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曙光路45号的浙江省档案馆，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在这里寻索勾留一天之后再出来吸几口空气，多少有点“馆中才一日，世事已匆匆”之感。
那些听说过没见过的事情，在档案馆会得到些许的印证。
在我看到《浙江潮》杂志的一瞬间，我倒并无见证奇迹的感觉，只是觉得一百年不过就像一次轻轻的刷屏。当手指轻轻一滑，历史的大潮正汹涌澎湃而来，而当我把杂志原件“忍痛割爱”般交还之后，似乎一切又复归淅淅沥沥，内心很激动，但又要佯装平静。我便对微信朋友圈中某位附近的人说，中午松木场吃面。
浙江留日同乡会，就好像是建了一个朋友群，你随便点一个进去，那都是一段波澜壮阔，而这一切反映在纸上，便就是《浙江潮》杂志。
海宁人蒋百里
111年前创刊的《浙江潮》，即使从今天来看也是一本很新潮的杂志。因为这个杂志是由一批留日的浙江潮人创办的。“浙江留日同乡会”是原求是书院的留日同学发起成立的，由海宁人蒋百里任干事，负责同乡会总理杂志事务。
蒋百里，名方震，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
蒋百里以军事家著称于世，但毕生未指挥过一场战役。他的《国防论》及主要的军事思想，都是研究对日战略的，他娶的太太却是日本人。
他有一个著名的女儿和女婿，那就是蒋英和钱学森，而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正是他的留日同学。钱家治和周氏兄弟、许寿裳、朱希祖等曾拜在余杭人章太炎门下。彼时章大师正因反清而流亡在日本，便在东京设坛讲学，他们五个同学一起去听学，他们的住处被称作“伍舍”。
蒋百里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曾跟当时的皇太子、后成为天皇的裕仁是同学。当时学校规定全校考第一的可以被授予一把军刀作为奖赏，结果最后校方不得不准备两把军刀，因为蒋百里的成绩超过了裕仁。为了照顾皇太子的面子，才下了个“双黄蛋”。也曾有版本说考第二的是蔡锷。后又有人考据说，蒋和蔡是同学和朋友不假，但他们并非同届。
轶事很多。包括他在保定军校当校长之时，曾因一个请求未能征得陆军部同意而觉得对不起同学，竟在全校学生面前用手枪自戕，幸亏枪被夺下。蒋受伤后，袁世凯特请日本医官救治。医官带来一日本护士名叫佐藤屋子。
枪伤甫好，恋情开始。当时的蒋百里有点万念俱灰，但佐藤以日本忍字诀百般劝慰。乱世红颜，跨国相恋，且终究感动了佐藤父母。婚后佐藤改名左梅，只因蒋百里一生最爱的是梅花，在老家特种有两百株梅树。左梅婚后不再说日本话，他们的四个女儿，皆说汉语。
胸中浙江潮
有故事的人，胸中有着一股浙江潮。
蒋百里的主要著作《国防论》在杭州的几家国学书店里都有。硬皮红封面很醒目。
封底写着他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认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他在扉页上说：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因病在广西宜山辞世，年仅57岁。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也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于杭州南山公墓。1978年，左梅去世，女儿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南山公墓里有故事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只是人们不敢去寻找和倾听。
创办《浙江潮》的蒋百里，文才丝毫不逊于专攻文科的，比如收在《国防论》中的文章，竟有一章是专谈美术、宗教和建筑的。那个年代没有跨界之说，但我们在今天还应该深信：中国是有办法的。
中国最早的赴日留学生
《浙江潮》是浙江留日同乡会办的一本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
甲午海战之后，具体是《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寻索中国的救亡复兴之路，所以鲁迅在《浙江潮》上用过的笔名就有“索子”一名，大约是有“寻索之子”的意思吧。
当时康有为曾提出以强敌为师的观点，所以中国遂派留学生赴日学习。据称最早的学生是由驻日使馆特招的。
现已有学者考证说，中国赴日留学最早的两名学生是由林启创办的杭州蚕学馆（原址在西湖金沙港）派出的。他们是德清人嵇侃和杭州人汪有龄。杭州蚕学馆即今天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而林启也就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创办者。这个人怎么去赞美他都不过分，因为包括后来钱家治和许寿裳等都是求是书院公派出国的。
嵇侃和汪有龄一开始都在东京“习蚕”。后汪有龄奉浙抚廖中丞改派东京学习法律，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宣统二年（1910年）11月，汪有龄等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会——北京法学会。在抗战中，汪曾为“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辩护，一时名噪沪上。汪去世后葬于杭州留下东岳社区的王家坞马鞍山。
进入20世纪，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其中官费之外还有自费等。据清国留学生会馆1902年第一次报告，时有学生数608人。1903年第三次报告有1073人，1904年第五次报告有2412人。另附毕业生411人，全计达2823人。20世纪10年代，据称中国赴日留学生总计已有5万人，所以鲁迅当时说“留学生漫天塞地”。
《浙江潮》潮在哪？
浙江学子的人数仅次于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在此大背景下留日学生中的同乡会便也应运而生。
当时的赴日学生多是二十岁左右，那是乡音无改、鬓毛蓬勃的年纪。浙江同乡会章程中所列的“宗旨”就是“以笃厚乡谊为主”。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同乡会、联谊会实际上已具备社团组织的性质，包括光复会、同盟会等都跟这些同乡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同乡会要做什么？
其中之一便是办刊物。最早在同乡会中办起会刊的是湖北，它是1903年1月办的。浙江留日同乡会是1902年10月成立的，《浙江潮》1903年（光绪廿九年）2月17日发行。
为什么要办杂志？
因为同乡会“本会对待内地，有输入文明之义务”。当时办刊的宗旨中有三条：一是力将输入外来文明和发扬本国特性融贯为一，反对舍己芸人；二是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企图将改造中国与先行建设浙江联系起来；三是重视启蒙开智，力图将救亡御侮落到实处。
鉴于这样的办刊宗旨，《浙江潮》主要还是一本销往国内的杂志。这从销售点的分布即可看出。第一期的国内外发行点有31个，辐射了上海、北京、广州、南京、长沙、武汉、成都等主要城市，其中杭州的发行点就有5个，分别是三桥址（总派报处）、太平坊（浙西书林）、葵巷（安定学堂）、水师前（浙报馆兼采办处）和回回堂前壁（史学斋）。杂志到第十期之时，发行网点增加到72个。
17年之后，杭州的学生社团中，就有一本跨校的《浙江新潮》的刊物，因刊登一篇金华人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之父）的《非孝》而爆发了“一师风潮”，当时浙江教育会的杂志也叫《教育潮》，仅从刊名看都明显受《浙江潮》影响。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
《浙江潮》创办时的编辑兼发行者除蒋百里外，还有孙翼中（后任《杭州白话报》经理兼主笔）、王嘉榘（嘉兴人，后成为著名的革命人士，参加过拒俄运动和辛亥革命）、蒋智由（浙江诸暨人，近代著名诗人，曾任《新民丛报》主编。其子蒋尊簋为著名军事家，与蒋百里一起被章太炎先生并称为“浙江二杰”）、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办人）。
刊物定于旧历每月二十日发行，栏目设有社说、历史、教育、记事、大势、杂录、新浙江与旧浙江、调查会稿和文苑等栏目。创刊号的目录中，没有署作者名，从第二期开始都署了名。
刊名《浙江潮》，是用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因宋朝文人周密著有《浙江潮》一文， 开篇即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
据人考证，《浙江潮》的发刊词由蒋百里执笔写就。现在的人可能会不信，一个去学军事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文采。那你去看“家庭主妇”秋瑾的诗和书法便可知道。当时的这一批精英皆饱读诗书又胸怀世界，否则他们不可能漂洋过海去求学。好多人最后并没有获得一纸文凭，如秋瑾，如鲁迅，但最后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更是改变了我们的民族。
《浙江潮》杂志开篇如此写道：
岁十月，浙江成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侧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浙江潮》，且述其体例而为之辞曰：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爱国之泪汇成浙江潮，这是多么新潮的说法啊。此种文笔和意境跟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颇为神似。
左起：第五期目录（即有《斯巴达之魂》等篇的）、 “本志代派所”（即后期的发行网点）、报纸销售表
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潮人
大约办到第五期，绍兴人许寿裳接手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便有了鲁迅的文章发于该刊。许寿裳是求是学堂送出去的，而当时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是南京的江南路矿学堂送出去的，按专业对口的话应该学采矿。
鲁迅在《浙江潮》发表有《斯巴达之魂》（笔名自树）、译作《哀尘》（法国人雨果的作品，用笔名庚辰)和《地底旅行》（笔名索子）等文学作品。
他还在《浙江潮》发表了《说鈤》（笔名索子）和《中国地质略论》（笔名自树）两篇科普文章。前者是介绍居里夫人发明的镭元素，后者是中国早期有影响的地质论文，跟他的专业有些相关。这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前的文章，准确地说那时还没学医呢，但他已经好这一口了。
当时杂志上用的基本都是笔名，比如慧僧、匪石、飞生（蒋百里）、冷血生（主要写小说的）等。《浙江潮》一共出刊10期。在10期的《浙江潮》中，据统计共有54位作者为杂志写稿，可见这是个同仁杂志，数量最多的是匪石共有17篇（有些由多个短篇文章构成），其次为飞生有9篇。可以肯定，同乡会中的骨干担任了《浙江潮》的主笔，而调查栏目尤其是国内的调查用的都是来稿。
当然很像笔名的也未必不是真名，比如在留学生名册中就有一个很有喜感的名字：钱丰包子。
全球视野和革命性
《浙江潮》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全球视野，比如慧僧的《二十世纪之太平洋》，以及《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新社会之理论》《中国金融之前途》等，仅看题目就可知道皆是放眼世界。
这还是在1903年，已有人在宣传“社会主义”了，只是当年的译名还未统一，“马克思”写成了“埋蛤司”。
《浙江潮》的另一个特点还在其革命性。比如在第八期的题为《那拉氏之借款庆寿》一文的开头就写道：“那拉氏者，一淫贱老妪耳，在中国为公敌，在满洲为亡国妖孽，其一身之外无长物。万寿宫、颐和园，其辉煌陆离者，藉以自娱也；借外款、增租税……”
文章最后说：“我不自爱，人岂爱我，我忘其为我，则人将侮我。托家产于人，望其善为保护而爱护者，未有不倾荡我之家产者也。自有我在，我自理之可也，何必谋之人？”
要知道那还是光绪年间，慈禧还在垂帘，且这些留学生多是以官派为主，这种腔调回来都是要杀头的呀。
如此革命新潮的《浙江潮》发刊后，很快风行国内外，每期印刷数都达5000册以上。这是在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同乡会中影响较大的一份杂志。此后同乡会的报刊就风起云涌，而《浙江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开了办同仁杂志的先河。
那也是一个读图时代
杂志杂志，既要杂又要志，这无论是111年前，还是在今天。今天看浙江省档案馆里的《浙江潮》，这种潮不仅仅是革命性和现代性，更多的却有着一种浓浓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感觉。而且从今天2014农历甲午的角度去回眸，还能收获诸多的意外。
最大的意外，即一百年前的办刊人就知道那是一个读图时代，而并非我们今天这样的小时代里才开始的。每期《浙江潮》的首页必有一地图和一照片。这地图选的是浙江省下属地市的地图，每期一个地区，详到乡镇一级，比如在创刊号杭州的地图上，即有留下、闲林、良渚、勾庄、笕桥等镇名。从图标上看，当时的西溪比西湖要大四倍左右，虽然这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表述。
照片除第一期是浙江同乡会合影之外，出现在2—10期的，分明是浙江各处的风景名胜。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看到了约在1903年拍摄的《雷峰夕照》，即雷峰塔倒掉前的样子。雷峰塔的老照片以前也见过，但那多是外国人所拍，且以远景为主，或者说只见塔不见影的，而这一幅，却是灯影俱在，实属胜景。其他涉及杭州的还有孤山、保俶塔、六和塔和文澜阁等照片。除西湖风光之外，还有绍兴东湖和大禹陵的。
《浙江潮》登的照片不仅仅是风景，更有意思的还有教育和人文，杂志所登的“杭州放足会”、“杭州安定学堂癸卯年开课式”等都是极为珍贵的。
更令人称奇的是，当年印刷品上的黑白照片，经111年后，仍清晰得让人叹为观止。
调查之风盛行
一是浙江的地图，一是浙江的胜景照片，这不仅是读图时代的表现手法，更是在寄托一种学子的桑梓情怀。而表现在文字上，《浙江潮》有个调查栏目，刊登像《日本风闻录》等，交通和通讯等所列甚详，可见当时留学生中调查之风盛行。更有《绍兴新昌县物产表》等（作者新昌人陈拜庚），里面所述仅稻米这一作物就极为详尽，后面也还涉及花生等作物。
调查中有一份小小的《杭城报纸销数表》夺人眼球。它分报名、销数和所销处三栏，让人一目了然。不像今天的报人讲起自己和人家的发行量，还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尤其是所销处一栏，看得出像《申报》这样高大上的，其读者多数来自官场和商家。怪不得当年《申报》头版上有官员履新的记载。而《杭州白话报》走的是草根路线，像《译丛汇编》一类的则以学堂学生居多。
因为杭州是省会城市，所以调查一栏中涉及杭州的文字较多，比如有《杭州金融机关组织表》《杭州藏书楼书数表》等。各有详略，真是不可多得。
还有，《浙江潮》发表的小说，已细分为侦探小说和军事小说，看来早就走类型化文学之路了。
广告价格：一版五元，半版三元
《浙江潮》的创办，并非潮人们在八月十八的一时冲动，而是策划创意很久后的举动。因为从第一期到第十期的基本框架和栏目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具体文章。而且比今天多数杂志做得还好的是，它在做第二期的时候，已经有第三期的要目预告了，且还有当期的勘误表等。
当时的潮人们也早已有了商业意识。广告也是明码标价的。一版是五元，半版是三元，一行是二角，且标明四号体可排17个字，五号体可排22个字，还告示说，长期刊登还有优惠。
五元是什么概念？可由罗振玉写杭州蚕学馆的一则文字作为佐证。他在说到嵇侃、汪有龄留日情况时，用了这么一句“每月由学馆供给伙食束修外，各给月费洋十元”。
由此可见，当时的公派生在日本的生活还是颇为宽裕的吧。自费生中富二代、官二代和学二代颇多，但毕竟还是平民家庭居多。当年能考上公派生，怎么说也是潮人中的潮人了。
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像鲁迅这样的“破落”家庭每月能给他多少花销，但从他时常跑书店买书寄书到国内这个细节来看，他手头是有不少零花钱的。而且选派出去的“单位”对这些学生的专业选择也颇为宽松，这可能都是潮人之所以成为潮人的一种必然途径吧。
作为同乡会的杂志，当然也登诸如同乡会简章、同乡会中的“诸君题名”等，即相当于今天的同学录。这可能也是便于联系和交友吧。
在这个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如雷贯耳的名字。这里有上阵父子兵，如诸暨人蒋智由和蒋尊簋（但从各种资料看他们年龄只相差16岁）；有哥俩好的，如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甚至有九岁即到日本读小学的，如慈溪人王祖赓，他的通讯地址上是“庆应义塾幼稚舍”。
左起：《雷峰夕照》、杭州放足会图片
作者：孙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