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索引
出生那年，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开始滑向深渊。61岁病逝那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沙皇被推翻，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政权。汤寿潜就活在那巨变、动荡的时代里。
从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旧式文人，到积极参与立宪的维新思想家，再到浙江保路运动领袖、辛亥革命后浙江首任都督，他是动荡时代里脱颖而出、精进担当、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与那个时代多数英雄豪杰所不同的是，每每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汤寿潜总表现出同代人所缺乏的、极为宝贵的温和与仁厚。莎士比亚说：“在命运的颠沛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节。”
浙江省档案馆拥有极为丰富的汤寿潜与浙江保路运动的历史档案。这批珍贵档案系汤寿潜的后裔汤梅君（孙女）和汤彦森（孙）向浙江省档案馆捐赠。
馆藏汤寿潜个人档案共2059件，其中清代档案1671件，民国档案296件，资料92份。档案起止年代为1890年至1917年。包括《汤寿潜会试朱卷》《汤寿潜代拟浙人请求立宪、召开国会的请愿书》《汤寿潜为修建沪杭甬铁路征用民地事致浙江巡抚函》和《浙军都督汤寿潜为沪军北伐向浙路公司借款》等。
这些档案全面、集中，是研究汤寿潜思想和中国、浙江近代史的第一手和权威的史料。因此，这些档案2002年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记者 林碧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1月4日，上海光复。当晚，消息传到杭州，杭州的革命党人决定立即起义。
11月5日凌晨，起义军在城站建立临时司令部，各路人马按计划展开行动。
一路起义军从艮山门入城，占领电话局，割断清军通讯。第二路先后占领武林门、钱塘门、涌金门、闹市口、众安桥、官巷口，完成对旗营的包围。第三路占领军械局，取出枪炮弹药补充各队。第四路占领大清银行、浙江银行、兴业银行、藩道衙门和织造署等。
最后一路起义军任务最重，事关成败。他们以由百余人组成的敢死队为主力，进攻浙江巡抚衙门。
年仅15岁的女敢死队员尹维峻首先向巡抚衙门扔出一颗手拉炸弹，然后率敢死队员冲进抚署衙门内堂，成功占领巡抚衙门，并从马房里活捉了浙江巡抚增韫。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敢死队中还有一人名叫蒋志清，时年24岁，后来更名为蒋介石。
5日天亮，杭州光复。
可刚刚革命成功，人心未定。浙江革命由谁领导最为合适？首任浙江都督的人选至关重要。
第一部：首任都督
光复会与同盟会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显示，当时浙江的革命党人主要来自光复会和同盟会两大阵营。因为“杭州革命事业由光复会策划之”，所以浙江都督首先考虑由光复会领袖出任。
但是，光复会在秋瑾、徐锡麟遇难后，产生不出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陶成章和章太炎此时身在海外，光复会中上层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推举这两人。朱瑞和顾乃斌等浙江光复的直接领导人、光复会中上层领导都以难担此任为由，力辞不从。
尽管如此，光复会也不愿意浙江都督的位置落入同盟会的手中。这事关辛亥革命领导权问题。
同盟会的陈其美（湖州人）已成功夺取首任上海都督，将光复会上海总干事李燮和挤走。1912年1月14日，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蒋介石就在陈其美的指使下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革命元勋陶成章（绍兴人）。
尽管此事发生在浙江都督之争的两个月后，但足见光复、同盟两会当时矛盾之激烈——革命刚刚成功，内斗已到达你死我活的地步。
保皇党与革命党
最后，朱瑞介绍同盟会员褚辅成加入光复会，由新入会的褚辅成提议推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避免别人批评中层领导不拥戴光复会领袖）。
汤寿潜此时已是55岁的老绅士，避居上海。他既非光复会成员，也非同盟会成员，过去还曾经是著名的立宪派，根本算不上革命党人。
褚辅成说，汤寿潜德高望重，在“浙路风潮”——沪杭甬铁路的“保路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出任浙江都督的两大益处是“好压住全省”和“震动清廷与外国”。
光复会中上层领导人吕公望说，汤寿潜与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有来往的。
他说，浙江革命志士洞悉清政府铁路国有企图，“便竭力争回商办沪杭甬铁路，借为阻碍革命者施釜底抽薪之策，并以汤寿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到处张扬对抗之声，汤且不顾生命危险，入京与邮传部斗法。结果如愿以偿，革命情绪又因此一激而澎湃上涨了”。
光复会希望再一次以汤“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达到革命情绪又一次“澎湃上涨”的目的。
汤先生仁人也，必全吾族
省档案馆资料显示，汤寿潜在旗人之中的声望也颇高。
当时，杭州的旗营还在起义军的包围中。据记载，实际上，起义军只有两团，每个士兵子弹不足5颗，而杭州城内巡防5个营加上巡抚衙门卫队两个连，兵多械足。火拼起来，革命党人的实力并不占优。
当时还有传言说，“传武汉间旗人无噍类（无噍jiào类：指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南京满汉相搏甚烈，因而驻杭旗人倡言报复，意在乘乱屠居民以泄愤”。
革命党人命令被俘虏的浙江巡抚增韫写信劝降，但“（信）使至营门，弹如雨下不能前”。
旗人说，只有汤寿潜出来当都督才愿意投诚，避免“拼与一战”，因为“汤先生仁人也，必全吾族”。
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
尽管同盟会的王金发、蒋介石等人仍不同意，“声称以汤督浙，革命不彻底”，但11月7日，汤寿潜仍正式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的首任都督。
省档案馆馆藏汤寿潜个人档案中有一封汤寿潜致友人函。
汤寿潜在函中说：“此次返杭，明知火坑。止以杭有旗城，可四五千丁。若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且旧政府已倾，新政府未建，则吾曹将为无国之民，冀力与杭旗和平解决。凡旗城各处，均望风而下，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
这说明汤寿潜之所以出任浙江首任都督，主要也是希望自己能在杭州为全国其他光复的城市作出榜样，避免汉人和旗人相互仇杀，血流成河。
第二部：危言大义
醉心水利
汤寿潜，原名汤震，字蛰仙或蛰先。
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他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大汤坞村（今属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那年，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开始滑向深渊。1917年6月6日（民国六年），他61岁病逝于老家。那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沙皇被推翻，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政权。他就活在那样的时代里。
汤寿潜出生的家庭算得上殷实富裕。父亲汤沛恩在同治年间曾在陕西武功县等地当过幕僚，其余多数时间则在家乡当塾师（旧时私塾的老师）。
在30岁之前，汤寿潜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文化、研究社会。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典籍。
汤寿潜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个性的进步青年。就像托尔斯泰笔下醉心农业、喜欢思考研究的年轻贵族列文那样，汤寿潜对水利特别感兴趣。
据他后来回忆，他曾奔走南北各地调查水利，途中“每尖宿（即打尖住宿）时必觅老民与河工，与上下其议论”，即使被人厌烦亦在所不顾。
绍兴师爷
1886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汤寿潜开始出来做“绍兴师爷”。
由于绍兴文化兴旺、绍兴人处世精明，同时也出于亲情乡谊尔引我荐，在明清时期中国各地的衙门中，多有绍兴人充当幕僚，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也有了“绍兴师爷”这个流行语。
汤寿潜投奔的是山东巡抚张曜。此前一年，黄河水灾严重，朝廷命张曜赴山东督办河工。汤寿潜来投奔时，写了《分河》一文，驳斥张曜提出的用分流治理黄河。
这个张曜看来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张曜读了汤寿潜反对自己的文章之后，不但没有迁怒，反而颇为赏识，急召其入幕。汤寿潜开始初涉仕途。
在张曜幕中，汤寿潜接连写了《东河》和《北河》等文，详细分析了治河之法。1887年，张曜还把汤寿潜《东河》里提到的一些建议，寄给河南巡抚倪豹琴，用于治理郑州河工。
1890年夏，直隶五大河（永定河、滹沱河、大清河和南北运河）同时泛滥，无数灾民流离失所。汤寿潜为此茶饭无心，“往往半夜闻风雨声，寝而复起，绕室行者再”。
维新思想家
从关心水利开始，汤寿潜进而开始关注政事。
1890年，汤寿潜将自己历年研究所得，撰汇成《危言》一书（省档案馆现有收录）。
《危言》洋洋洒洒，共四卷40篇，提出了迁都长安（因当时北京周围兵事频繁）、设立议院、民主法制、自由言论、新式兵备、创办实业、现代交通、兴修水利、裁撤冗官、惩治贪腐、兴办新学、改革考试、实行晚婚等主张。
有些主张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先进的。
几年之后，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提出的维新主张，也与此书相似。
《危言》一书震动朝野，一举为汤寿潜奠定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的地位。光绪皇帝的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就曾推荐光绪阅读汤寿潜的《危言》，并要求印刷数千份发给各级官员。
1892年，汤寿潜科举会试中榜，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学习3年。1895年，学习期满，他被外放赴安徽青阳当知县。
不过，汤寿潜实在不爱做官，仅当了3个月的知县就辞官回家。
随后几年，他先后在金华丽正书院、湖州浔溪书院、上海龙门书院等为山长（校长），致力于启迪民智。
维新运动期间，汤寿潜虽不在庙堂之上，但也积极关注时事。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后，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强学会”，汤寿潜是北京强学会的会员。此间，汤寿潜还写了《理财百策》等书，激烈抨击清廷的落后制度，并提出变革科举、庙产兴学。他还对主持维新运动时期影响力极大的报刊《时务报》满怀热情，但因故最终没有能出任《时务报》的经理职务。
1900年12月和1901年7月，汤寿潜与著名实业家、晚清状元张謇等人两次共商立宪。汤寿潜还撰写了《宪法古义》一册。此书已佚，现仅存书序和目次。
积极的立宪派
汤寿潜的思想是进步的，抨击清廷时也针针见血、不遗余力。但当思想落到实处，他的行动则是仁厚、温和的。他是个温和的立宪派和改良者，不是激进愤怒、以命相搏的革命者和对抗者。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行其道，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
为稳定江南时局，汤寿潜以个人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与张謇力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促成“东南互保”，抵制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与外国达成协议，维持和平局面。
史学家对“东南互保”褒贬不一。“东南互保”使八国联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另一方面，“东南互保”确实对维护长江流域的社会安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危言》一书和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动“东南互保”为汤寿潜带来了极大的威望。清廷开始重视汤寿潜，并在1903年授以“两淮盐运使”一职。
两淮盐运使掌握江南盐业命脉，这是那个时代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肥缺啊。没想到，汤寿潜却以“母病不能远出为由”断然拒绝，继续当他的教书先生。
1906年，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汤寿潜则立即与张謇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并被推为副会长。
“预备立宪公会”两次上书朝廷，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并提出以两年为限实现“君主立宪”体制。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签字上书，赴京请愿，一时竟成“极千古未有之奇观”。
随后，汤寿潜被委任为浙江咨议局局长。咨议局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省议会”，尽管还只是一个初级形态。
省档案馆藏有一系列汤寿潜围绕立宪而上书朝廷的条陈，可以系统地反映汤寿潜立宪思想和作为，如《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代拟条陈疏》《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再请开缺附陈新政件误奏》《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奏稿》《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奏稿》等。
第三部：浙路风潮
“状元实业家”张謇为汤寿潜写传记，曾用一句话概括汤的一生：“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
革命党人推举汤寿潜做首任浙江都督时，很重要的原因是考虑到汤在“浙路风潮”中建立起来的极高声望。
的确，如果要选出汤寿潜一生中达成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就，领导浙江保路运动应当是第一选项。
争夺铁路，就是争夺在华势力范围
铁路，自1825年在英国诞生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国家交通运输的命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认为，铁路太少，严重影响了战时的调兵运械，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895年冬，清政府发布“决心实力”的上谕，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广筑铁路。
此时，英国已经强占了香港，葡萄牙占了澳门，日本占了台湾和澎湖，俄国占了北方广大领土。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1898年，法国强占广州湾。
外国势力把拥有路权视为巩固和扩大在中国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希望通过修筑和管理铁路，控制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铁路修到哪里，它们的势力和影响就随之深入到哪里。
英国学者伯尔考维茨对此直言不讳。他在书中写道：“争夺铁路的策略就是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策略。”
1898年，英使窦纳乐强迫清政府签下了出卖五条铁路路权的草约，其中就包括了《苏杭甬铁路草约》。这个草约的主要内容是英方借款给清廷筑路，换取铁路的修筑权和管理权。
草约声明，“俟订正约后，会同入奏”，方能生效。不过，此后一直没有再订正约。草约还要求，英方应当从速派工程师勘测，但英方一直没有动静，一拖就是好几年。
浙商自办浙江铁路
1903年，时任铁路督办大臣、早前代表清廷与英国签下草约的盛宣怀，向英方函催，说已经拖了这么久了，如果英方六个月内没有回复，草约即作废。英方也一直没有回应。
这样又过了两年，到1905年，美国商人培次看到英方迟迟按兵不动，便通过美国驻杭领事办妥了发给清政府杭州洋务局的照会，提出了建造浙赣铁路的申请。
为了不让路权落入英美人的手中，汤寿潜牵头联合了夏曾佑、张元济、严信厚、沈敦和等一批在上海的浙籍士绅商人，提出浙江商人自办铁路，并于1905年7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简称“浙路公司”，后总部移至浙江，上海为分部）。
清廷批准了浙路公司的奏请，批准由商民集款自造铁路的要求，同时批准汤寿潜为公司总理，并授予四品京卿。清廷还下令责成盛宣怀与英国方面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江苏方面同时也成立了苏路公司，与浙路公司协造商办苏杭甬铁路。
盛宣怀在上海参加浙路公司成立大会时表示，苏杭甬铁路可以自办，但回京后突然又说，英国人已经补来一封复信，仍要坚持草约。于是，汤寿潜促请御史朱锡恩和前大学士王文韵等上书，奏请清廷废止这个草约。清廷下诏书同意浙商自办，并废止此草约。
省档案馆藏有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905年8月28日）的商部照会。该照会除同意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公司并推举汤寿潜为公司总理外，还“奉旨汤寿潜著赏给四品卿衔”。照会还粘抄了浙路公司的“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并请派员办理折”。这份材料对浙路公司的创建、清政府对浙路自建的最初态度，都具有直接凭证作用。
宁矫情以防私弊
1906年，沪杭段铁路分别在上海和浙江两地开工，标志着苏杭甬铁路建设正式启动。汤寿潜表示，要以“愚公之愚”达到造好铁路的目的。他还“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奔波于沪杭之间。
汤寿潜并不是愚干蛮干。他以日本铁道作业局的铁路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全套资料为蓝本，以留美铁路专科生濮登青提供的材料为补充，主持制订了《奏准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章程》。
章程中有比较完善的企业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征地、招股和监督等制度，是中国商办铁路史上唯一完善的铁路章程。
汤寿潜首先带头恪守公司章程，每月考勤。一切账目不时查问，工料出入、营业收支，尤为注意。“子弟、亲戚门生，至有佳者，经合例之股东荐保，亦必不用，曰宁矫情以防私弊。”
那时很多人以“铁路为利薮，挥股本如泥沙”(下文有例为证)，汤寿潜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了榜样，身体力行，保证了公司制度的落实。
汤寿潜还创办浙江铁路学校，一面派学生去日本铁路学堂学习，一面“于铁路旁近之地，自开学堂”，自己培养人才。
1907年，汤寿潜还创立了浙江兴业银行（不是现在的福建“兴业银行”），筹集、调配筑路资金。浙兴银行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总部在杭州，上海、汉口都有分行。当时浙兴银行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基本上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
两浙人以身殉路
看中国人像模像样地自己开始建铁路，英方仍不肯废约，还开始派英国工程师勘测路线，结果被浙江民众赶了回去。英方继续施压清廷，要求尽快签订正式合约。
清廷一方面摄于国内舆论，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英方，炮制了一个欺压浙民、屈从英人的所谓“两全”之策，即把“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件事。既向英商借款，以路权作抵押，又表面上称是“自办”铁路，准许绅民“附股”。
1907年，清廷发出上谕，不提之前“废约”、“自办”的承诺，却说：“外交首重大信，订约权在朝廷。”
铁路学校印发传单揭露清廷的诡计：“人家有钱，偏逼着人家借钱！……借钱不过是面子，实情是霸占路线。……叫我们把股子去附在他名下，明明他是铁路主人，我们附股的不过是客。将来一切主意都要他出，一切事情都要他管。这条路全是他的了！借债哪有这种借法？”
清廷“变相卖路”消息激起了浙江商民的愤怒。1907年9月，正在工地主持施工的浙路公司副总工程师汤绪（湖州人），听说借款约定将在北京签字，气愤异常，开始绝食抗议。铁路学校的邬钢（宁海人）、姚定生（嵊县人）和叶景荣等人亦效仿绝食。汤绪和邬钢两人最终以身殉路。
1907年10月，汤寿潜主持浙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表示“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反对政府借款，并成立了“浙江国民拒款会”。全省各府也都开了拒款会，纷纷致电浙路公司支持汤寿潜。
浙江民间也自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风潮。据记载，杭州的挑夫、上海的名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寺院的僧人、教堂的牧师和拱宸桥的妓女，莫不争相认购路股，“杭垣舆论、街谈巷议, 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
汤寿潜还以公司总理的身份向全省各府发回电称：“殉路者已二人，杭且挑夫二三千人求股，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以报！”
在清廷发出卖路上谕之后仅一个月，浙江各地（包括上海浙籍人士）绅民认购铁路股款就达到2300万元之巨。这个数目几乎是清廷欲向英国借款数的两倍。
全国商办铁路之冠
清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908年3月，清廷抛出“部借部还”的新方案，即向英借款150万英镑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负责借、还，并改苏杭甬铁路为沪杭甬铁路，在两省铁路公司下设沪杭甬铁路局，聘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以架空两公司。
同时，清廷还下令解散国民拒款会，并把军队调至浙西一带，威吓群众。
汤寿潜与张謇等合议，坚持不用拨款，并以不能如期拨付款项而违反《存款章程》为由，要求清廷废约、退款，撤回英国总工程师，与英商断绝关系。此后，汤寿潜多次上书，要求清廷废约，并辞退“罪魁祸首”盛宣怀。
清廷的反应则是下令相继任命汤寿潜为云南按察使和江西提学使，企图用“高官”收买，将他调离浙江。但汤寿潜拒不受职。
1909年4月，沪嘉段竣工。8月，杭嘉段完工，沪杭铁路正式接轨通车。
沪杭铁路从杭州起到江苏枫泾止，全长正线164公里，居全国商办铁路之冠。总费用618万元，每公里造价只有沪宁铁路（英商出资承建）工费的三分之一。沪杭铁路工费之低，工程质量之高，令中外赞叹不已。
反观同一时期同是商办的川路公司，长期账目繁杂，簿册凌乱。存放上海用于购料、生息的350万两白银竟由保管员独自支配，被亏蚀、挥霍一空，8年间川路前后所费1000多万元, 而完成仅数公里。至于粤路公司董事会则长期以来派系林立、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粤路从1906年至1909年，耗资800万，筑路仅45公里，成本大，糜费多，工程缓。
集资方面，浙路公司计划预筹600万元，实际筹资925万元，超出计划二分之一。而四川、江苏、广东等省实收数无一达到预筹目标。最差的广西甚至一分钱都未收到。对比其他铁路的情况更可以看出，汤寿潜的管理才能对浙路成绩的重要。
1910年6月，沪杭甬铁路杭甬段开工。但仅一个月后，清廷下诏说，汤寿潜“狂悖已极”、“沽名钓誉”，下令将其革职，不准参与路事。汤寿潜不得不悲愤离职。
清廷强迫我人民暴动
汤寿潜被革职一事在民间引发巨大抗议。浙路公司董事局以“全体董事、查账”的名义，向清廷发电报说，朝廷无权革职。“董事等只知路由商办，总理由商举。若使朝廷可以自由撤退，恐中国商办公司从此绝迹！”
听说汤寿潜被革职，在杭州，“草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三两成群窃窃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甚且谓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
在上海，“浙江旅沪三千余人，由范贤方率领，乘一列火车，浩浩荡荡直驶杭州，至抚署请愿。这天大雨倾盆，队伍整肃，齐站抚署门前。抚署增韫惊骇异常，允为代奏。”
省档案馆藏有汤寿潜弹劾盛宣怀媚外祸国的奏稿底稿、邮传部关于奉旨将汤寿潜革职的照会、浙路公司及各部门要求清廷收回成命的呈文和浙沪各界人士组织请愿团请愿的有关文件等，可充分反映这一史实。
汤寿潜虽没有复职，但在民众的支持之下，1911年2月，浙路公司终于成功裁销了沪杭甬铁路局，辞退了英国总工程师。盛宣怀和英使朱尔典同意废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把借款移给开封、徐州铁路使用。浙江保路运动总算取得了胜利。
贪名亦非佳士
浙江保路运动极大鼓舞了四川、湖北和广东等地。保路运动席卷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奋起反抗清廷，最终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911年11月，汤寿潜因领导了浙江保路运动被推举为首任浙江都督后，本也希望在辛亥革命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他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让他出任浙江都督，也只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争夺浙江革命领导权未果的“权宜之计”。汤寿潜既无军事实力，又无经济实力，单凭声望完全无法指挥浙江军政府。在任仅两个月，他三次请辞，可见非常郁闷。
任期虽短，但省档案馆仍保存下来80余件汤寿潜此间的相关文件档案。这些档案中，除少数官方文书外，大部分是汤寿潜的个人信函，通信者均是全国政界商界要人，其中包括袁世凯、黎元洪、陈其美、汪精卫、于右任、张容、张元济、程德全、王金发、谢飞麟和朱瑞等。档案内容有关于北伐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为北伐向浙江筹借军饷照会》、为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汤寿潜与各省都督的来往信函》、关于平定全省各地混乱局势的《致外交部函》《致财政部函》等，这些档案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
1912年中国民国成立，孙中山请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汤寿潜借此辞去浙江都督，但迟迟不去南京履任。2月，他前往南洋劝募公债，以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之急。5月回国，已是袁世凯掌权中华民国，汤寿潜除了在8月复任浙路公司总理之外，再也没有过问政事。
汤寿潜晚年回归故里，重新干起了年少时最喜欢的水利事业。
1917年6月，汤寿潜病逝于萧山的家中。他留下了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
图说：
汤寿潜会试硃卷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商部照会，同意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公司和推举汤寿潜为公司总理，并赏给汤寿潜四品卿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巡抚署为“浙路风潮”一事转发外务部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