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浙江史事再述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13次浙江行

    1954年3月5日至14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目前所知的邓小平第1次来到浙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一共13次到过浙江。除了第1次来杭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之外，其他12次来杭时的身份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此次，3月5日，邓小平从南京到达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工作，3月14日返回北京。

    1957年7月5日至6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2次浙江之行。7月5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乘飞机到杭州。下午，他们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晚上，他们又陪同毛泽东会见专程来中国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情况的米高扬。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7月6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乘飞机返回北京。

    1957年10月22日至23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3次浙江之行。10月22日下午，邓小平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在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10月23日一早，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交陈、乔、陆、田、浦各同志一阅，准备于今日下午或晚上谈一下。因此请你们集合先谈一下，准备意见。高士提交了一批值得想一想的问题。另请你找九月《人民日报》的文艺社论看一下。”为此，邓小平即召集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开会，研究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10月9日致中共中央的信。这次，毛泽东要求邓小平找来看的文艺社论是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1959年4月6日至10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4次浙江之行。4月6日下午1时，邓小平由上海乘火车前往杭州。4时许到达杭州，住在杭州饭店。在苏堤散步后，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了在杭州这几天的工作，重点是审定八届七中全会公报，讨论、修改周恩来十余天后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7日上午10时到下午1时半，邓小平等人一起讨论了八届七中全会公报和周恩来所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下午4时至7时半，继续讨论周恩来所作报告的三、五两部分。8日上午，邓小平收到毛泽东批给他和刘少奇、周恩来的关于国外对西藏叛乱的材料，毛泽东表示“此件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这天的会议，继续讨论周恩来所作报告和人大会议上的其他报告。9日上午，邓小平等人游览了灵隐寺。中午上玉皇山，并在山上吃素席。下午2时返回住地，后又一起去看了采茶、油菜，然后游览了三潭印月、湖心亭等处。晚上与周恩来、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一起到毛泽东住处开会，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10日上午8时，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起与部分参加会议的同志由杭州乘机返回北京。

    1959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5次浙江之行。11月28日上午，邓小平和周恩来、彭真从北京乘飞机到杭州。11月30日至12月4日，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等一起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策、国内工作和1960年计划安排等事宜。会议第一天，邓小平收到毛泽东批给与会者的李先念在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表示“此件很好”。这天，李富春先作了196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大家开展讨论。12月2日，邓小平核阅了周恩来批发的罗瑞卿关于封闭万山、佳蓬、担捍水道的报告，在当天会议毛泽东讲话时，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同赫鲁晓夫是一系列的分歧，思想体系的分歧。赫鲁晓夫的根本思想是出在苏共二十大，《莫斯科宣言》实际是对二十大的修改，但是他不认账。他现用一切办法压我们，向他“对表”，向二十大“对表”。过去是内部讲，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公开讲了。他的目的是压我就范。马列主义原则不能让，顶住。方法是不公开，但原则要讲。12月3日起，会议继续讨论国际问题。12月4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了讲话。会上，毛泽东还要求与会者参看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几篇演说。12月5日，杭州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与刘少奇、李富春等乘车赴上海，然后回北京。这次会议期间，在12月初的一个上午，邓小平专门抽出时间，赴离杭州有40余公里路程的余杭超山林场视察。在林场，邓小平听取了林场发展情况的汇报，询问了林场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了超山梅林，观赏了唐梅和宋梅，瞻仰了书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的石像，在对林场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也提出：“这里是赏梅胜地，房屋都破了，风景不像风景，庙宇不像庙宇，应当修建一下”。

    1960年5月21日至23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6次浙江之行。这次他是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秘密来中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并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等一起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5月21日，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先于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在杭州饭店。他们与金日成一起在南屏游泳池等候毛泽东等领导人。晚7时左右，开始谈话，直到12时才结束。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邓小平参加了这次谈话。5月22日上午8时，邓小平与周恩来、王稼祥等去机场送金日成等回北京后，与大家一齐坐汽船游西湖，去三潭印月，11时半返回住地。下午5时至晚10时，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参加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北京地下工事、蒙哥马利访华、周恩来访蒙、同台湾来往、中日关系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等问题，同时谈了党政代表团访苏问题、6月8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6月25日召开八大三次会议等问题。会上，邓小平对参与《毛泽东选集》注释工作的人员提出意见，表示：这就反映了四个野战军。5月23日上午9时，邓小平与周恩来等一起乘飞机先行返回北京。

    1961年1月31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7次浙江之行。此行，邓小平与杨尚昆等一起陪同毛泽东一路南下，听取各地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天上午毛泽东、邓小平等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杭州。毛泽东到达杭州时，由田家英带队的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的调查情况，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晚间邓小平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福州。

    1961年4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8次浙江之行。此行，邓小平陪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凯莱齐到杭州参观访问。4月25日上午9时，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要邓小平与田家英一起起草一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毛泽东提出：“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7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当晚，邓小平和周恩来、田家英到刘庄毛泽东住处开会，讨论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通知的起草情况，会议决定就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浙江调查组在嵊县进行十天调查。随后就将会议通知发往各地。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通知后，纷纷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4月26日下午1时，邓小平从杭州回到北京。

    1963年4月21日至26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9次浙江之行。此行，邓小平与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等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乘飞机来到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小型会议，讨论对苏复信问题，内容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于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回复。4月26日，邓小平回到北京。

    1963年5月10日至23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0次浙江之行。5月10日下午，邓小平与康生等乘火车赶到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通称为“前十条”），并进一步参与对苏复信的讨论。事实上，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5月2日就已开始。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素材。5月11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对改好后的决定草案进行讨论。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邓小平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会后，邓小平又参与了毛泽东对苏复信问题的讨论。5月23日上午，邓小平返回北京。此行期间，他还前往杭州机场迎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并陪同毛泽东一起会见了这位新西兰客人。在杭州，邓小平还会见了来访的越南劳动青年团中央书记黎平。

    1963年11月3日至9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1次浙江之行。此行，邓小平与刘少奇等来到杭州，与毛泽东一起，召集柯庆施、罗瑞卿、田家英以及公安部长、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再次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此前，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由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由邓小平于10月5日报送毛泽东。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31日由刘少奇主持，开会讨论通过了文件的第6稿。11月1日，又由邓小平主持进行了讨论修改，并根据刘少奇10月31日的意见，将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于11月4日由田家英送交毛泽东。经过在杭州的讨论修改后，14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史称“后十条”），随即由毛泽东批准发出。邓小平于11月9日下午回到北京。

    1966年4月16日至25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2次浙江之行。此行，邓小平与周恩来、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前，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已经在杭州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以及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等问题，邓小平因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在西北地区视察三线工作而请假。四月会议集中批判彭真，同时讨论和撤消“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小组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有，党政军也有。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并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文化革命搞6个月结束的意见。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毛泽东问在场的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回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泽东又问邓小平，邓小平也作了同样的回答。这次会议为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会议期间，4月18日下午4时10分，邓小平同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谈话；5时40分，邓小平和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林彪处谈话。4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周恩来处谈话。4月20日下午，邓小平和周恩来、陈毅在刘少奇处谈话。4月21日上午，邓小平和周恩来在刘少奇处谈话；下午，和彭真在周恩来处谈话。4月22日下午，邓小平和周恩来谈话。4月23日上午，邓小平和周恩来、汪东兴谈话。4月24日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同谢富治谈话。

    1966年6月9日至12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3次浙江之行。此行，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等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的毛泽东对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刘少奇与邓小平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在6月10日毛泽东召集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天，邓小平还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指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革学校招生办法。会议决定当年秋季高校延期开学。6月11日上午，邓小平和刘少奇在周恩来处谈话。当天，邓小平还和刘少奇、周恩来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举行会谈。此后，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这年的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都已经“靠边站”。10月9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代表人，受到点名批判。1967年1月中旬起，邓小平与刘少奇、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随后又被关押隔离两年多。1969年10月，邓小平被疏散转移到江西。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在相隔近17年时间后，邓小平才再次亲临浙江大地。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5次浙江行

    1983年2月9日至18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4次浙江之行，同时也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第1次浙江之行。2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乘专列离开苏州来到杭州。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到江浙沪这个比较富裕的地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验证一下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及小康的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这天傍晚，邓小平一行抵达杭州，下榻刘庄。虽经长途乘车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在随后同铁瑛、李丰平等省领导谈话时，他一边听取铁瑛关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汇报，一边对在场的省领导说：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到了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00美元，社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他说：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2月11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游览了灵隐寺。这天晚上，邓小平在杭州小试桥牌身手，打了3个多小时的桥牌。2月12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他在杭州与群众一起共度新春佳节。这天上午10时，邓小平一行乘船游览西湖三潭印月。下午4时，他带领家人一起参观游览了栖霞岭下的岳王庙。这天晚上，他吩咐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不要宴请，一起吃顿年夜饭可以。在刘庄，他和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同省委领导、警卫、服务人员一道共度除夕之夜。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和彭真、江华等领导人一起在杭州饭店参加浙江省暨杭州市春节团拜活动，同省市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军民代表共庆新春佳节，观看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邓小平等领导人还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2月14日，邓小平一行游览了龙井和九溪风景区。在前往景区的路上，他对铁瑛说：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他们不要人多，多了影响生活。在景区参观时又说：你们这里的水杉树很好看，长得笔直。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树木，长得很快，板料又好，用来做箱子没缝，日本人可喜欢了。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了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随后，他来到西湖区龙井村，视察了茶园，了解了茶叶生产和茶农的生活情况。同日，还视察了钱塘江两岸，途中再次强调了计划生育和绿化工作的重要性。2月15日，邓小平等漫步苏堤、平湖秋月、植物园等景点。2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听取铁瑛、李丰平等汇报。在谈到省级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时说：有没有四十几岁的？太少了，下一步还得调整。调整班子是好事，这次还不够，还得一步一步来。在谈到翻两番问题时说：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到那时要多少电？你们的收入在全国占第几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苏州，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他们已经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江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南京还有1000多人。你们省哪个地方收入高些？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到本世纪末，江苏说可以达到每人3000美元。你们少说也应该2000多美元。现在是500多美元，翻两番应该有2000。你们人均2000美元，全国到不了800。甘肃那些地方就低了，他们植树也不容易，首先是种草。在谈到科技、教育问题时说：现在大学招生增加一倍也可以，教师有，就是要盖点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在谈到上海经济协作区时说：搞协作区，你们高兴。江苏提出意见，经济协作要有个权威机构，太松散了不行。经济协作区是个新鲜事物，不同于过去的大区。路子是对的，要积累经验。肯定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去解决。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搞规划，就可以解决技术交流、技术保密的问题。在这天的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教育、科技工作，知识分子工作，以及领导班子年轻化问题。2月18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上海。临走时，邓小平握着省委领导的手，依依话别，他叮嘱说：“把经济搞上去。”

    1984年2月11日，邓小平途经浙江。这是他的第15次浙江之行，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2次亲临浙江。这天上午9时45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后，北归途中经过浙江金华，在金华火车站接见了金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郭懋阳和地委副书记马际堂等地委、行署领导。回到北京后，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到金华前，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为这些特区分别题词。离开浙江后，他又视察了上海，并为上海宝钢题词。为了落实邓小平的重要指示，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包括浙江宁波、温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这些城市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权力。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88年1月29日至2月10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6次浙江之行，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3次亲临浙江。1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直接抵达杭州，下榻刘庄。当天就找薛驹、沈祖伦等省领导谈话，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这一年，邓小平已近84岁高龄，虽然耳朵有些聋，听取汇报有点困难，但他的步履依然矫健，精神仍然很好，听汇报的过程中还不时作一些简明扼要的指示。当听到在过去5年中，浙江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一倍多，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也翻了一番多时，他高兴地说：5年之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在听到浙江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全省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时，他指出：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还说，乡镇企业很重要，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听到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发展得很快，这也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创造时，他说：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嘛！在谈话中，他还询问了宁波市利用外资办大学、建钢厂和北仑港的建设情况，在听到包玉刚先生主张利用英国、德国几家外国公司的投资来办钢厂时，他指出：可以利用外资，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都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的，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的，我们应该使他们得利多些，才有竞争力。在这次谈话中，他对浙江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月5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游览西湖，游湖是邓小平来杭工作之余休息的一项主要活动。这天，他再次登上了“三潭印月”。2月10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上海。期间，邓小平还接见了驻地的警卫部队，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途经浙江。这是他的第17次浙江之行，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4次亲临浙江。此次，近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等地后，北上视察上海途中，专列途经浙江。这是一次不同凡响的南方视察。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指明了我国前进的方向，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丰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统一全党思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南方谈话共分6个部分，中心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政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力争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中，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阐述，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诠释。这使得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浙江人民再一次领略到了春天的暖意。这一年的金秋，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关的关于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争论，也终于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992年12月15日至次年1月4日，邓小平在浙江。这是他的第18次浙江之行，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5次亲临浙江，同时这也是他在杭州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并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浙江之行。12月15日上午10时许，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直接抵达杭州，仍然下塌刘庄，这次他一住就是21天。期间，在这里读书学习，找省委领导谈话，了解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情况。到杭州的这天，他对前去迎接的李泽民、葛洪升等省领导说，“像杭州这样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在回住地途中，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每年来杭州的境外游客，以及创汇情况。12月17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夕照山下的汪庄码头，在这里登上游船游览西湖。在游艇上，他向李泽民、葛洪升等省领导详细了解了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的建设。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在下船时，邓小平回首环视西湖山水，清晰而有力地说：“浙江大有希望。”12月18日，在刘庄住地，他阅看当天刊登在《参考消息》上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993年1月3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给孙辈写信。信中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16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5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1月4日，邓小平在刘庄接见了李泽民、葛洪升等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代表，说：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在同大家合影留念后，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在杭期间，邓小平还抽出时间翻看《浙江简介》，并表示“搞得不错”。“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浙江大有希望。”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在浙江的嘱托，也是他对浙江最殷切的希望。

 

    三、“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

    除了直接来到浙江视察和工作、学习、生活外，邓小平其实早就与浙江有过多次直接的接触与了解，对浙江工作进行指导与帮助。1928年1月24日，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列席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记录。他在会上报告了和浙江省委临时负责人卓兰芳谈话经过。会议对浙江暴动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停止浙江不具备条件的一些暴动。1949年3月31日，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解放包括浙江全省在内的渡江作战作出战略部署。1955年1月4日，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批复浙江省委《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改造落后乡工作的指示〉的报告》的电报稿，批报刘少奇，建议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57年12月9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反右派斗争情况。1962年1月29日中午，同样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召集罗瑞卿、许世友、陈丕显、江渭清、江华等开会，研究舟嵊地区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把舟嵊地方工作统一起来归浙江省。该地区的地方行政体制可组织一个地委，下属五个县，县的领导机构要小，精干些。地委主要负责干部要强。总之，舟嵊地区要“三统”，即把这个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同年4月28日，邓小平阅看朱德此前一天给他并转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的信，并作批示“尚昆同志：请你处理。似乎连同朱总意见，摘登简报。”朱德在信中说：浙江瑞安县林业特产局任启明给他来信，建议提倡家庭栽桑养蚕。这个办法很实际，很具体，值得推广和采纳。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推广新的养蚕方法，忽视旧的传统，家庭副业养蚕越搞越少。看了来信后，发觉推广新的方法必须从我国具体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提高和推广。不仅养蚕如是，其他很多事业也该如是。

    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更加关注浙江的发展，对浙江工作进行更多的指导，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指导浙江1975年的整顿和1985年前后对宁波对外开放的指示。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这年的2月至4月，毛泽东在杭州接受眼疾治疗，在杭期间，了解到浙江的一些问题。回京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于6月下旬派王洪文、纪登奎带郭玉峰、王印、袁木、蔡克儒等来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行前，邓小平特意找纪登奎谈话，指示：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7月15日晚，邓小平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讨论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下简称《请示报告》），谭启龙和铁瑛等省领导列席了会议。邓小平右耳背，他要铁瑛坐在他的左边，随时询问有关情况。政治局会议除讨论了请示报告以外，还讨论了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领导干部的任免问题，并做了决定。7月16日，毛泽东批准经过修改后的《请示报告》。7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6号文件，批转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此时，浙江省委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王洪文、纪登奎到会。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纪登奎在会议期间3次讲话，严厉批评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蛮横阻挠批派性、纠“双突”和抓生产，明确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年的10月，针对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信中提到的“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邓小平于10月7日针锋相对地提出：“此事在政治局五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批判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的错误，并决定分别予以处理，对翁森鹤实行隔离审查，将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通过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下半年，全省绝大多数停工停产的工矿企业恢复了生产，整顿了劳动纪律，健全了规章制度，歪风邪气大有收敛。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浙江的整顿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谷牧关于宁波情况的汇报。谷牧汇报宁波拥有深水良港北仑港，而且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宁波人拥有雄厚的实力，享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其中有包玉刚、邵逸夫、董浩云、王宽诚等社会名人的情况。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宁波的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还提议请外经贸部副部长卢绪章担任宁波市政府的顾问，帮助搞好宁波的对外开放工作。他指出：办宁波大学是件好事，我答应给学校题名，你们要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随后和谷牧一起会见包玉刚。指出：要加快宁波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指示：宁波的民航机场问题要解决。此后，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积极地开展同乡联谊活动。分布在50多个国家、地区的数10万旅居海外的宁波籍人士及后裔怀着爱国爱乡的拳拳之情，愿造福桑梓。12月20日上午，邓小平再次会见包玉刚，对包玉刚提出的宁波北仑港的建设和筹办宁波大学等表示支持。谈话中再次接受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谈话结束后，设午宴招待了包玉刚一家。1985年1月4日上午，邓小平约谷牧谈话，称赞包玉刚先生捐资办学是具有远见的爱国之举。他说：关于办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大学归国家办，他出钱。这是一件好事，我答应给题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1月23日上午，邓小平听取赵紫阳、姚依林、胡启立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汇报，并就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在谈到与外资合作问题时指出：包玉刚准备出资5000万在宁波办大学，还想投资办钢厂，不要让他吃亏。如果有风险，我们同他分担。凡是搞这些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必须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在谈到宁波的开放问题时指出：宁波的发展速度可能不会慢，同大连展开竞争。发展“金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9月25日，邓小平挥毫写就“宁波大学”四个大字，并专门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转交给浙江省委负责同志。10月29日，宁波大学举行奠基典礼。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1986年10月，宁波大学建成，终于圆了宁波人的大学梦。此外，邓小平还通过召开会议、批阅文件、题词、找人谈话等多种方式，把他对浙江人民和这片热土的无限深情永远地留在了浙江人民的心中，留在了富有革命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浙江大地上。

 

    四、被“左”倾路线断送的爱情故事

    在邓小平非凡的一生中，还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与一位浙江女子的婚姻生活。这段婚姻后来由于“左”倾路线的冲击和干扰，只维系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位浙江女子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岱山人金维映。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名金志诚，俄文名妮达，与邓小平同岁。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定海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1927年初赴岱山、衢山领导盐民运动，在定海城区领导工人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转移到镇海隐蔽。不久，赴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妇委工作。历任江苏省妇委书记、上海市丝织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在上海期间，邓小平与金维映相识。

    梅花村一战，红七军损失惨重，只剩下2000人。1931年2月，邓小平等率部沿湘粤边界向江西进发。在赣南崇义，邓小平得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领导已由王明集团把持。邓小平在崇义主持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红七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靠拢，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春，邓小平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达上海。但是近半年时间，中央既不听取他的汇报，也不分配他的工作，他只是按月从中央领取生活费而已。一直到6月，他要求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终获批准。此前他曾要求回红七军工作，未获批准。这年的7月14日，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江西。同行的有同时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的金维映。“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路同行的邓小平与金维映各怀心事。邓小平离开上海时显然有些闷闷不乐。从1929年夏到1930年2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广西组织指挥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还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本来是很顺利的，在广西右江地区11个县建立起了革命根据地。可是到了1931年2月，同李明瑞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部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到达上海后，王明为首的“左”倾主义领导对他不理不睬，让他十分郁闷。让他感到郁闷的还有职务上的变动，此前，他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而到达中央苏区后，他只是一个县委书记。而此时的金维映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是实属无奈，身不由己。这年的4月，随着顾顺章和向忠发的相继被捕与叛变，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上海，许多中共骨干待不下去了，中央决定，把他们都转移到中央苏区去，金维映就属于这一类组织成员。

    邓小平和金维映等人乘船到广东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州，再乘小火轮到茶阳，后改乘小船到大埔县青溪上岸，经福建永定、上杭到达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驻地长汀。一路上，从大都市来的金维映，起初很不适应酷暑之下的长途跋涉。走不上一天的路，她的双脚就磨起了血泡。“坚持下去！”邓小平不断地鼓励同行的金维映，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与体力上的帮助。基于共同命运基础上的这一对年轻人，一路上相互关心、照顾，彼此鼓励与安慰，爱情的种子就这样萌发出来了。8月初，他们到达了瑞金。此后不久，邓小平与金维映就结为了夫妻。

    在苏区，邓小平对妻子金维映要求十分严格。1932年5月下旬，邓小平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金维映配合邓小平一段时间工作后，于1931年11月，开始独挡一面，也挑起了工作上的重担。她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但由于分居两地工作，邓小平和金维映难得见上一面。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5月5日，经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中共江西省委错误地作出《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责成四人写出第三次申明书，向党作出新的检查，同时对他们作出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在受审查期间，金维映在“左”倾路线的压力下，“出于对党的忠诚与信任，出于纯洁的党性原则”，同邓小平离婚。1934年，金维映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结婚。1939年8月下旬，邓小平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卓琳结婚。

    邓小平常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同样，时光冲不走浙江人民对邓小平的深切缅怀与浓浓思念。近20次亲临视察的点点滴滴，120多个勤政为民的日日夜夜，邓小平留在浙江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留给浙江人民的记忆丰厚铭心。浙江人民将永远继承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永久纪念邓小平这位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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