等。
除开展有关细菌战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外，义乌市档案局还加强了细菌战受害史料的编研开发和社会展示工作，如制作完成专题纪实片“《崇山鼠疫》——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口述历史”，并赠送给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在崇山村举办“崇山鼠疫记忆”流动展览，向观众展示这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编印《史海钩沉——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史料》、《鼠疫——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实录》等书籍；支持和帮助义乌市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纪念馆办好专题展厅，让更多市民和中外人士铭记历史、鉴往知今。
对于日军细菌战义乌受害者史料抢救工作，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予以高度肯定并做出批示：“档案局这个事抓得很好！不忘国耻，教化后人，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馆长王培根说：“义乌档案馆开展的这项工作，功在当代、惠及千秋。”而在义乌市档案局局长徐义民看来，抢救行将消逝的历史，是档案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诚然，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直面那些沉痛的历史，如何担当我们应尽的责任。那些历经苦难而坚强生存的人们，那些为正义公理奔走呼号的人们，他们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和力量。对于档案人而言，更当感动于心、外化于行。为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唯此才能无愧于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