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朝兴简介

徐朝兴（1943年——），浙江省龙泉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员，浙江省陶艺家学会副会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传承人。

龙泉青瓷制作技艺简介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龙泉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瓷业中心，至清代逐渐衰落。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恢复生产，龙泉青瓷重振雄风，再度辉煌。龙泉青瓷传统有“哥窑”与“弟窑”。哥窑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现代龙泉青瓷继承了古代产品特色，并有所突破和发展。2006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龙泉青瓷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且是唯一一个入选人类“非遗”名录的陶瓷类项目。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

徐朝兴口述  

徐洁萌整理

我生于1943年，1949年上一年级，一共上了6年学。到1956年，我过早地离开父母、离开家门去当学徒，我当学徒的地方叫木岱，当时我13岁。木岱离县城有80多里路，都是山，没有车，要走八、九个小时。记得当时我刚到厂里的时候，厂方嫌我个子小，我就在哥哥那里玩，我哥哥1955年已经进厂。可能命中注定我要吃这碗饭，人家掌握一项基本功需要五至七天时间，我一天就学会了，那些老师傅一看我蛮机灵的，就把我留了下来。这样到了1957年，周总理作出“恢复中国五大名窑”的指示，我从众多学徒中被选拔出来，进入了防古小组，由五个老师傅带了三个学徒，开始恢复龙泉青瓷。五个老师傅的名气都比较大、工艺水平相对高一些，他们是李怀德、李怀川、供顷平、张高岳、张高文，三个学徒是我、周林鑫、蔡灵芝。李怀德是我的师傅。我记得，一次人民日报有记者来采访我说：徐老师，我看过你的个人资料，你只上过六年小学，但是你连续当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工艺上你是全国最早的工艺美术大师。怎样用一句话把你坎坷的一生概括出来呢？我就讲了四个字：机遇、勤奋。机遇是1957年在周总理作出指示时我有幸被选入防古小组；勤奋是一年365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公平的，但我用的时间比人家多一点，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商业地主，我讲话做事都很低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过日子，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我15岁的时候在瓷厂一天手工做碗的纪录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打破过，我一天能做800个碗，那时我一个月就能拿60多块钱的工资，比大人都拿得高。所以，没有以前的坎坷，就没有我的今天，环境造就了我。

1979年，龙泉瓷厂的一位党委委员找我谈话，让我写个入党报告，我听了后觉得很温馨，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没过多久，就成了预备党员，再以后又让我去开会。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总厂下面有五个分厂和一个研究所，一共有六个部门，其他部门去的都是党委书记、副书记，总厂厂长、副厂长，分厂的书记、厂长、副厂长，一共二十几个人，我吓坏了，想是不是去龙泉游行、批斗。结果到了龙泉后，龙泉县工办已起草了红头文件：任命徐朝兴同志为龙泉青瓷研究所所长。一宣布，我就呆掉了：龙泉青瓷研究所有所长、副所长、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实验小组的组长、副组长，而我是最底下的工人，到青瓷研究所所长这个位置就要连跳六级。我说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是工人出身，一点管理经验都没有。县里的领导说：县党委反复研究过多次，你是县里的唯一人选。当时为什么选我挑这个担子呢？当时我的家庭成分是不太好，但在技术上我在龙泉是第一把手。而我真正的创作黄金期也是在当了所长以后。1978年，我们省在全国操作评比中剃了光头，省轻工厅把我们拉到杭州去批评；1982年要举办全国第二届操作评比大赛，把我叫到杭州布置任务，结果我设计的一件作品在那次大赛中拿了一等奖，在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总分拿了第一名，这样我在陶瓷界就有了些影响，1985年浙江省的劳动模范就评给了我；以后又隔了4年，到了1986年我设计了一套餐具，又拿了一等奖，而且又是总分第一名，“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也随之而来。

我当所长以后，由于对青瓷的整个工艺流程都比较懂，所里也有了一些积累。后来我在农村征了4000多平方米的土地，想把研究所从乡下搬到县城里。那时我既管所里的工作，又要搞基建，来回跑，一心扑在事业上，结果疲劳过度在龙泉后脑着地昏了过去，在龙泉人民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县里五套班子来看我，第一天我不知道，第二天的时候我听得到，但眼睛不能看、嘴巴不能说。在龙泉人民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多月，以后市总工会又安排我到杭州三台山疗养，疗养时领导来看我，我家属提出说我是只要工作不要家庭的，不要让我再干下去了。我也拼命给市里打报告，说我适合做技术干部不是管理干部，想不做所长了，当时县里不同意。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县里让我当了总工程师，下了文件，享受正所长待遇。这是1988年的时候，那时我44岁，我是36岁当所长的，当了8年。有些人从领导位置上下来后会有失落感，而我觉得是把包袱卸掉了，我只要求给一个工作室。我当了总工以后，青瓷研究所前后共换过三任所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关系户进来，原来所里的30多个人变成了后来的60多个人，人浮于事，工资和待遇要拿的，活不干的，到了1999年研究所资不抵债破产了。

1993年，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2003年，一共两届十年。2003年3月我从北京回来，林建中市长跟我商量要我把研究所的担子挑起来。我推掉了。林市长就说：你如果真的不干，就出来自己干，政府支持你。当时，在龙泉我可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在燃料公司旁边找了块地，面积比较窄、比较深，找好地后我向林市长汇报，但是林市长说那块地太小，不适合。他亲自给工业办的主任打电话，把工业小区的一块地批给了我。我是3月份从北京回来后停发工资的，5月份地皮就批下来开始搞基建了，9月份，外墙还没粉刷，就先起炉开工了。2007年10月我在杭州美院的美术馆举办了从业50周年成就展，花了100万元，展览办得非常成功，省里四套班子都来了，世界手工业理事会主席也来了，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和杭州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去年，龙泉市新来的市委赵书记在市政府东楼的会议室里组织召开了大师迎春座谈会，给每个大师都发了红包，我从赵书记手上接过红包时，也接过了一份责任。本来在杭州举办成就回顾展后，我想挂刀不干了，但是市政府对我们这么重视，我想我要继续为青瓷事业作贡献，把传承工作做好。今年6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公布了，青瓷的传承人国家级的只有我一个，我的想法就更多了，这真的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假如我现在退下来，我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我要把它传承好。

2008年，省里要成立青瓷行业协会。省经贸委、龙泉经贸委到我家三顾毛庐，要我当会长，我说我就当个顾问或者名誉会长，帮着跑跑腿吧。结果有一天，突然把我们10个省级大师、3个国家级大师，还有龙泉市三个秘书长一共16个人叫在一起开会，把我们16个人作为后选人，拉出选票，票数最高的当选省青瓷行业协会会长。想不到，我得了13票，第二名是7票。真的是赶鸭子上架。现在我功也有了、名了有了，但是我想，我们的晚节一定要搞好。有的人现在请人家做青瓷，自己在后面签个名，我觉得这种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是不能做的，但是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青瓷，我也不会便宜卖，因为做一件好东西真的很难。2007年有个美国人曾出了200万美金想买我的80件青瓷作品，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1500万元，如果放在银行里赚利息我用用也够了，不用干活了，但是我想如果好东西不留下来那会很遗憾的，我就没有卖。去年10月我带了一个粉盒去展览会展示，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我做得比较满意的一件作品，把盖子合上，粉盒纹丝不动，而且用水蘸了以后，盒盖能转起来。这是好的东西，我再做也不一定能做起来的。上海有个买家想把它买下来，因为舍不得，我把价格报得很高。

看龙泉青瓷做得怎么样，一看造型，二看釉色，三看工艺。这就象看一个人是一样的，从远处看一个人大致的身材，走近后看她的五官长得怎么样，再看气质怎么样。我们去当评委的时候，好的造型我会停下来仔细看看，不好的造型我就一走而过；第二看釉色，是否有针孔，发色好不好；第三看工艺，它有好的造型、釉色也很好，但没有好的工艺也是不行的，象口沿做得是否利索、干净。现在我们也经常和年轻人私下交流，座谈交流对我们也是一种充电、学习，对我们的提高有帮助，老是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多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我这里是中国美院的学习基地，美院的老师、学生经常睡、吃都在我家里，虽然花了点代价，但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理念是无形的。

总结我的一生，我这个人什么事都能干好，吃这碗饭（做青瓷）我能做好，其他事我也能干好。回忆起以前的坎坷，我无怨无悔，没有这些坎坷，就没有我的今天。同时，对于我来说，龙泉人民把掌声和鲜花都给了我，我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