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是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而写的。手稿是用钢笔书写在20.95cm×14.7cm的活页纸上，从右到左竖写，左侧有两个装订孔，全文4600余字，1985年1月，在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第一次向社会公布。这份珍贵的手稿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酝酿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

陈云写于长征途中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部分）

 1956年苏共中央决定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我党时，中央办公厅即派中央档案馆负责人率队赴莫斯科，把1922年至1943年期间有关中共中央的档案带回北京。《（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这批档案中的一件。由于手稿上未署名和未注明日期，也没有找到上、下部分和有关联的部分，为了查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作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有关同志先后找到了参加遵义会议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位老领导的笔迹，请有关单位做科学鉴定，结果都被否定了。最后，调查人员将手稿复印件送给当时健在的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等领导审阅。陈云仔细看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此后不久，他又看了手稿原件说：“这个传达提纲不是在莫斯科写的，而是在遵义出发后长征路上写的。”至此，《（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作者及大致形成时间才确定下来。

 在手稿未发现和未向社会公开以前，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论述得不够清楚，以致引起种种争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确记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绝非偶然，它是中国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在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争取，中央在黎平会议做出了召开遵义会议的决定。

遵义会议会址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确记述了“左”倾领导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及原因。手稿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至长征到达遵义分成四个时期，详尽地分析了每个时期“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的基本错误与原因，指出：“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表明，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同错误的军事领导做了坚决斗争。正因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遵义会议才能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做了一些调整。手稿中明确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澈（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批评。扩大会最后做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在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尚未认识的情况下，在博古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能被选为常委，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并且有了军事指挥权，表明这是众望所归。随后，党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澄清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过去党史界对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有几种说法。《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上，署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根据当时中央电报和敌军资料所载，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智取遵义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于9日进驻遵义，因而遵义会议不可能在9日之前召开。依据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的电文，和陈云手稿中写到的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等，会议从开幕的1月15日起，经过3天，会议结束和通过决议的日期应为17日。因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及相关报告、研究文章、党史专著均以此为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与此同时，这份手稿还澄清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作者是洛甫（即张闻天）起草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记载：“（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并明确记载了“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珍贵的档案，对研究遵义会议、了解遵义会议中央组织变动情况帮助极大。1984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将其编入《遵义会议文献》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基本被一一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