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抓蒋介石，张学良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蒋两人政治策略上的对立，张学良用一句话就概括完了：“我跟蒋先生争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事变”发生13天之后，少帅亲手把“灯”重新点亮。后来在做“口述历史”时张学良说，释放蒋介石这个日子，是宋美龄、宋子文挑的，以作为圣诞礼物。

而张学良得到的“大礼物”，则是半个多世纪的幽禁。

    档案索引

“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

“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

如此激愤的话，出自张学良1931年10月12日写给部下何柱国将军的信。这封5页长信，张学良写了3天，有500多字，时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不久。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还有一封少帅写给何柱国的信，那是“西安事变”后，他被囚于奉化雪窦山时所写，提到自己“山居”近况，表达了对东北军的关切。

    “卖国奴非杀不可”

1928年12月29日，28岁的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东北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当然是很高兴的。

蒋介石绝不会想到，8年之后张学良联手杨虎城，竟然发动兵谏，把他给抓了起来，目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逼蒋抗日”——“把灯泡擦亮一点”。

在这个时段里，一个深深打进历史肌体的楔子，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历史已经证明：张学良和蒋介石，先期都曾怯于日本，后来都要坚决抗日。

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那时他忙于北伐，不想另外树敌；所以“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属于老蒋。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下令“不抵抗”的是少帅而非老蒋。张学良对此已多次坦然承认，是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

主因一是，当时刚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养病的少帅很不“帅”。他对日本侵华估计不足，以为只是一般“挑衅”，“找点麻烦”而已，有待观察。

二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先还是不抵抗为妙。

在《张学良文集》中，收有他9月19日、20日在协和医院多次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的见报所言，关键词是“尽任日军所为”，其中对天津《大公报》记者所谈的开头几句就是：“君来为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后来他很快醒悟了，事变后不到一个月，他在10月12日写给驻守山海关的何柱国将军的信，就是明证。

“现在最重要者，要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强敌，内可以除卖国贼。”在信中，少帅非常激愤地倾泻了对卖国贼的憎恨：“卖国奴非杀不可”“到这步天（田）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丧）心病狂”。

他明确希望大家都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确实团结”，抗日御敌。他对何柱国将军说，“切盼我兄，训咱将卒，内忧外患纷来，此正男儿报国时也”。信尾还说，“弟五衷如焚，写了个乱七八糟，阅完切要一焚”，真可谓性情中人。

张学良毕竟有家仇国恨，说他骨子里不抵抗、不抗日，那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与张学良本质上一样，都痛愤于日本侵略，但一时都下不了抗日决心；而且，蒋介石那时忙于“剿共”。

    “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剿共”“平定内乱”“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既定的战略决策。从1930年冬开始，他一次次“围剿”，共产党的军队则一次次“反围剿”。最后，他把工农红军逼上长征路。

后来东北军也被派到西北去剿共，张学良是越干越不情愿。

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台湾郭冠英等1993年采访制作）中，少帅说得很明白：“我跟蒋先生争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中国打内战，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何苦呢？我跟介公讲，我不主张剿共，都是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

蒋介石坚持要“先安内后攘外”，张学良坚持要“先攘外后安内”。战略选择的“错位”，结果就是地动山摇。

时至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1万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此事的处理，变成了“西安事变”的一个导火索。

自“九一八”以来，各地学生一次次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初期蒋介石还能与学生一次次对话，后来渐渐失去耐心。他为“剿共”来到西安，当地学生却游行请愿要抗日，老蒋明确表示要镇压，最终激怒了张学良。

在学者唐德刚1990年所做的口述历史中，少帅谈到，他与蒋大吵了一架，蒋说要用机关枪打示威学生。少帅说：“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忍无可忍不想再忍，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在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加了一句他当时气愤之下的心里话：“我有枪就打你！”

    “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哥伦比亚大学历时两年，对张学良进行最系统的、最全面的访谈。这是一项浩大的工作，整理出来的“口述历史”达4800页，原始录音现存于哥大“毅荻书斋”。2014年8月，全七卷、定价2980元的中文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林博文《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一书中张学良部分，也是根据“毅荻书斋”的档案资料写成的。书中说：遭幽禁半个世纪的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宣泄其积压五十余年的愤懑、怒气与怨气，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称蒋介石在近代史上的作为只有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一样，想做皇帝，但魄力不及袁”。

已年逾九旬的张学良，又一次“不再忍”，一扫过去对老蒋谨慎恭维的态度，猛烈开炮。他很不客气地评价说：“介石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他说，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他直言：“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你看他用人，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联系（关系）的人，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

确实，老蒋有个坏毛病，就是爱搞同学会、爱玩同乡会。

“败”是一个狠词。张学良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他唯我独尊，一定失败。

真是桀骜不驯。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张学良私拟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到如今，“骨肉”没了，“仇雠”尚在。在哥大的口述历史中，“少帅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

    “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

对于各种人物，张学良陟罚臧否，已然“随心所欲”。

“蒋先生这个人，我批评他……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旧的思想，不是当代的思想。蒋经国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说，到台湾以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

他称赞蒋经国很刻苦，建造横贯公路很危险，“他自己去，胆子很大”“这个人很厉害，那后半段的台湾情形，他是很有功劳”。

对宋氏三姐妹，张学良明确说很不喜欢孔夫人宋蔼龄，说她是“坏蛋”；说孙夫人宋庆龄曾责怪他“为什么还不反蒋”；他对宋美龄则没有任何微词。少帅说他和宋子文是好朋友，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宋子文就对老蒋说：如你把少帅枪毙，我就把你的事抖搂出来！

在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中，少帅说：“我的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她一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我西安事变，‘他不要金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的是牺牲’。”

这位会开飞机的少帅，早在1925年就结识宋美龄了，而蒋宋结合是1927年底。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年方25岁、已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少帅，听到消息就发表了《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

随即他南下上海，会见学生联合会代表，调停冲突，维持秩序。自此张宋相识，并结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

    “我的最爱在纽约”

张学良1914年14岁就奉父之命，与大家闺秀于凤至结婚。于凤至比他大3岁，美丽而又智慧；1940年因罹患乳腺癌赴美求医，一别天涯。张学良曾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

唐德刚认为，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是花花公子、政治家、军事家的“三位一体”。

“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赵四小姐”之外的“蒋四小姐”蒋士云，是银行家贝祖诒的夫人，她就住在纽约。早在1927年，这位江南名媛就在北平与少帅相识，从而成了少帅的红颜知己。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最让蒋士云感到少帅“英雄气”的，是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一幕：主审是曾经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的李烈钧，张学良问他，你当年讨伐袁世凯，跟我兵谏蒋介石有什么不同？！李烈钧庭外感慨：真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蒋士云从秘密渠道获悉少帅被囚于奉化雪窦山，就与丈夫贝祖诒一起前往探望。1937年3月13日抵达，住了一晚；两家人一起漫步雪窦山，散步雪窦寺。在少帅被转到台湾以后，已阖家旅居美国的蒋士云，专程从美国飞到台北看他。

2001年10月14日，101岁的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头一年，“赵四小姐”赵一荻先他一步而去。张学良自称“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张学良也不例外；至于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张学良在奉化给何柱国的信

在台湾的幽禁岁月里，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留影：两人在吃早餐

记者 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