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川大《全宋文》漏收的陈瓘《延庆寺净土院记》一文，是陈瓘谪居明州期间，为明州延庆寺十六观堂营建事迹所写的记文。本文围绕十六观堂的年表，考证了文章的真实性。陈氏记文为后来诸多学者所推崇，数百年来传抄流播，皆有迹可循，是研究宋元思想史、佛教史及建筑史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全宋文》 遗文 陈瓘 《延庆寺净土院记》
四川大学古籍所编撰的《全宋文》，嘉惠学林、功德无量，已成学界研究宋代文化不可忽视之宝山。宋人陈瓘（1057-1124）是当时重要的文人之一，著述颇丰，川大《全宋文》中就收录了陈氏121篇文章。然而，陈瓘谪居明州（今宁波）之际，有一篇颇为重要的记文——《延庆寺净土院记》却未见收录。鉴于该记文对研究佛教史、建筑史极具价值，且与《全宋文》中楼钥等人的记文有较强的关联性，故略作梳理，谨供诸方家参看。
一、陈瓘作《延庆寺净土院记》
谈论陈瓘的这篇记文，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一下此文所撰写的对象——明州延庆寺十六观堂。宋代明州，文化昌盛，尤其是佛教天台宗极为发达，名僧辈出，建树不凡，十六观堂就是当时僧人介然所创建的独特建筑。目前已知，宋人有关明州延庆寺十六观堂的文献，主要有如下几篇：陈瓘的《延庆寺净土院记》、楼钥的《上天竺讲寺十六观堂记》、清哲的《延庆重修净土院记》[1]，皆是对十六观堂较为具体的描述。而历代有关十六观堂事迹的零星记录，既见载于地方志书中，如宋代《宝庆四明志》卷十一“教院四•延庆寺”、元代《延佑四明志》卷十六“教化十方•延庆寺”、明代《宁波郡志》卷九“延庆讲寺”等，也见诸文人文集中，如宋人楼钥《攻媿集》卷一百五“太孺人蒋氏墓志铭”者，以及佛教史籍中，如《佛祖统纪》卷十四“中立”条目者[2]。
以上文献中，以陈瓘的《延庆寺净土院记》最具影响，记中自述作于大观元年（1107年）。之后，该文多为地方志书所收录或提及，同时也为嗣后文人引用，下面依前后次序作简略梳理。乾道五年（1169年）之前编的《四明图经》卷十就全文收录了这篇文章，同书还收录有陈氏另外的《开元寺观音记》、《智觉禅师真赞并序》等文章，以及《次韵袁朝请陪太守游湖心寺》等诗作。庆元庚申年间，石芝宗晓编撰的《乐邦文类》共五卷，卷三收有陈瓘的《延庆寺净土院记》。嘉定元年（1208年），楼钥（1137-1213）所作的《上天竺讲寺十六观堂记》中，亦提及陈氏之记。宝庆年间（1225-1227）编撰的《宝庆四明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收录延庆寺条目的地方文献，其条目内容亦多与陈文所述有相重合者，且在同书卷八“林暐”条，提及“大观中，忠肃公陈瓘寓居于鄞，暐独厚之，虽其徒谪他所，问遗常不绝”[3]，很是重要。忠肃公陈瓘，字莹中，号了翁或了斋，其生平大致事迹，可以通过《宋史》卷三百四十五所列其传，以及陈氏故乡南剑州于乾隆时期编撰的《延平府志》中所记录的其人其事，得以了解概观，而《宝庆四明志》更使我们明确陈瓘曾在建炎年间（1127-1130）之前，留居过明州[4]。此外，咸淳五年（1269年）志磐法师所著的佛教史籍《佛祖统纪》中，也收录了陈瓘的多篇文章，除易名为《南湖净土院记》的《延庆寺净土院记》外，另有《止观坐禅法要记》、《三千有门颂》、《与明智法师书》等篇[5]。此后，《延佑四明志》卷十六收录陈瓘的《延庆寺净土院记》，题作“净土院记”，成化年间（1465-1487）的《宁波郡志》卷九和《敬止录》卷二十六也都收录有陈氏该记文。
就以上诸多记录来看，陈氏该记文的传承脉络较为清晰，前后传抄之内容亦基本吻合；而陈氏书写记文一事，时间上与其留居明州的时间也相吻合，未见明显抵牾。今人从陈瓘存世至今的诸多文字中，似乎可睹见这位深谙佛法、与佛教中人颇为投缘的长者，失意明州之际，悠游于寺院的历史身影。如此，大德年间（1298-1307）元人陈宣子所整理的《陈了翁年谱》中所录的陈氏在崇宁五年（1106年）到大观四年（1110年）期间尝长期谪居于明州一事，以及年谱中所述“大观元年八月一日作明州延庆寺净土院记”一事，皆可视作史实。
进而，结合释子清哲写于乾道五年（1169年）的《延庆重修净土院记》，其中所记载的重修十六观堂的事迹，以及熟悉明州同时也了解陈瓘的明州人楼钥在其著作《太孺人蒋氏墓志铭》中描述的“延庆寺有十六观堂”，加之相关地方志书和佛教史籍等旁证记录来看，我们可以确认，在明州延庆寺的净土院中，曾经存在过一座被称为十六观堂的寺院建筑，陈氏记文即是介绍该建筑之营建事迹。
二、延庆寺确有十六观堂
根据历代地方文献所记载，延庆寺位于明州子城东南隅日湖之中，北周广顺三年（953年）创建，当时名为报（保）恩院，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改名延庆，建炎四年（1130年）寺院主体遭受战乱破坏，重建后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获赐教额。嘉定十三年（1220年）后寺院又遭火劫，宝庆三年（1228年）史氏重建[6]；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遇火劫，僧善良重建；泰定元年（1324年）火毁，至顺三年（1332年）复建。明清时期的延庆寺亦多见修建记录，然与本文关联较浅，此处不赘。
需要注意的是，在延庆寺的存废过程中，偏居寺院西北隙地的十六观堂，有时候却能在上述某些灾祸中得于保全，其兴衰周期并非完全与延庆寺主要建筑同步。据陈瓘所记，十六观堂筹划于元丰年间，最终历时七载，建成于元符二年（1099年）。据《嘉庆保国寺志》卷下所载：
“遂入延庆圆照讲帏，领受天台三观之道……刺血写莲经四部，然二指供佛，复率有力者，修盖弥陀阁、十六观堂。乃还受业院，即保国寺。”
这表明在圆照梵光主延庆期间，十六观堂曾有过一次修盖，时间当在政和四年（1114年）梵光入主延庆之后[7]及绍兴六年（1136年）仲卿圆寂之前。据清哲乾道五年（1169年）所记，从绍兴丁丑年始的四年间（1157-1160），曾修整净土堂，正可与楼钥所记“建炎兵燹，城郭焚荡，寺亦不存，独所谓净土院者，至今坚致如故”相互印证[8]，表明净土院曾在建炎兵燹中得于保全，留存至嘉定改元（1208年）。但是在嘉定庚辰（1220年），“寺以灾毁，院竟莫能独存”，不过在宝庆丁亥（1227年）“乃复于旧”，释居简（1164-1246）的《延庆观堂翻盖疏》[9]可能即为此次修盖所作。入元以来，观堂在至元己丑（1289年）受灾，元贞乙未（1295年）重构，有关此次重修，亦有袁桷（1266-1327）的《南湖重修十六观疏》留世，且仍称之为十六观[10]。嗣后，该构因守者不戒于火，又于泰定甲子（1324年）秋九月废为瓦砾之区。次年，石泉洽公始谋划于此建西方殿，另有袁桷所作《送洽师归吴序》提及此事，到至顺壬申（1332年）四月殿成[11]，至此，十六观堂建筑，连同室内原有的陈设，才完全消失。可以说，陈瓘记文成为我们寻找并复原这座建筑的关键记录。
这座建筑“构屋六十余间，中建宝阁，立丈六弥陀之身，夹以观音、势至。环为十有六室，室各两间：外列三圣之像、内为禅观之所。殿临池水，水生莲华。”而外环的十六间禅观之所，分别根据十六观想来命名，故称为十六观堂。十六观堂是佛教艺术史上极为独特的建筑，它以空间营造的方式再现了佛教经典，前所未有；而后，随着宋代佛教台净兼修的潮流流播各地，杭州湾沿岸地区亦留下了十几座观堂类建筑，在十二世纪左右更是传入临安及内廷。可以说，观堂建筑是宋代浙江的天台宗僧侣和建筑工匠们合作完成的，对佛教艺术具有着不朽的贡献。
三、楼钥与陈瓘
楼钥（1137-1213）与陈瓘同为宋代重要学者，川大《全宋文》中录有楼氏文章2300篇，其中卷二六五收录有《上天竺讲寺十六观堂记》。该记文是应上天竺住持僧若讷之请所作，描述了上天竺建造十六观堂的缘由。若讷是南宋名僧，相关事迹可见于《宋会要辑稿•道释一》。若讷同时还请李纲撰写过《上天竺天台教寺十六观堂碑》，碑文曰：
“乾道元年二月，主持若讷，宣对称旨……四月复进左街上竺录僧事始此，特赐御币、金帛，鼎建十六观堂，以为止观之所，极其弘丽。”
而在楼钥的记文中，先是以四明人身份将延庆寺评为明州东南最胜处来开篇落笔，随后提及自己曾经读过陈瓘的《净土院记》，且大段引用了陈文，同时，楼钥在记文中还表达了对陈氏的佛学造诣的钦佩之情。此外，在川大《全宋文》卷五九五二中，录有楼钥所作《跋陈忠肃公表稿》，而在《佛祖统纪》所引《与明智法师书》后，还附有庆元二年（1196年）楼钥所写的叹服陈瓘“学佛得力岂易测哉”之评价。这些记录说明楼钥还是非常了解和相当尊重陈瓘的，并极其推崇陈氏的佛学思想。楼钥所推崇的《延庆寺净土院记》，于当时儒林颇有影响，辗转抄录，故能延续不失；而其中蕴涵的士人受佛教的影响，以及士人之间思想的相互影响，当为研究思想史及佛教史等的重要素材[12]。
四、佛教史与思想史的吉光片羽
两宋时期是中华文化的昌盛时代，佛教史上天台宗迎来了新盛期，思想史上的儒、佛、道三家相互交会也正深入发展[13]，而陈瓘记文正是这一壮阔时代的可贵见证。
在宋代禅宗一统天下的格局之下，天台宗重建忏法等修行法门，并通过修忏法门这一中介将净土法门涵纳进来，由此开辟了“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新体系。以江浙一带为中心的天台宗僧侣，在进行净土宗的理论构建和谱系编撰的同时，也在建筑营造方面有所行动。《佛祖统纪》卷十五记载了创建明州延庆寺十六观堂的僧人介然的相关事迹[14]：
法师介然，四明鄞人，受业福泉山之延寿。明智居南湖，从其学遂悟境观之旨。元丰初，专修净业三载，期满谓同修慧观、仲章、宗悦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观堂，中设西方三圣殿，环以池莲。功成复然三指以报佛恩，于是修观之士，有所依托焉。
从《延佑四明志》卷十六的“僧介然”条目中可知，介然法师先受业于福泉山延寿寺，而后入延庆寺明智中立大师门下，师承法智知礼大师，为天台宗第二十代法嗣；而建造行净土信仰的十六观堂事迹，是介然最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佛学功绩[15]。对于这座已湮灭近七百年、在台净兼修潮流下创建的宏伟建筑而言，陈瓘的记文已然成为追寻这一时期佛学思潮的重要文献。
在记文后段，陈瓘阐述了自己对净土宗的理解[16]，并总结道：“得者不由于识受，昧者安可以情晓，超识习而不惑，度情尘而独造者，其唯诚乎”，不由使人联想到儒家经典《中庸》对“明诚”的强调。对比陈瓘在宣和初年（1119年）的奏议中“儒与释迹异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迹……善用者用其心……用其心则通，通则无得而议也”[17]的表述，其引佛入儒的思想不言而喻。有意思的是，在佛学领域，陈瓘亦博采众宗派之长，对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及净土宗皆有涉猎，并多有相关著述。而兼谈“止观”和“净土”的十六观堂记文，正是对其学术思想的恰当印证，同时也是理解宋代思想界三教合流、援佛道入儒等趣旨的切入点之一。所谓见微识著，或即如此。
五、结语
宋人陈瓘的《延庆寺净土院记》，是其谪居明州期间所作的一篇有关明州延庆寺十六观堂的记文，表达了当时士人对净土信仰的思考。该文堪称陈氏经典之作，常为后来学者所引用或提及，经由数百年抄录而不曾遗失，却不见收录川大《全宋文》，由此对陈瓘、介然等精进事迹，及后来楼氏等记文的理解，都易有所缺环，惜乎！而作为宋代人民在佛教艺术上的伟大创作，十六观堂应当被重新认识，使其所蕴含的多种价值，在倡导传统的当下发挥出更多的社会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
本论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名称：5-15世纪古代汉地佛教寺院内的殿阁配置、空间格局与发展演变，项目批准号：5107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