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底，夏鼐给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电报。

 1946年1月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收到了一封从四川阆中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的主人称，他在途中“遭劫幸标本无恙，已请广元政府查缉”。这封电报的主人是谁？为何会给朱家骅发来电报？

夏鼐

 原来，此人就是应朱家骅之邀，参加了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

 早在1941年，朱家骅便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议，要对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也借此野外科考的机会来培养科学人才。

 1944年4月，夏鼐与向达二人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从重庆出发，前往甘肃兰州，开始野外科考工作。此次考察自兰州一路向西直至甘肃南湖，沿途有烽燧遗址、墓葬、洞窟等，夏鼐一行收获颇丰。至1945年12月，科考工作告一段落，夏鼐准备返回重庆。他将61箱古物、标本留在兰州，准备托运回重庆，另外5箱则亲自带回。这些珍贵的古物、标本如何安全运回重庆，夏鼐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1945年12月18日，他从兰州启程，途经陕西，于24日到达四川广元。自古以来，川渝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劫匪猖獗。当地政府也是疲于应付，勉强维持。夏鼐也有此顾虑，曾在日记里写道：“此间不安静，常出劫案。”

 从广元到重庆有水路、陆路两种选择，虽然走陆路会经常遇到拦劫汽车及翻车遇险之事，但仍比走嘉陵江水道安全。夏鼐原拟乘车返回重庆，离开兰州时还取得国民政府西北公路局副局长黄兆桐的介绍信。他在准备从广元出发时，却突然改变了计划，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运输问题，夏鼐想起从敦煌运标本箱之事，经过他屡次电报催促，仍用了半年时间才运抵兰州，而且途中无专人看管，箱中物件如有损失也无人负责；二是经费问题，由于四川公路局增加了车票及包裹运输的费用，夏鼐所带现钞除购买客票外，已不足支付运费，若电请朱家骅汇款，又须等候数日。

 夏鼐在广元休整期间了解到，自12月13日起，有国民党官员亲率保安队在广元、昭化、蓬溪、阆中一带巡视。他认为，此时走水路应该会比平时安全。最终，夏鼐放弃陆路，改走水路。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1月4日深夜，船只停泊在广元县境内的河湾场休整时，遭到匪徒抢劫。他们先是在一艘船上劫获了几箱纸烟和若干现钞，后又在夏鼐所乘的船上发现了那5个箱子。这时，夏鼐护住箱子，匪徒则鸣枪示威，迫使他开箱。箱子打开后，夏鼐怕匪徒抢走标本和测量仪器，便说这些标本并不值钱，而且测量仪器也是机关公物。他希望匪徒听后可以谨慎从事，力图将损失降到最低。最后，匪徒劫掠了一台照相机和少许私人物品及标本。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匪徒离开时还向夏鼐请教照相机的使用方法。

夏鼐写给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信（部分）

 劫匪离去后，夏鼐赶忙进行清点，并列出失物清单，在天亮前又将箱子封好。因为行程紧张，他只在广元县政府办理了备案，便匆忙离开。此后，船舶所经之处都无法发送电报。直到1月底，夏鼐到达四川阆中，才发出一封关于此事的电报给朱家骅。由于夏鼐担心船上的船工与匪徒勾结，自被劫后便一直没有再清点物品。待船开至四川南充，他才将箱子挪入船舱中进行了第二次清点，并发现第一次清点时有所遗漏。

 当时，朱家骅收到电报后立刻做出反应，要求阆中县政府给予帮助，广元县政府查缉破案。不仅如此，朱家骅还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先后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军政部，让其向广元县政府施压，要求尽快查缉案犯，追回失物。夏鼐回到重庆后，又匆忙写信将被劫经过及损失明细告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早日找回被劫标本。

 夏鼐见到朱家骅后，表示因自己监管不力导致如此恶果，实在难辞其咎，愿意承担相应惩罚。但是朱家骅安慰他说，川渝水路，向来劫匪横行，实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