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先生生于1917年11月，浙江省诸暨人。他是我国著名理论家，为中共的理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策划、修改、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冒着风险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篇雄文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吴江先生曾寄赠我不少原始资料，我曾据此写成一篇文章，并寄吴江先生审定。今应《浙江档案》之约，将这篇具有档案史料性质的文稿略作删改，旧稿新发，与广大读者共同回顾吴江先生独特的理论贡献。
一、批评“四人帮”的法家学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然流毒依然四溢。为批判他们篡党夺权的理论支点——“尊法反儒”，吴江写了《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文章说：“四人帮”的笔下，“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绵绵不绝，什么民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都成为多余的了。资产阶级学者还只替法家披上进化论和近代立宪的服装，现在的一些论者则替法家披上了现代化的‘革命路线’甚至马列主义的外表……‘四人帮’以歌颂古代法家来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舆论，是完全一样的。”这篇近3万字的长文，系统地论述了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揭穿了“四人帮”尊法反儒的真正目的，着重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行内人不难体察，这种寓论于史的理论文章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这篇文章的基础稿件是在“四人帮”还在台上时起草的，当时是准备“藏之名山”的。谁知，历史加速了进程，吴江这篇文章也就及时地发挥了作用，并很快刊登在1976年第6期《历史研究》上。由于这篇文章较早地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谬论，再加上《人民日报》等报刊以近半版的篇幅摘载，所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文章难免有时代痕迹，也多少受到“左”的影响，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尤其是“四人帮”还猖獗时，起草这样的文章就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识见和胆魄了。
二、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显然，社论的用意是试图把人们刚有点复苏的思想重新冻结起来。对于这种提法，不少干部，特别是理论界在思索：中国之舟将驶向何方？1977年4月，邓小平在致中央的信中说，应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同年冬，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提出要用“革命实践”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的命题，又是针对“两个凡是”而言的。 1977年9月，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在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学员会议上，作了题为《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报告（后刊于《哲学研究》1978年2月第1-2期合刊上），在当时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反“左”。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看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糟蹋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这里明白地提出了“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说本是个常识问题，在理论上并不高深新鲜。但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再以语录、以权力、以派别来拨乱反正，显然不行。大变革的时代在急切地呼唤着检验真理标准的复归。在拨乱反正时期，也只有以此为支点、为杠杆，去撬开那些形形色色禁区的大门。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期学员中有几百名中高级干部，加上理论班的学员共计1000多人，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气氛活跃、思想解放，应当说，真理标准讨论的影响在此时已通过他们传播开来。后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就是第一期学员。1978年3月，为进一步阐明真理标准问题，吴江征得胡耀邦同志同意，让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孙长江执笔，为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写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题目实际上是吴江在1977年9月所作报告中的一句话，而“唯一”二字源于列宁所说的“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在起草文稿时，《光明日报》新任总编杨西光送来一篇同类题材的文稿，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为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文章已经光明日报社修改数次。吴江看了很是赞赏，认为“文章写得很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两家商定，合力修改好此稿。吴江嘱孙长江把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稿捏合在一起，进行深度加工。在吴江的指导下，孙长江很快搞出了稿子，在定稿付排时，吴江再次作了些增删。从笔者保存的这篇文献发排稿的影印件看，修改了30多处，其中增加文字23处，删略文字6处，调整文章结构5处，下面列举增加插入的一部分内容：
——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这些基本原理是……它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的论点作了修改，例如……
——《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由于最近二十五年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一个重要的修改。
——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更不要说那些只根据个别情况作出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述、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等崇拜。实践之树是常青的。
——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在其发展过程中……
吴江与杨西光商定，此文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见报，具体做法由吴江向胡耀邦请示。随即，吴江于1978年4月27日在发排稿的天头上果断地写下：“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各一份]，五月十日那期用。吴江，四月二十七日。”
此文经胡耀邦审阅后，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全文刊出；次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再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播发。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就遭到猛烈攻击，说是“砍旗”、“政治上反动”、“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人召开宣传系统负责人会议，专门批评“真理标准”文章并提出防范措施，会上特别对《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施加压力。一位理论权威在另一大会上公开责难：“如果认为中央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斗争进一步激化，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已不是针对一篇文章了。对于高层的责难，如正面著文驳答，局势依旧，则后果不堪设想。在“高压”面前，是退却畏惧，还是迎头而上，往往是考验理论家是否具有胆魄的试验场。历史进程表明，抵达胜利彼岸之舟，逆风往往多于顺风。吴江考虑再三，并征得胡耀邦同志的支持，赶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写好后，发在哪里？以什么名义发？颇费思量。
当时中央报纸重要文章如以本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须送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巧妙地避过了这一关，但还是大波轩然——“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6月15日中央宣传会议后，更加强了对中央报刊的控制，重施旧计显然不行；地方报刊，偏处一隅，影响又不大，也不一定行得通。不过，军队的报纸有特殊地位，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吴江决定把文章送《解放军报》。《解放军报》完全赞同文章的观点，并愿承担发表后引起的风险。为慎重起见，稿子送请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审定。罗阅后，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并两次提出修改意见。考虑到文章论及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与第一篇文章的一致性，决定依然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在一、三、四版刊出，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播发，各地方报纸也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分三大部分：第一，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第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第三，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文章观点鲜明，笔调犀利，其中有一节说：“究竟应该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这里涉及一个是真捍卫毛泽东思想还是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只是在北京高层领导范围内引起争论，并只限于内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中央各级和几乎所有省市报纸刊载后，这场大是大非的争论就公开地、十分引人瞩目地在全国开展起来。随后几个月，各路“诸侯”纷纷表态，坚决支持这场论争。往事如烟，回忆这篇文章的诞生过程，吴江自有一番感慨：“我是在高压形势下被迫不得已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如果对于当时的严重指责表示畏缩，保持沉默，不公开据理争辩，我们的处境将会很糟，而且人们将无从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最后事情还可能被歪曲。”“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前还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打电话，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打屁股的话，他接受四十大板。这位文武兼备、一身正气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不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我们难以忘记的。”
1989年4月中旬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4月22日吴江参加追悼会归来，心潮难平，执笔写就《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的悼念文章，并与孙长江联合署名，发表在24日的《光明日报》上。其中有一节说：“第二篇文章也是耀邦同志下决心写的，但他在当时的巨大压力下已无法具体参与，只能用曲折的方式处理。耀邦同志1981年9月25日在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讲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阐释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明确结论，并提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当前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无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这一理论的确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吴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可谓功不可没。
1983年初，中国的改革全面展开，有人在一个权威性的讲台上作报告，以“权威性”的口吻提出，我国目前已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大门，并且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我们已提过一次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混为一谈。如果这种基调能够成立，如果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已经达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那种发展水平，那么，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改革自然就毫无根据了。吴江认为：“任何人，只要稍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将不难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发达的、不完备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我们过去不顾一切地匆匆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正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诸多毛病的重要原因。”
当时吴江的处境相当困难，也许人处于逆境，观察思考问题有时比顺境更清醒、更现实。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在历史阶段的发展上不能照搬照抄经典著作。我们再不能好高骛远，再不能搞飞跃了。正确认定我们目前所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有利于政策制定，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吴江决定撰文正名。1984年底至1985年5月，他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写成《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一文。文章分三大部分：第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第二，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长期性；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章指出：“我们不能无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的初级形态的现实而轻率地宣布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这如同我们在50年代宣布说‘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了’一样，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这样做只能有害无益。”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到：“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是通过这一途径使初级形式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完备的、成熟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要达到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初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不能不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而这个过程“到二十一世纪中期”能否完成尚未可知，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
1985年6月24日，吴江将文章直接上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诚恳而坦率地向中央提出这一亟须澄清的问题，同时送《人民日报》要求刊载以期引起公开讨论。文章未能得到及时刊登，直到1986年5月5日，《人民日报》才发表，题目改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1986年11月，吴江奉命向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提交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见提纲。
1988年2月，他应湖南人民出版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编委之约，写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一书，比较全面地补充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吴江所写的文章，与各个时期的实际工作有关，某些方面也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和党的活动倾向的影响，对这些也是不必讳言的。他们这一代理论家的难处，也许不仅仅在于其眼力识见要超前或合乎社会实际，而且还在于在攀登理论高峰时，要不时地腾出精力，环顾左右，注目上下，保护自己。无论如何，吴江在理论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对此，现实已作了一些评价，历史还会继续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