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索引

“春到西湖暖，客自首都来。笑语绿阴深处，淡云凝护百花开。”

“卧对一帘烟雨，行前忽放晴光。绿堤桃柳吐芬芳，大好湖山，预约重来欣赏。”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有一份黄炎培先生留下来的珍贵诗稿手迹《西湖疗养长短句》，时在1960年3月。已经82岁高龄的老先生，毛笔字清秀、冲淡、从容、宁静，让人想起弘一大师的笔墨。从1906年到1960年，他已33次来西湖，还要“预约重来欣赏”，先生真是太爱西湖了。

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生于1878年10月1日的黄炎培，在1958年进入八十岁的耄耋之年，开始写作回忆录《八十年来》。世事沧桑，终归要化为云淡风轻。

黄炎培是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毕生最至爱的事业是教育。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九一八”事变后，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不懈；早在1949年10月，他就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比邓小平当副总理还要早三年；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两个民主党派的主创者，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还是一位诗人，一生爱诗，“一切景语皆情语”，到哪里都诗兴盎然。如果可以，他应被称为旅行家，他一生“乐山乐水”，早年就是《申报》特约的旅行记者，署名“抱一”，稿费当旅费；他像徐霞客一样遍游山水名胜，并赴海外多国游访。

黄炎培先生面容宽厚、品性敦厚，总是笑意盈盈，很让人喜欢。先生本性善良，幼时见蝴蝶被钉在柱上不停振翅，大哭；青年时在新加坡看到渔夫在船上宰杀活鱼而售，“鱼儿跳跃几次才死去”，深受触动，发愿素食，坚持一生。

A.他是教育家，不是实业家

黄炎培的家乡在长江入海口南侧的上海浦东川沙镇，他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塾师家庭，13岁母逝，17岁父逝。他无地产、无房产、无实业，一生都是租房而居。现在辟为纪念馆的上海“黄炎培故居”，他只是住过而已。

有人以为黄炎培是实业家、资本家，这是全搞拧了，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教育家。1949年以前，中国有三位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一是陶行知，二是晏阳初，三是黄炎培。

黄炎培是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首届学生，这个不得了。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在1896年创建，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把它算作前身。特班开设于1901年，黄炎培同班同学中有李叔同、章士钊、邵力子等，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南洋公学后来因为“学界风潮”散伙了，黄炎培遵从蔡元培的指点，在1903年回到川沙开始办学，以期通过新教育来“唤醒民众”，要让人民“兴奋起来”。

蔡元培是黄炎培加入同盟会的领路人。1905年，在蔡元培的家里，黄炎培加入了由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蔡元培、黄炎培这两个“培”，是师生，是同志，最终他们都成为培育学生的著名教育家。

黄炎培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兴教育，办学堂”六个字是他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他从25岁开始从事办学，涵盖小学、中学、女学、大学，主创或共创浦东中学、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等。他被毛泽东称为“我老师的老师”（即徐特立的老师）。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之作。他的主张是，通过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教育家杜威博士应邀来华，黄炎培请他在上海举行讲座。黄炎培就教育问题也进行了讲演，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他当时并不知道台下有这样一个听众，直到25年后他访问延安，毛泽东欢迎他时，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好生惊讶，一说往事，方知原委。

1917年到1927年的十年，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后来有过波折，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代以降，上海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兴起。职教社前后经历了46年，最鼎盛时期，下属或有关联的职业学校、补习学校达到几百所，到职校求学，几成学业风尚。

然而，成功的花，总是浸透了奋斗的泪泉；黄炎培将“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融合在职业教育中，是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了1927年3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打到了上海，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甫一成立，就给黄炎培加以“学阀”的罪名，下令通缉。黄炎培获知消息，偕夫人星夜出逃，逃亡至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避居了很长时间。创立已10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于4月23日被捣毁，随后浦东中学也被改组。

B.第三种力量，知向谁边

然而，跟挚友史量才相比，能够亡命天涯的黄炎培可是幸运多了。《申报》老板史量才，是报业巨子，黄炎培从1914年就开始为《申报》做旅行记者。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离开杭州西湖边的别墅“秋水山庄”，在沪杭道上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身亡。1952年12月黄炎培重游西湖，来到秋水山庄，感慨不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一步步把作为“中间力量”的黄炎培推向对立面。在国共两极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两党长期的斗争史表明，谁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做得好，天平就会向谁倾斜，谁就能占据主动。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游离于主流势力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政治舞台上越发重要。不管“第三种力量”如何具有两面性、会不会动摇不定，自“九一八事变”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支力量的总趋势是走向共产党。黄炎培是“第三种力量”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他的经历与选择即为明证。

当年黄炎培为什么热心于国共和谈？他的逻辑起点是：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个方式：第一，国消灭共。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现在试问：第一第二两式可能实现吗？不。分治还成为国家吗？不。那只有合作了。吾人自始至终主张国共合作。”

但蒋介石独断惯了，他团结“第三种力量”的诚意与能力，与共产党相比，都相形见绌。西方的政治文化是一山得有两虎，相互竞争，相互制约；中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政治文化，则是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大王，不得跟他人轮流坐庄。蒋介石毕竟受传统影响太深。

共产党队伍里除了领袖毛泽东，那可是有一个做团结工作最杰出的人物周恩来。周恩来长时间活动在国统区，把卓越的聪明才智、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争取、团结“第三种力量”上。在周恩来领导下，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做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的高手。张学良最佩服的人是周恩来，黄炎培后来成了周恩来的挚友，无数的民主党派人士，一说起周恩来都是钦佩有加。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黄炎培就请周恩来到中华职教社的星期讲坛上作讲演，周恩来有了一个宣传抗日、宣讲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每一次听众都是人山人海。

1946年1月，根据“双十协定”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代表与会，而民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单位之一，则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在会场外，国民党的特务却对民主人士做着各种“小动作”，向李公朴扔石块什么的。1月25日，重庆一万多大学生举行游行集会，马寅初带领一百多名教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为民主呐喊。周恩来则对学生发表演说，热情支持正义的要求。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大游行后次日上午，黄炎培正在参加和平建国纲领组的会议讨论，国民党军警宪特竟然闯进黄炎培的寓所“菁园”，将工作人员捆绑，翻箱倒柜查抄了个把小时。为此，民盟主席张澜提出严重抗议，黄炎培本人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则对黄炎培表示慰问和支持。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正式道歉，才尴尬地下了台阶。

1937年8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次月，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国防参议会”。在首批被聘任的参议员中，就有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等，其中还有毛泽东。在延安的毛泽东不可能到南京来参会，由周恩来代为参加。其实蒋介石一直没把“国防参议会”放在眼里。继“国防参议会”之后，还成立了“国民参政会”，黄炎培即是参政员；让更多的“素不接近中枢”者也参政议政，这算是政治民主的有限进步了。

C.飞赴延安，以及延安归来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共6人，以参政员个人的身份，飞赴延安。他们的使命是通过斡旋，使国共走向谈判桌，“促成团结”。他们在延安5天仅95个小时，与官民接触，到处感到盛情，时刻受到热情接待。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的对谈中，出现了就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的著名“窑洞对”。

黄炎培提出这个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时年68岁、阅世很深、思考更深的黄炎培，希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53岁的毛泽东高屋建瓴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延安归来后，黄炎培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见闻。黄炎培应答不暇，于是干脆闭门谢客，他口述延安经历，由妻子姚维钧执笔整理，合作完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延安归来》分为三个部分：一、延安归来答客问；二、延安五日记；三、诗。那经典的“窑洞对”，就记载在“五日记”的文尾，与日记正文隔开一行。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提出的问题，被称为“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民主”这个关键词是多么的宝贵！

为了避过出版审查，黄炎培决定自行印刷发行《延安归来》，结果书一出来，就引起巨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后来回忆录《八十年来》出版时，也把《延安归来》收了进去。

延安归来去西湖，后头这个可是轻松多了，畅游于湖山胜景，每次写诗吟句，还真是“其兴也浡焉”。1960年黄炎培第33次来西湖，他在所写的诗旁题曰：“1906年初游西湖，那时沪杭线路没有通，从苏州搭香客船来杭。我爱西湖，西湖爱我，前后来游，已三十三回了。”他还写道：“医师医我，护士护我，永无忘，相亲相爱，湖上人民。”

截至1963年，黄炎培共游杭州西湖35次，这是他在《八十年来》一书中所写的。书中有西湖游的纪略，提到雷峰塔、北高峰、梅家坞等，还特别讲到“木佬佬”是杭州土语“非常”的意思。他为西湖写了大量诗作，从其诗集看，最早的是1929年9月16日的《杭州杂咏四首》，句云：“梦回苦忆雷峰塔，谁是湖山再造才？”最迟的一首是1963年2月28日游杭州花圃所写的《赠朱德》，中有：“为报西湖数游履，我今三十五回来。”

1952年12月黄炎培第28次游西湖，写下了组诗《人民西湖十四首》，怀念史量才的《秋水山庄》就是其中一首。另有一首《初阳台》，诗云：“病后登高力尚绵，初阳台畔漫寻仙。欲从‘抗美援朝’日，重问眠云几少年。”题记里记述了20多个朝鲜逃亡来的学生的事情，从中可见黄炎培的慈爱之心：“一九二六年五月清晨，我曾在此发见二青年露宿。问知是朝鲜籍。同行二十余人。朝鲜为暴日吞并，被迫逃亡来此。问愿何往？答：中学未毕业，愿就学。乃索取其全部姓名，由江苏省教育会商得江苏若干中等学校同意，每校免费收容两人。明年江苏省教育会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我出亡。此二十余青年，未知所终。”收下逃亡学生的人自己无奈逃亡了，26年过去，他依然念念不忘。

早在1915年，黄炎培就与吕颐寿共同编纂了西湖摄影作品集，他写的前言里有“人物代兴，湖山无恙”之语。《西湖文献集成》总序对该书大为褒扬：“民国以后，社会风气为之大变，人们的思想也更活跃了。有关西湖的记述，不但有散文、笔记、诗词、戏剧等等体裁，且画册、摄影图片等亦应运而生。其中黄炎培等人编的《中国名胜·西湖》就是一本影响极大的摄影作品集。”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名胜”第四辑，旧书网上至今有售，不过那价格已是文物藏品的价格。

对于美丽的西子湖，诗人旅行家黄炎培可真是挚爱与眷念啊！延安只要去一次，就已足够了。

D.秉国之钧，四方是维

《延安归来》出版后，曾长期做过兼职记者的黄炎培，被誉为斯诺第二。

作为《申报》的特约记者，作为一位旅人，黄炎培也曾到斯诺的美国去访问。那是1915年4月，他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撰写报道与报告。往返3个月，游遍全美。考察职教时他探访了爱迪生。爱迪生那时候刚发明了播音器，可以录音播出。爱迪生请黄炎培讲了一段上海话，黄炎培对着播音器的喇叭口用上海方言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取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走上幸福的道路……”当即播了出来。黄炎培问上了岁数的爱迪生今后最大的希望是什么。爱迪生说，他只希望死后这里的电机厂还能跟着他搬到地下，继续工作，继续实验，继续有贡献……

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与妻海伦合作的；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也是与妻姚维钧合作的。这两对夫妻，干起工作来，还真有爱迪生的劲头。

黄炎培的妻子姚维钧，是1942年续弦的，原配夫人1940年因病去世。维钧之名，出自《诗经》：“秉国之钧，四方是维”，意为执掌国家权力，要维护四方利益。姚维钧是黄炎培的上海老乡，当年是大夏大学（由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1952年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该校也因抗战，从上海迁徙来贵阳。一次黄炎培来讲演，两人邂逅结识，于是开始通信，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两人终于遥订终身。

1941年7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是“向重庆”，不久两人就在陪都重庆举行了婚礼。黄炎培说：“佳人易得，同志难求。”婚后，姚维钧在重庆巴蜀中学执教。姚维钧能诗能文，字也写得好。黄炎培生前出了3部诗集，其中收有夫妻两人的唱和诗。

时光很快就从四十年代初进入到四十年代末。1949年春天，在上海的黄炎培，已被国民党列为暗杀对象。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黄炎培悄然逃离上海，踏上轮船，绕道香港，再到天津，于3月25日抵达北平。

3月26日，“进京赶考”刚到来的毛泽东，在双清别墅邀请黄炎培夫妻一聚，他俩于是成了毛泽东进京后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的第一对夫妻。刚一进门，毛泽东就伸过手来：“姚维钧女士！”姚维钧惊讶于毛泽东的记忆力，毛泽东哈哈笑着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

到了1949年5月，黄炎培的二儿子、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黄竞武，因罢工抗拒将黄金秘运台湾，亦因黄炎培的“进京赶考”，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打断腿后秘密杀害。

E.他的逝世，她的辞世

很快，1949年10月1日到来了。巧的是，10月1日正是黄炎培的生日。在周恩来两次登门的力邀之下，黄炎培破了“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出任第一任政务院副总理，成为开国时的四个副总理之一，他同时还兼了轻工业部部长。妻子姚维钧没有“秉国之钧”，黄炎培则是确确实实有了。

然而，前行的路并不平坦。黄炎培一家后来遇到了诸多挫折。第三个儿子黄万里，是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上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结果被错划成右派，他屡遭磨难，依然在逆境中坚持真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黄炎培，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打成右派，也没什么办法。

祸福难料。生前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的黄万里女儿黄且圆，讲述了祖父黄炎培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位领导请黄炎培去谈话，拿出一首诗特别有兴致地念。黄炎培问：“您念的是谁的诗啊？写得这么好。”这位领导说，就是你写的。黄炎培就特别高兴，觉得捧了他。接着，领导就谈了黄炎培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等等；黄炎培在受到夸赞、非常高兴的情形下，就稀里糊涂认了这个“代表”。接着，就有内部文件下发，说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黄炎培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不承想，这个“内部挨批”的事，却让黄炎培“因祸得福”：在受到这一打击之后，上了岁数的黄炎培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因为不再说话，所以到了反右时他没被划成右派。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逝世，享年88岁。西湖的大好湖山，从此他再也见不着了。

黄炎培的逝世，刚好没有赶上“文革”。但他永远不会知道的是：他的妻子，才女姚维钧，育有4个孩子的母亲，在“文革”中成了他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不堪忍受；1968年1月19日，在深深的寒夜里，服下大量安眠药，以一死做抗争，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

儿子黄方毅曾写下感人至深的祭母文，后刊于《南方周末》，其中有云：“建国后，母任吾父之秘书、全国政协委员，辅佐吾父之事业。极左猖獗时，民众遭殃，父为民请命，犯颜直谏而招忌遭压，吾三兄两姐被打成右派，母忍辱负重，艰于护夫，心力交瘁，几近崩溃……1968年初，母抱吾痛泣嘱托，又抱吾姨泣叙童年。1月19日礼拜六晚，吾离家归校，见母端坐锅灶前，为次日将回家之子女做饭，殊料竟为永诀。……吾等回家伏母大哭。是夜，风吼雪倾，如天怒地怨，晨见母书桌前窗外与母天天隔窗相望之半米粗杨树，竟已折断在地，随母而去矣！”

姚维钧辞世时，她身上穿着的那件棉袄，有着二十多个补丁。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到延安机场欢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右一为毛泽东，右二为黄炎培

黄炎培《延安归来》1945年初版封面

黄炎培手迹1

黄炎培手迹2

早在1915年，黄炎培就与吕颐寿共同编纂了西湖摄影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