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档案资料

引子

浙江同乡会合影

一个甲子60年，两个甲子120年，从1884的甲午年到2014的甲午年，正好是120年。巧的是我用五笔在电脑上输入“甲午”二字时曾反复试着连打，出来的却是同一个词语——固步自封！让人噤然无语，如大热天的一下子跌入冰库。

在浙江省档案馆查阅浙江留日同乡会办的《浙江潮》时，我已经得知有关“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的民国资料。而此前我在写作《浙江一师：书生意气》和《民国有个绍兴帮》这两本书时都碰到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清末民初的浙籍知识精英和社会栋梁中有不少皆是留日海归，如秋瑾，如鲁迅，如蒋百里，当然也包括陈仪、陈诚等一批名留青史的浙江籍人士，他们在日本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交往和交集，他们在日本和回国后有像今天这样的微信朋友圈吗，直白的说，“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在省档案馆一共有四本，分别是民国九年三月刊的“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民国十年的“浙江留日同乡会会报”，以及1924年和1928年的两本“浙江留日学生同乡录”。这四份档案的珍贵之处，在于信息量十分之大，它收有自清末以来近千名浙籍留日学生的名录，虽然难免会有遗漏，但基本概貌十分清晰。省档案馆还整理了全中国和全浙江的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留日留学生录，已全部入专题数据库，让查阅颇为方便。

“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的档案资料曾入选《中国档案精萃》一书。

我眼中的档案，有点像中草药，所谓识得是个宝，不识是个草，但无论是宝还是草，它们都是植物，是植物就具有生长性。正如岁月，甲午甲午今又甲午，这些当年受甲午海战刺激和影响而赴日的浙江学子，于今天的中国，能有什么借鉴和启迪吗？

浙江留日学生中杭州人绍兴人最多

在写《浙江潮》时，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浙江同乡会的杂志，但这本杂志从现在来看只出刊了10期，即只存在了一年时间，而浙江留日同乡会，至少存在了几十年，虽然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这跟某些学校的校友会一样，它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性质。

。绍日求学的郁文（达夫）、沈乃熙（夏衍）、钱家治、厉绥之等大名鼎鼎的杭州人都在名册上，虽然他们是来自不同期的，但因为“同乡录”有对“旧属同学”的录入，所以名录上也都有。包括像后来成为台湾著名思想者的长兴人雷震也在这个名录中。

浙江留日的近千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写有他们的籍贯，如果按地区来划分，当属杭绍湖宁最多，但这个“杭”有时写作“杭属”，这就包括了富阳、新登、余杭等下属县，而有时的“杭”仅指“杭县”，而在有的资料中则注为“钱塘”和“仁和”，这说明这是出于不同的年代的。据我对名录的分类和归纳，在全浙江留日同学名录中，名列前茅的是杭州（94人）、绍兴（62人）、海宁（33人）、吴兴（31人）、奉化（30人）、瑞安（30人）、慈溪（23人）、鄞县（19人），这人数难免会有出入，但由此看出分布较匀的是宁波地区，人数相对少的是丽水衢州地区等。注意，这里的杭州不包括萧山，因为它旧属绍兴。

这份名单中当以文化和教育界名人据多，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的有：许寿裳、钱家治、经亨颐、姜琦、周树人、周作人、刘大白、朱希祖、沈尹默、马幼渔、许炳堃（缄甫）、叶墨君、范均之、章克标、郁达夫、夏衍、张邦华、胡仁源、何燏时等。

有军事家蒋百里、蒋尊簋、陈诚、陈仪等，有政治活动家秋瑾、沈定一，有法学家阮性存，有数学家冯祖苟、陈建功、苏步青，还有艺术家倪贻德，医学家厉绥之等。

千人名单中，至少有十分之一的陌生名字输进“百度”中都能让你大吃一惊。

当然也有章宗祥（吴兴）、陆宗舆（海宁）和曹汝霖（他是上海人）这三个被五四运动钉上耻辱柱的名字，他们也都曾是留日学生，后来皆在官场高层就职。虽然近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多有反思，但像陆宗舆这样的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乡籍的人，因为在他“卖国”之后，他老家海宁的乡亲做了一个决议，将他开除乡籍。他后来动用各种关系包括用钱财去游说海宁县官，但县官迫于民愤不敢为他“平反”，所以“卖国贼陆宗舆”的界石一直放在那里的。此乃轶话，有人说他比秦桧还惨，老秦家的乡党说不定今天还要打打他的招牌呢。

至于说当时和后来从事过翻译且著作等身的，更是多了，像杭州人陆世芬、义乌人陈榥等，他们除了译有名著之外，更多的是编译实用教材读本。

也有的一时找不到名字，但确是留过日的，比如在浙江一师任教和就学过的夏丏尊、陈望道、丰子恺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从日文版译过来的。

浙江留日学生为什么要编“同乡录”，且还正式印刷出版，这从民国十年版的“同乡录”的序文中可以找到答案，此序文开宗明义即讲“欧美日本凡组织一社会团体必有报告，私人之集会亦必有记录……”序文说这主要是要培养历史的观念和学术的观念等，所以才会有记录详尽的“同乡录”。

用今天的话来说，编这些刊物做这些事的钱基本是由同学和绅士们捐的，那你这个钱一分一厘就要用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来往账目要记清。

因为当时已有《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做出了样子，那规章制度十分完备。国家有“报告”，省里就有“同乡录”，上行下效，规章颇有延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保皇党”比“革命党”要更注重“规章”的可持续性和操作性，至少反映在文案上它是完备可查的，因为一个要“保”，一个是要“革”，志趣迥然不同。

《同乡录》里有什么干货

以民国十年的这一本“同乡录”为例，目录中除三篇序文之外，从文章的标题便可窥其一斑了——

浙江人改造浙江论；

日本社会事业设施概要；

社会的骨化现象；

市政刍言；

地方道路之概述及其经费之研究；

我国教育宗教“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之研究；

个性发挥论；

车免（为一个字，繁体的車字边）近日本高等教育的实况；

东京高等教育的实况；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浙江留学生状况；

果实的滋养和药效；

日本九州冲绳八县电气事业底现况；

箱根游记；

…………

留日同学录封面

当然还有同乡会章程、名誉会员、职员和会员姓名录。

其实这跟《浙江潮》所提倡的放眼世界、学习先进文化还是一脉相传的。

其中《浙江人改造浙江论》是一篇极长极具份量的论文，作者是上虞人范寿康，范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曾任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晚年定居北京。

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浙江留学生状况》和《日本九州冲绳八县电气事业底现况》这两篇调查报告，也完全是在延续《浙江潮》的那种办刊思路，所不同的是，《浙江潮》还有调查浙江之报告，而“同乡录”刊登的则主要是日本的调查，像《日本九州冲绳八县电气事业底现况》这一篇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它有事业概括、发电力、发电状况、电线路、轨道及车辆、霓灯需用状况、电力需用状况、资本金及社债借入金等八个方面，其中民用电灯的数量统计精确到盏数，这可见做学问之细。而《箱根游记》则颇有文艺范，作者李宗武是绍兴人。箱根也是今天人们赴日旅游必看的一个点，不仅有著名的温泉，也还有资本主义老农村的一些田园风光等。

还有一篇绝对是干货，那就是《浙江留日被难学生救济会捐款分配办法》，它“按受灾之情形”而有相应的条款，其中主要分三大类，一是死亡，可领150元；二是残疾可领120元；三是烧失，这种情况又分四类，所列甚详，一是人在灾亡而行李全部被烧者，可领60元；二是人回国内而行李全部被烧者，可领40元；三是一部（分）行李在车站被烧而有提单可凭者，可领25元；四是一部（分）物件在质店被烧者照质价补给十分之一。还有如重伤入医院在五周以上者，领40元；轻伤入院在两周以上者领20元……后面还有诸多手续等办法，其中出现过“震灾”一词，可见此《办法》已经考虑到了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从今天看，一个省的同乡会有如此详尽且人道的救济条款，可见这样的条款一定是赴日留学生自己订自己执行并还有监督的。

同乡录中也还有留日学生的捐款条例等，其中规定官费生一年得捐一元钱等，自费生等视不同情况而定，在此不一一介绍。

蔡元培之前的两任北大校长都是浙江留日学生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浙江留日海归后皆在各领域担起重任，尤其是在教育界，则有开起一代校风的精英翘楚。先说远的吧，说说北京大学的前两任校长。现在人们一说说起北大校长，最有名的就是蔡元培，因为他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校风，也重用了诸如陈独秀、胡适之等新潮的知识分子，而蔡元培的两位前任，一般所知甚少，他们皆是我们浙江的留日海归。

一位是胡仁源（1883-1942）, 浙江吴兴人。其早年的学历，可以说是在旧学和新学间游走，他1899-1901年间在南洋公学师范班学习，1902年科举及第，后又进京师大学堂学习，留学风起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官费生，就读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之后来又赴英国学习造船，回国后任北京大学预科及工科学长。1913年11月，胡仁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4年1月4日正式上任。他是蔡元培校长的前任，他聘请的教授有辜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黄季刚等旧学大儒，同时又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教授到北大文科任教，其中有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马叙伦、沈兼士、钱玄同（钱三强之父）、沈尹默等浙江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但思想却很新派，跟辜鸿铭他们有所不同。以前曾有人说北大有个浙江村，以为这是从蔡元培开始的，实际是蔡上任后是重用了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等，而那批大儒则是胡仁源任上就走上北大讲坛的，也有一说是从北大的第二任校长（第一任是严复，做了几个月）、诸暨人何燏时（1878-1961）在任时就开始的。

何燏时是1898年由清政府选派赴日的，他先是进预备学校学日语，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现在学界对何燏时有一个较统一的说法，即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的第一人。

在此插一句，清庭于1905年废科举是一场极大的革命，而从派留学生去日本这一政府行为看，这也是颇具断腕气慨的，可见光绪是个明白人。

据资料上说，何燏时于1906年春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1909年建成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德胜门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7科，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何燏时接任严复任校长。

    1913年秋天，教育部借口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原来百年前就有高校合并之举了），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何为此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准备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然而由此他与当局结下了梁子，遂萌生退意，于1914年1月辞职，这才由另一个浙江人胡仁源接任。请注意，当时的校长动辄就辞职的，这不是说他们不想当这个校长，而是他们更是有理想和追求的人，政见不同便就走人。

后来据沈尹默回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他自己，皆是由何燏时延揽入北大的，而并非胡仁源，我估计有的可能是何抛了橄榄枝，而由胡来完成手续。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时，何燏时的一些旧友邀请他出任教育部长，被他所拒。1949年后，何曾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而胡仁源后来以做学问为主，“官”是越当越小了，在做过唐山大学校长后就专心做教授了，最后一站就是浙江大学工学院的教授，胡毕生有不少译著，除了力学、机械学等工科书之外，还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等。

北大校长一职后来到了绍兴人蔡元培（留德）手里，包括他后来做了教育部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遂有“北大是个浙江村”的说法。而后来接任蔡元培的又是余姚人蒋梦麟（留美），所以“北大有个浙江村”遂成事实。一百年后，浙江学子要上个北大都得是状元级别的，然当年的四任校长皆是浙江人，且是四老庄，仔细想想还真有点阿Q精神呢。包括日本控制北平期间的两任校长，也都是浙籍留日海归，一位是杭州人汤尔和，一位是吴兴人钱稻孙。而从1951年到1960年，又是绍兴人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留日学生的名字，皆出现在不同版本的“同乡录”中，看来这一百年中，浙江的人才不仅仅在浙江，而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

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经亨颐是由同乡会开会决定的

再说近一点的。

杭州凤起路杭州高级中学门口现在正在造地铁，那块地方以前叫杭州贡院，是全省考科举的场所。一百年前那里有个学堂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一听名称就是个新旧兼备的，“官立”是指清政府办的，“师范”就已经是个新词了。1905年清庭废科举之后，办新学已是大势所趋，但新学怎么办，师范怎么办，留着辫子的官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当监督（校长）和教务长的又多如牛毛，但都当不好也当不长。

要说当时的官员开明也真开明，国内省内没人才，那就到日本去找吧。日本去找谁呢，找来找去找到了同乡会。

这个去找的人叫王廷扬(1866—1937)，字孚川，金华人，进士出身，他本人就做过这个学校的监督，后来在各个领导岗位上“历练”过，做过民政、税务、法官、监察、议员等，还是清末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但我们今天讲王廷扬，他还有一个职务，即“留日学生监督”，顾名思义他管过赴日留学的事情，他心里就有一本浙江留日学生的账。

有一个材料说，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和校长两年之内换了8个，谁都想当，谁都当不好，怎么办，当时的风气是一心学日本，那么就去日本找找看吧。浙江去的当然是找浙江同乡会，于是同乡会要开会讨论了。因为从同乡会的章程及精神内涵来说，是有义务要为桑梓的各项事业做贡献的。

可当时留日学生都呆得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提前回国，因为文凭还没拿到呢，没有人愿意当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恐怕也听说了不好当），就在同乡会开会讨论时，许寿裳和钱家治连会都没去参加，而上虞人经亨颐去参加了，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经亨颐回杭州来做这个教务长。

为什么推经亨颐，除了他做事认真、品学兼优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是自费生。他赴日本是母亲卖田、妻子卖首饰才勉强维持着，所以同乡会要为他创造一个机会。另一个上虞人夏丏尊就曾因资费不够而提前回国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王监督应该是向他有过承诺的，即此后把经亨颐转为官费生，于是他向学校请假休学一年，于1908年初来杭州走马上任，且还带来了两名日本老师。

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还保留着某些日本建筑的模样，这应该是经亨颐或经之前的“作品”。1908年的年底，经亨颐再赴日本完成学业，此时他已经是官费生了，此乃后话。

经亨颐在日本就读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此前他是学化学的，但他实在受不了化学实验中的气味，于是后来转学物理和数学，虽然更难，但他以为要好过化学，然而他感兴趣的却是伦理学，后来他在一师和他校的授课也多是讲修身方面的。

而当经亨颐回日本继续学业时，刚好绍兴人许寿裳毕业了，于是他接了教务长的职务，这就老乡帮老乡了，他叫来了一批留日同学，这其中就有钱家治、朱希祖、张邦华，还包括鲁迅，这几乎就是鲁迅他们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桶金。包括后来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当公务员，都是许寿裳在蔡元培那里说情而得到的职位。许有个特点，好为人说情；而蔡元培后来曾发誓不给人写推荐信。许后来是受老乡陈仪之邀请才去台湾筹办教育大业的。1909年这个学校里爆发了“木瓜之役”，许寿裳等辞职走人，后来鲁迅也回绍兴教书去了，那么刚好，经亨颐又正式毕业了，然后他从教务长做起，又顺理成章担任了校长，从清末到民初，革命归革命，表现在这所学校，就是把“学堂”改名为“学校”，后来又改“浙江两级师范”为“浙江第一师范”，遂成当时杭州和浙江省最有影响的学校，没有之一。经还长期兼任浙江教育会会长，十年树人，十年经营，成就颇丰。1920年，因一师风潮而来接替经先生的，又是他的留日同学温州人姜琦，这是由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并得到新潮同学和方方面面的认可的。

请注意，在1911年前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留日海归的老师占整个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要说北大是个浙江村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一师是个留日园。

而这其中，浙江留日同乡会所起到的作用，怎么评价都是不为过的。在日本刚认识许寿裳时，鲁迅就以诗相赠给这位老乡，其中“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句至今仍是被引用最多的，这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而求学报国、振兴中华应该是永远不变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