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索引
档案是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档案又是全民的、社会的、世界的。一批来自英国的档案照片,让梅滕更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先说背景。2012年4月,浙江大学方新德博士受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委派,与同事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史料。方老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档案学的,他拍摄回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历史档案,其中与浙江、与杭州相关的稀见档案图片,已被浙江省档案馆收藏。这些史料档案,主要出自当年英国驻浙江的领事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次年英国在宁波设立领事馆,随即宁波开埠;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大清帝国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杭州也成为开埠城市,1897年英国开设了驻杭州领事馆。这两个领事馆当年所产生的各种资料,保存到今天,弥足珍贵。
这些档案,多为英文文档,亦有中文文牍,既有文件报告,又有往来书信,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
1883年出自个人的《浙江旅行报告》;1891-1897年杭州官府文件;杭州开埠后,英国驻杭州首任领事孙德雅(中文名)在1897年6月致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德的报告;1898年清政府浙抚关于高尔伊开矿的文件;1900年震惊中外的衢州教案以及有关义和团的中文传单、文件;1903年和1912年的《浙江军事报告》;1905年杭州领事馆总务账目;1905年有关嘉兴等地内河航运的中文文件;1907年杭州官府有关火油公司铁路鸦片等公文;1909年杭州地方舆情摘要、情报季报;1910年杭州租界欧洲警察视察员有关文件;1912年8月23日特殊设计炮舰进入江浙重要城市的秘密备忘录……等等等等。
这是百年前的历史,记载了中外关系史上的种种事件、冲突、矛盾、妥协、合作;如今知者寥寥,若是愿闻其详,可以爬梳钻研。而英国国家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档案馆之一,馆藏十分丰富,有千年以上的档案。方新德老师介绍说,其全部实体文件的排架,长度加起来达到185公里,超过杭州到上海的距离。而在他们官网上有句名言:“政府产生的信息中绝大多数是你有权查看的。”
档案的收集、保存、展示、查阅、使用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多样化。对重要的历史档案,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复制,让原件只能“远观”,唯复制件才能“近用”,这是通常做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专门用方便区别的绿色纸张来复印,只向读者提供复印件,而且只能抄录不可拍照。浙江省档案馆也丰富了档案收集、使用的模式,用复制的方法在地球的另一边建立“镜像”,从而让关联本地的世界档案能够在杭州方便查阅。
方新德老师所摄英国档案,主要是杭州领事馆部分,约有4000余页,体量巨大。其中有梅滕更在1911-1914年间处理宝石山等处医院房产的材料,共26页。《都市快报》曾经多次报道过这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医生梅滕更,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
梅滕更老少鞠躬照
感人的照片,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在一张百年老照片上,在遥远的黑白画面里,两个人——一老一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洋一中、一医一患,他们双手合一,相互鞠躬行礼。小伢儿四五岁的样子,穿着长衫;大老外年过半百,戴着礼帽。这是梅滕更医生巡查病房时发生在廊道里的一个场景,那位小病友自是可爱,而梅医生不是更可爱吗!瞧他们鞠躬,那么诚挚,梅医生的腰都弯成标准的90度了。
如果那时有“荷赛”“华赛”奖,一定要把金奖颁发给这张照片。穿透百年时光,那吉光片羽依然璀璨闪烁——这张“老少鞠躬照”,在当今的网络上一度转疯了,感动了无数阅读者。
杭州著名企业家宋卫平也是受感动者之一。他把这个画面定格为立体的雕像,让它永久地矗立在浙医二院的门前。这是把和谐的医患关系固定下来,树立起来。2014年12月5日,浙医二院迎来145周年院庆;这组老少鞠躬的雕像,是对不远万里来自英国的梅滕更医生的最好怀念。
事实上,“大洋人”梅滕更那时来到杭州,或骑蒙古马,或坐小马车,遇上认识的长者或妇女,总会下来恭敬地深鞠躬,并且友善地和他们聊天。梅医生的出现,成了小伢儿最开心的时刻,他们一边欢快地蹦跳,一边喊:“梅医生来了!梅医生来了!快让路!梅医生来了!”长于以当真为特色的“英式幽默”的梅滕更,常常以一种好玩的方式,和小顽童互相鞠躬,像跟省长鞠躬一样;梅医生喜欢带着洋腔,和某个小男孩搭讪说:“你好呀,老头子!”而孩子们也总会用同样的方式和他说话:“您好,阁下!”
当年传教士来到中国,很多与兴医办学相结合。梅滕更致力于建设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使之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广行济世,广慈博爱;济人寿世,救死扶伤。艰难时世,梅滕更院长以45年之韶华,将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
这是洒向天堂之爱。
A. 苏格兰风笛吹向杭州
苏格兰风笛是一种充满喜感的乐器,音色与中国唢呐相似。1881年,梅滕更这把充满喜感的“风笛”,不远万里,吹向中国,吹向杭州。
这是载入史册的事件。在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中,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11月条目下记载:“英国籍医师梅藤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梅藤更”之名出现不少,但更准确的中文名应该是“梅滕更”。梅滕更的英文名字是David Duncan Main,1856年6月10日,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第三子。在他出世后整整20年,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老宅在耶稣堂弄。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司徒雷登,自己尽管也做过传教士,但他以外交官、教育家名世。这20年的时间差,使得梅滕更在1926年70岁上退休回国,没有赶上之后中国大地最激烈的风云激荡。毛泽东只说“别了,司徒雷登”,没有说“别了,梅滕更”,所以知道司徒雷登的人多,知道梅滕更的人少,这就很正常了。后人愿意把梅滕更比作“英国的司徒雷登”。
1881年,这是一个好记的年份,阿拉伯数字呈现轴对称的形态。这一年对于梅滕更来说是“三喜”:一喜是他完成了为期4年的医学培训课程,取得了医学学历;二喜是他确定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三喜是26岁的他结婚了。
梅滕更一生深爱的伴侣是一位护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此南丁格尔与彼南丁格尔是什么关系?是啊,南丁格尔,“提灯女神”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是出生在意大利的英国女护士,是她开创了人类世界的护理事业,国际护士节就源于她的生日——1820年5月12日。梅滕更的夫人也叫南丁格尔,就因为也做护士的母亲,感动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拿了她的名字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希望女儿也能像南丁格尔一样,为人类救死扶伤。
1881年9月,这对小夫妻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即于9月28日启航,离开祖国,前往中国。一年以后的9月,比梅滕更小5岁的另一位传教士苏慧廉,受英国另一个教会委派,出发前往中国浙江的温州;苏慧廉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教育家,成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老师。那时,浙北有了梅滕更,浙南有了苏慧廉。
早在公元7世纪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后来经历了一次次的传教与禁教,风风雨雨上千年。基督新教的传入,是19世纪的事情。百年前的时代大背景是:西风东渐,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但由于长期的封闭,导致种种愚昧,引发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冲突,教案屡屡出现。有的冲突可谓匪夷所思,比如1870年天津教案中发生这样一件事:洋人在玻璃瓶子里腌制洋葱,当地民众却以为那是装满了婴儿眼珠!经曾国藩查证,才真相大白。
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经典老电影《六福客栈》,讲的是一位英国女士到中国山西当传教士,经历种种困难,后来在抗战中带领一百多名孤儿翻山越岭逃难的故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里的“重复”,是一种使命,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年轻的梅滕更,最早梦想到东方的印度做传教士,从事医学宣教;只因当时杭州的传教职位空缺,朝气蓬勃的他于是应圣公会之招,去了另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夫妇俩携手从上海上岸,经宁波、过绍兴,最后抵达杭州,接手广济医院。那时多艰难: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风俗不谙,语言不通,抵达上海时甚至不见迎接者的影踪。
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戒烟所”——帮助戒鸦片的,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麦多医生所创立,时在1869年,这成为浙医二院院史的起点。戒烟所当时仅有病床16张,设在横大方伯——方伯是明朝布政使的称谓,“横大方伯”与“直大方伯”成了杭州富有特色的街巷名称。杭州著名的浙医一院和浙二医院为何就在“大方伯”这一带,原来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他们派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医院地盘又有所扩大,这一年正式改名为“广济医院”,杭州人习惯叫“大英医院”。
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十年之后,梅滕更夫妇到来。梅滕更热情、谦和、幽默、乐观,到杭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逛了一遍杭州城,立马开始学汉语;天性乐观的他对妻子笑言:“让我们来建个‘保持微笑’的开心俱乐部!”
他们很快迎来了在杭州的第一个春天,漫步西湖边,“晚风拂柳笛声残”,花动已是满城春色。
B.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
苏慧廉的女儿、作家谢福芸,曾在书中多处提到梅滕更,当时访问杭州的老外,大多首先拜访成为名医的绅士梅滕更。
另一位女士鲍金美,父母是美国人,1910年结婚后刚过蜜月就从美国来到杭州做传教士;1913年,鲍金美在上海出生,随即被母亲带回杭州的家,9岁之前她都在杭州度过。后来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杭州,我的家》,浙江省档案局收藏有中译本,由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于2003年3月在内部翻译印行,书中就写到了她眼中的梅滕更医生。她父亲鲍乃德是基督教杭州青年会的创办人和总干事,与梅滕更很熟悉。在她跟那张“老少鞠躬照”中的小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大方伯旁边的马市街,成了梅滕更的近邻。有一天,调皮的她在街边草坪上摘吃了一大把野果,母亲看见后吓到了,“她当即将手指伸进我的嘴巴,强使我吐出来。但我到底吞下了多少?它有毒吗?如果有毒,毒性有多强?”
怎么办?赶紧去请梅滕更医生!快!于是,一个信使飞奔而去。问题是,梅滕更医生在哪里坐诊呢?如果从广济医院过来,不用太长时间;如果去宝石山上的肺病疗养所看病人,情况就不妙了;或者更糟糕,是在宝云山视察新的麻风病院,那该怎么办?“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他终于来了。我母亲满脸忧虑地奔向大门口迎接他。”
鲍金美描写她印象中的梅滕更医生:留着胡子,看上去总像一位穿便装的快乐圣诞老人,而且总带着一种小男孩般的顽皮。梅医生凝视着她母亲递过去的白色小果实。母亲焦急地问:“它是不是有毒?”梅医生却问:“吃了有多久?”一听过去这么长时间,他说:“现在送到医院去清胃,已经太晚了。”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煞白了。
梅医生弯下腰,仔细观察站在她旁边的小病人——这很像他与“老少鞠躬照”中的姿态。问:“肚子痛吗?”答:“不,我想没有。”“好吧。我看我们不必担心,马上——给她服用足够剂量的蓖麻油。”鲍金美最后当然是安然无恙。那时没有救护车,梅滕更医生就像救护车一样过来了。按正常应该是带着“小病友”往医院跑,大概因为平常关系太好了,焦急的母亲立刻想到的是“赶紧请梅医生来”,梅医生就来了。
还有一位女士——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著有中国游记,中译本名为《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其中有两个专章:《杭州》和《杭州的教会医院》。她从上海到杭州,梅滕更医生在一座桥上迎接她,带她穿过人口稠密地段,通过高墙下的一扇门,她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二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是的,这就是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伊莎贝拉到了院内,观察记录更为仔细:“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墙、地板和寝具,一尘不染,无可挑剔!”“妇女病院的大病房,有鲜花、油画、桌椅、脚踏式小风琴,看起来像英国大厦内一间舒适的双层客厅,这里由梅滕更夫人管理……”
到了2013年岁末,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柴静,感慨于网络上盛传的“老少鞠躬照”,写下了长篇博文《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其中说到: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
穿越百年时空,4位女性对梅滕更和他的西医医院,都是赞誉有加。
C.知识·技能·良知
梅滕更有句名言:“好医生应该具备3个H:Head(大脑里的知识)、Hand(手上的技能)、Heart(心中的良知)。”说到,可贵;他自己做到,更可贵。
医学是科学,知识的储备是基础的基础;加上多年诊疗经验,化经验为知识为理论,这样才能更上层楼。梅滕更在中国45年,主要是办医院办医校做医生,其次才是宣教,同时也讲授、传播医学知识。
作为广济医院的院长,梅滕更不是一个只会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名医。“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是当时杭城到处流传的一句惊讶话语。一位妇女,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百年前的截肢手术,那是巨大的工程巨大的挑战。梅滕更是主刀医生,梅夫人做洗手护士,医校的一位助教过来当助手。浙医二院院史书《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它是梅滕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西医进入中国之前,谁见过这医术?出院时,梅滕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从此站起来了,竟能走路了!
作为福音医者的梅滕更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情怀,是自然而真诚地流露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梅滕更参与红十字会救护活动,曾亲率医疗救援队奔赴一线。伊莎贝拉在书中说,“梅滕更博士机敏、和蔼与忠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原因”,“尽管病人处境悲惨,但他们还是会被梅滕更博士的笑话逗乐”。一次,她拿着相机,在院子里拍摄都督的几个警卫,整个院子爆发出阵阵欢笑;梅滕更使劲夸赞警卫大腿强健,逗得病人也开怀大笑。
梅医生在医院查房时,总是充满了欢乐,许多正在康复的病人都很期待见到他。由浙江省档案馆收藏、1935年出版、亚力山大·甘米(Alexander Gammie)所著的英文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Duncan Main of Hangchow),生动描述了有一天早上发生的“好玩的一幕”:从床的这头走到那头时,梅医生被床撞到了膝盖骨,他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痛”,表情很夸张。病人们立刻上前帮忙,现场一片忙乱。梅医生依旧不停地呻吟,有点小夸张。一位老妇上前揉他撞伤的地方,一两个人开始给他扇风,另一个人抬着他的腿,一个人扶着他的背,一个人给他把脉,还有一个急忙跑出去叫梅医生的妻子,其余的人都聚拢了过来。
梅夫人赶到后,一眼就看穿了梅医生的恶作剧——他在享受这场“欢乐盛宴”。梅夫人肯定了大家为这位“病人”做的事,然后匆匆转身走开,不一会儿她拿来一个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一张照片,笑言命名为《局势逆转》——医生变成了“病人”,病人变成了“医生”。梅滕更夫妇送出这样的“开心”无数。
美国医生特鲁多有一句著名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福音医者梅滕更,就是最会安慰病友的人。《梅滕更在杭州》一书记载,他对一个从来不会笑一笑的小病友,一次次逗他。小病友在冬天穿着厚棉袄,像个胖乎乎的矮脚鸡,梅医生就模仿大公鸡:先弯下腰,然后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后仰,发出公鸡“咯咯咯”的叫声,逗得小病人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未雨绸缪,脚踏实地,定期锻炼,笑口常开”,梅滕更对“广济人”提出的一系列素质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尊重”——对自己、对他人、尤其是中国人,要有足够的尊重。谁能想到,在松木场麻风病院的圣约翰教堂,传教士与接受治疗的病人一起领受圣餐,大家共用一个杯子喝酒,杯子经过患者与传教士的唇边舌尖,一切都已习惯成自然。
百年前的医患关系,主旋律正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相互合作。对于治疗的无知与偏见,被一声“病治好了”就扫到九霄云外。梅滕更以他的良知与识见,带来了现代医学和现代文明;“广济之舟”,摆脱病痛,并非虚言。
D.可以验证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除了医学技能,梅滕更更具有领导医院发展的巨大能力。他接手时的广济医院,那是一穷二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设备、没有手术室;在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广济不仅发展了总院,而且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开办了医校、药学院、护士学校、协和讲堂等等,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院和医校。
1911年,医院从英国引进了X光机,那是全中国最早引进的一批X光机。《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张照片,是梅滕更的大儿子在帮助调试X光机。医院还装备了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电话、电疗器,诸多项目,皆属杭州第一。
梅滕更儿子(右)在调试杭州第一台X光机
至梅滕更退休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患者年住院4000例左右,已成全国最大的、技术最强、管理最先进的西医医院之一。
广济医院具有很大的公益慈善性质,几乎不收诊金,是真正的非营利医院;要持续发展和维持运转,一靠院外经营,二靠各种资助。除了英国圣公会提供部分资金外,梅滕更努力争取各个基金会的帮助,以及官绅的捐赠。
为了扩建医校校舍,作为校长的梅滕更回到他的祖国募捐,声言如募不到10万元决不回来。英国的麦克莱爵士夫妇,为纪念在一战中于1918年在法国阵亡的儿子,当场认捐1万英镑,相当于10万元大洋。他儿子曾在一封信里说,使命似乎在召唤他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他很愿意走上这条路。支持梅滕更在杭州办医校,正是对儿子的最好纪念。《梅滕更在杭州》一书,特意收录了他们的儿子埃比尼泽·麦克莱中尉的照片。
广济医校1885年初创时只招收10名医学生,之后发展成医学、药学和产科3个专门学校,培养了众多莘莘学子。青年陶行知曾入校就读,因信仰不合而离校。浙医二院院史书收录了新医校落成的碑记,由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1924年题写,赞颂梅校长:先生莅浙,四十五年,以医救世,实导其先,博爱为教,宏愿允宣……
在大理石碑揭幕典礼上,梅医生对大家说:“感谢同学们的厚爱,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构筑最有价值人生的,不是名声,不是大理石板,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奉献……”他再次展现了幽默的风格,“我希望大家说的这么多好话没有说错,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可以验证你们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E.宝石山·宝云山·莫干山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仁者乐山,梅滕更喜欢山。在杭州,他把肺病医院建到宝石山上,他把麻风病医院建到宝云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仅建起了麻风病医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临时医院。也正是在山上的行动,后来惹出了“官司”。
在整整100年前的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落成,这是一个麻风病院,坐落在宝云山东麓山脊上;宝云山在葛岭初阳台东北,宝石山北边。如今留存着一组当年所建的建筑,就在浙江省档案馆的里侧,弄堂向里左拐沿右侧山坡小道上去,红黄等不同颜色的老房子就是,有的依稀是欧式风格,是杭州市文保单位。秋日的一个黄昏,我来这里探寻遗存,问了附近所遇到的居民多位,茫然无所知。闻生人前来,犬声此起彼伏,这山岗原来是世外桃源。很快我就找到当年的小教堂圣约翰堂,这是现今保存较好、也最漂亮的一幢小房子。暗淡了时光身影,远去了教堂钟声,唯有热烈的烹饪声从里头传出。这些房子收归国有后,如今都变成职工宿舍了。
当年,这里是荒郊野外。这些建筑分别为男麻风病院、女麻风病院、男隔离病院、女隔离病院、男清气院、女清气院、教堂等等。在那时,这是国内设备最好的麻风病院之一。
久伫荒郊亦为家。广济的医护人员和麻风病人,就以此为家了。
1932年,郁达夫以麻风病院为背景,写了小说《蜃楼》,其中有云:“有许多结构精奇的洋楼小筑,散点在那里,这就是由一位英国宣教士募款来华,经营建造的广济医院的隔离病院……”
2014年5月,梅滕更的曾外孙女布莱克夫妇来中国杭州寻根,追寻曾外祖父的踪迹。“梅滕更老院长,不仅创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现任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教授感慨地说,“那时,麻风病比现在的艾滋病不知恐怖多少倍。我时常在想,一位英国医师和他年仅19岁的妻子,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真是了不起。”
结核、麻风和梅毒,是世界上三大慢性传染病。麻风病由麻风杆菌传播,主要侵犯人体皮肤、神经及内脏等器官,一旦得病,致使神经末梢坏死,导致毁容、残疾,甚至死亡。20世纪初,杭州流行过麻风病;广济医院的病例档案,见证了杭州麻风病的病史。
梅滕更致力于收治麻风病人,并且提高治疗水平。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派遣来到广济医院,他与梅院长一起“两手抓”:一手抓援助,争取到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资金,大大改善了病院的环境设施;一手抓人才,先后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风病专家来杭工作。梅滕更院长退休后,苏达立曾两度出任院长一职。
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麻风病治疗需要集中隔离,病房建在相对偏远的山上为宜。后来在德清莫干山建立麻风病医院,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梅滕更这样评价莫干山:“这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它这样安静、平和,这里有阴凉的小径,竹林也很美。患病的孩子们一到这里,健康状况就开始改善。”
莫干山是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以“清凉世界”著称于世,从1896年至1926年,洋人纷纷来此建房消夏。梅滕更1910年到莫干山购地建房,地点选在炮台山的一块台地,建了一座英国古城堡式的别墅,附设网球场、游泳池、阅览室等。冬暖夏凉的古堡,一时间成为了莫干山的标志性建筑。但它不是梅滕更独享的,广济医院的外籍医生和中方高层,都可以到这里来消暑度假。
由于这一带医疗条件匮乏,梅滕更决定在莫干山开设临时医院,利用医生来此休闲的时间,为百姓服务。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安吉、孝丰、湖州一带都有百姓赶来看病。
自打上了莫干山,梅滕更就经常亲自为山民义诊看病。对莫干山人文历史素有研究的德清图书馆朱炜先生,以生动的笔墨,描述了当年的情形——
上山第二天,梅滕更的信差就敲着铜锣满山跑,告诉周边的山民:“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来看了!”这面铜锣,至今珍藏于看门人楚庆仁之子楚召南家中。于是,在莫干山,通常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一夜过后,有被人背着的、抬着的,或自己拄着拐杖的病号从各地涌来。他们相信并认可梅医生的医术,更重要的是,梅医生看病从不收钱。
而梅夫人也喜欢莫干山,山民们总能听到,这位美丽又善良的梅夫人在炮台山的小洋房里弹风琴。她与看门人的妻子还成了闺蜜……
甘博拍摄的保俶塔与肺病疗养院
F.保俶塔边上的冲突
民国初年,美国传教士甘博拿着先进的相机,在杭州走街串巷,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喜欢以梅滕更为“模特儿”,他拍过梅滕更乘坐他自己设计改造的“小马车”——车厢由两个自行车轮组成,以小马驹为动力;坐在这“中西结合”的车子上出门溜达,梅医生好不惬意。甘博在1917年所摄的一张保俶塔照片很经典,只见保俶塔破败得厉害,塔身上都已长了不少灌木。塔两边的建筑,正是梅滕更所建的肺病医院和疗养所。
梅滕更选址宝石山上,盖因肺病患者需要隔离和空气流通,当年对付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1895年,梅滕更向保俶寺和尚怀仁租地筹集;1899年,宝石山上、保俶塔下两幢主建筑落成,一洋一中,一大一小,一西一东,统称为西湖肺病疗养所,这是杭州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
那时的宝石山、松木场,皆属荒郊野外,但保俶塔毕竟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尽管其时已破败不堪。肺病疗养所在使用十年之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予以收回。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影响“风水”。1909年1月,由浙江洋务局总办王丰镐出任中方交涉使,与梅藤更交涉,要求收回土地及房产。王丰镐赴沪与英国驻沪总领事磋商,并照会英国驻杭领事,双方争持数月未果,但王丰镐毫不妥协。执掌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沈钧儒,向省谘议局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的议案。“以保内地主权”一语,揭示了这本质上是主权利益之争。
这是梅滕更来杭后所遭遇的最严重冲突,最终是梅滕更知难而退,作出妥协让步,将所有的土地契据共21件,连同已建房屋交还地方,由政府补偿有关建筑费用。
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来自英国的档案照片中,有各方在1911年7月20日所达成协议的英文文本,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翻译过来是:
一,各方最终明确同意,当地官方应派出官员随梅医生考察宝石山的山地,画出详细尺寸图,以及准确盘点出所有承诺的东西,还有花、树、石雕等设施,所有这些都予以归还,成为政府财产。
二,各方同意,官方重获宝石山上疗养所的所有权后,应提供维持这一设施运转的资金。
三,各方同意,位于山顶上的肺病医院,此后应作为陆军医院,或用于类似用途。
四,各方同意,原来商定的连续10年每月向广济医院补助200美元,现改为一次性支付总额24000美元,并开具收据。
此协议一式四份,分别由英国领事、梅医生、外交事务专员及地方长官保存。
签字双方,分别为中方交涉使王丰镐和英国执业医生梅滕更。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有一封王丰镐写给梅滕更的信,说房屋和土地产权问题已协议解决、记录在案,“不过,当地官方虽已拥有了疗养所,但仍请求您自愿成为他们的保健医生,当地官方已准备了一处合适的房子,供您使用”,“当您回到您的祖国,或者不再居住在杭州城,这份协定就将自动终止”,云云。
从以上档案材料看,很清楚的一点是,把宝石山上洋人的东西拿回来,拿回自己用,肺病医院变成陆军医院,广济疗养所变成地方官疗养所,并不是拆除景区“违章建筑”;由于地方官的疗养所缺乏医卫人员,梅滕更还得去充当 “卫生官”,提供保健疗养服务。这个过程与结果,与近百年之后洋咖啡星巴克被逐出故宫事件惊人相似,只是时间从1911年7月换成了2007年7月,地点从宝石山换成了故宫,医疗机构变成咖啡店,主事者从相当于“外事办主任”的交涉使王丰镐变成了“爱国愤青”央视主播芮成钢,而最重要的是,最终都变成“洋为中用”,洋咖啡星巴克撤出故宫后,马上中国牌子的咖啡店就进驻了故宫。
另有一份中文档案表明,达成协议3年后,英国驻杭领事馆在1914年12月19日发出照会,言及梅滕更在杭多年创办善举,因当地有人反对,将宝石山产业退还后,“商允从优奖叙,并应补助款项”,以另外购地建病院,梅滕更之所以要求奖叙补助,是因为反对者败坏名誉,补助款并非梅滕更所得,而是办理善举之用。
英国驻杭领事馆1914年12月19日给浙江地方官发出的照会(中文),其中谈及梅滕更
梅滕更那时选址宝石山建医舍,显然是个错误的选择。从长远看,保俶塔的身边当然是干干净净为好。案件了结十多年后,1925年的夏天,有一对美籍老外新婚燕尔,喜滋滋来杭州西湖度蜜月,新娘多萝西童年曾在杭州生活过,新郎马尔智则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们拍了许多杭州的照片,马尔智还写下了蜜月日记。在1925年7月4日的日记中,已经被收回的广济医舍,被描述为“一座野蛮透顶的建筑”,账依然算在梅滕更身上:
西湖北面宝石山脊的一翼上有一座优雅细长的保俶塔。在宝塔的脚下,有一座丑陋的二层楼谷仓式住宅,几乎要盖过那宝塔的风头。那房子是英国人梅滕更医生修建的,突兀地露出一片蜡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一个幽灵;那白色的方形粗暴地直逼你的眼帘。这是一座野蛮透顶的建筑,仅仅为了它,那些爱国的中国人也会捶胸顿足,希望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滚回去。
这些房屋,直到解放后,因受白蚁侵害,才被拆除。保俶塔经过修缮变得更美丽了,只让郁郁葱葱的树木簇拥它,这最好。
G.“我警告梅医生注意这一影响”
“生在光明之中,我们才学会走过黑暗。”面对各种困境,梅滕更内心生长的力量,砺人砺己,他有句名言:“乐天的性格,就像是轮胎中的气,用量不多,却能让所有人前行时变得轻松、变得快乐。道路越是崎岖,越是需要它。”
王丰镐在任浙江交涉使时,办理过全省多地诸多涉外权益案件,他与梅滕更打交道,还涉及马市街房产的问题,时间也在1911年。
慈善公益事业要想发展壮大,自身需要多方经营、勉力事善。梅滕更非常擅长“院外经营”,以地产开发来补助办医办学。他领导广济,在大方伯和马市街一带,买了数十亩土地,购建了几十处房屋,其中部分通过租售以增值得益。当时,梅滕更将4个房子先租后售,转给了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鲍尔。鲍尔买房子时也蛮慎重的,咨询过英美两国的领事,两者皆书面回复,他可以从他愿意的任何人处购买地产。
然而,麻烦还是出来了。按照当时条约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内地”购置不动产,但教会、医院、学校以及公墓例外。地方官们认为杭州是“内地”,梅滕更无权那样做。在浙江省档案馆所藏英国档案照片中,有一系列的交涉文件,可见双方的立场与态度。交涉双方为王丰镐和英国驻杭州领事赛斐敕。王丰镐认为,“梅医生作为传教士,不能在内地以自己名义买卖房产”;而赛斐敕在致王丰镐的复信中说,“我带着十分惊奇的心情,阅读了您的函件;十分遗憾,我完全不能理解您的预设论据”。
赛斐敕说,杭州已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把杭州设想为“内地”是错误的;“外国人在贸易口岸居住、贸易、买卖不动产,不需批准,不得阻碍”,梅医生“有权在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任何贸易口岸中拥有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愿意的话可以卖给任何人,“地方政府无权阻碍或反对他行使这样的权利;至于鲍尔先生购买梅医生财产,那是应由美国领事关心的问题;而鲍尔先生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同样享受和梅医生一样的条约权利”。
地方官进一步的理由是,传教士“个人在内地购买房产”,是违反条约的,只有传道所的“法人财产”才行。那么得查清,梅滕更操持的房产,究竟是个人的还是法人的。对此,王丰镐在致赛斐敕的信中说,“我发现,梅医生作为一个传教士医生,可能仅仅以他的传道所名义,为法人财产购买房产,而他个人可能没有获得自有房产”,如果梅医生把马市街房产列为他个人财产,那是不合适的,而把房屋卖给美国商人鲍尔则更不合适,“所以他们的买卖协议是无效的,我要求你必须立刻命令梅医生取消买卖”。
这个事情交涉的过程,一直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进行。赛斐敕在1911年3月20日致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信中说:“如果对财产的所有权是有争议的,就会引起法律上的复杂化。我警告梅医生注意这一影响。结果他作出安排,和鲍尔先生达成一致,后者同意:从梅医生处取得4000英镑后,取消销售合约。”
该让步时让步,该妥协时妥协,这就是屈伸有度的梅滕更。从这一案例可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期,中外在价值观、主权观、人权观、财产观诸方面,冲突是必然的,妥协是已然的,交融是当然的。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冲突依然时有所现,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在中国的传唱也曾中断过,到了1962年,有人撰写关于梅滕更的史料文章,从头到尾全是批判,说他是“英帝国主义分子”,一无是处。
从不同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视角看,梅滕更本身是一个融合力极强的人,他擅长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不见外。浙江都督朱瑞,1916年病逝时,梅滕更也送了挽联:“始终以顾全浙局为心,名将几人,能如循吏;国家有寄托长城之责,中原多故,遽陨元戎。”不知是他自己所撰还是托人代撰。梅滕更也与驻扎杭州的满清旗人打成一片,《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这样的记叙:一位满族将领和他的家人也在广济住过院,“1900年梅医生回国休假期间,慈禧太后曾下令消灭基督徒和外国人,正是这位满族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其他官员,拒不执行慈禧的指令”,以此保护广济。在庚子之乱中,慈禧其实没有下过此令,而在广济住院治好疾病、平常与梅滕更院长交好的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图保护广济医院,倒是在情理之中。
这本书里还有一张很有意思的“中西交融”照片:圣诞节,梅滕更到麻风病院看望病人,大家一起合影,人人都穿得很整洁,有的因麻风病致残的患者还拄着拐杖;而在照片一角,一张桌子上供着一头毛已褪尽的猪作为祭品。
H.爱西湖,爱杭州,爱中国
1913年,因为医院人手短缺,压力很大,梅滕更干脆把大儿子唤来中国,帮助分担工作,担任医院秘书和业务经理,一直持续到1927年。
梅滕更说:“能够来到中国,我一直心怀感激。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
退休回国后,梅滕更写了一本小册子,前三分之二写杭州历史名胜、西湖十景,后面三分之一才写杭州医学传教的回顾。他们夫妇俩都是那么的爱杭州、爱西湖。
“早上,最先迎接我的,是西湖湖面上难以形容的美妙的日出。它最初看起来像是壮丽的火焰,从东边露出来,红扑扑的。黎明来临,光芒在上空照耀,这种感觉无法形容。深红色的光充满整个湖面,湖中小岛、堤上六桥、堤岸树木都倒映在水中——多么美的画面!”在离开杭州前,梅夫人在致友人信中这样描述西湖。“难怪中国人这么喜爱这美丽又悠久的湖。在人们还没有苏醒的最安静时刻,从山顶上看到它,会让我永远记得它,热爱它。”
在1926年10月16日一封写于杭州的信中,梅医生说:“我经常对其他人说,‘多给自己一些读书时间’。我们都喜欢书,过去这么多年,我收集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将来足够悠闲、完全自由时,可以好好读读它们。”
他退休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时诚挚地说:“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在上海上船离开中国前,医界同仁以及诸多他培养出来的医学毕业生,赶来与他依依惜别。梅滕更说:“我们为中国培养的这些优秀、年轻的医生、助产士、药剂师、护士,要比我们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延续我们的生命。”
中国元素已经融进梅滕更的血液。《梅滕更在杭州》一书写到,每个圣诞节,梅滕更都会给英国维多利亚·玛丽王后寄中国日历,他也收到了王后本人寄给他的圣诞节贺卡。有一回,玛丽王后来到爱丁堡短暂停留,原本打算去看看梅医生收藏的中国物件,但遗憾的是,因为行程安排太过密集,王后没能成行。
他说:“要是能够返老还童,要是我还有第二个青年精壮的时期,我梦想还要居留在中国。”这就是梅滕更的“中国梦”。
I.从病者福音到仁爱而劳
“70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跟50岁时一样健康,如果不说是更健康的话。” 在杭45年,梅滕更孜孜不倦,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蛮拼的”,退休时他还说,“我的大脑不是冷藏库,也不是装古董的博物馆。‘过去’已不再,‘现在’就在我们说它时从脚下溜走,活在现在就像站在滚桶上一样,你得不停前进才能站稳。”
回到英国后,梅滕更住在爱丁堡,他没有歇下来。除了阅读带回去的中国书籍,他还将英文医学书籍译成中文;其实早在1895年,他就把英国伟伦忽塔所著的《医方汇编》介绍到中国:他进行口译,由来自浙江慈溪的医家刘廷桢笔述,全书4卷,由广济医局镌印,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译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范例。为了办医校,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等医学典籍。
另外一个重要“退休生活”项目,就是常常外出演讲,述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分享他丰富的人生体验。他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其中包括苏格兰皇家地理协会名誉副主席的头衔。
1934年8月30日,鞠躬尽瘁的梅滕更在苏格兰老家辞世,享年79岁。梅医生去世后,在杭州,他的大儿子参加了两场悼念仪式。一场在广济医院举行;另一场在宝云山山麓麻风病院的圣约翰小教堂,所有麻风病人都参加了。一位年纪最大的病人站起身来,准备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悲伤涌上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位女病人也站起来,但还没开口,已经痛哭失声。
在梅滕更逝世后第二年,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出版。他儿子说:一个传播福音的外国传教士,应该具有完整的信仰、持久的耐心、诚挚的愿望;我爸爸生活和工作故事的发表,对渴望到国外从事宣教的年轻人来讲,希望能帮助他们激励灵感、为他们提供指南。英国教会也特地为他写了一本名为《人间天堂的梅滕更》的传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专门研究医学传教史的英文版《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全面介绍了英国安立甘会派出梅滕更等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的活动。那时杭州,正是一片丰收的“禾场”。
科学、哲学、宗教,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既有的生存条件作出的反应,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基督教信仰改变了古典文明下长期形成的蔑视人的生命的态度,追求“爱人如己”的境界,“博爱”因此而来。
遥想整整50年之前的1884年,到杭州广济医院才3年的梅滕更,从圣公会争取到1700英镑的拨款,建成新的广济总医院,大楼门廊挂着的大匾是4个汉字,成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佳注解——病者福音。
在梅滕更去世整整80年之后,苏格兰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结果是反对独立的得胜,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梅滕更在苏格兰的墓碑至今保存完好,上面刻着4个漂亮的繁体手书汉字,概括了他鞠躬尽瘁的一生——仁爱而劳。
梅滕更风采:拿起笔,记录他在中国45年的医学宣教生涯
记者 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