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昌建

 

档案索引

 

准确地说，永康人吕公望做浙江省省长的时间只有半年多一点，且是浙江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个督军兼省长。

 

但从辛亥革命前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半个多世纪来，吕公望和浙江的关系，就像一棵大树和土地的那种关系。树的根系早已深入大地的深处，只是根系的走向人们大多是看不见的。

 

而档案就是帮助我们去钩沉那些已被遮蔽或遗忘的那一部分。

 

它们隐秘却又呼之欲出，它们丰满却又被岁月悄悄风干，它们生动而鲜活地向我们扑面而来。

 

1.老省长的手稿 就是书法作品

 

第一次在省档案馆读到《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和《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两则手稿时，我是有点惊讶的，这字怎么能写这么好呢？

 

手稿共有27张54页，约12000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吕公望先生响应政府号召而写出来的。当时政府号召他们这些辛亥老人写回忆录和自传，所以才有这些用毛笔写就的纪实文字。

 

初读这些文字，首先是当作书法作品来看。如此漂亮的小楷，竟出自一位七旬老人之手。况且，一般人印象中的督军总是武将一类，殊不知吕公望早年是秀才出身，后来受秋瑾、徐锡麟的影响才弃文从武。

 

据吕公望先生的小儿子、现年75岁的吕师煜先生回忆说，小时候老爸给人写对联条幅常常是悬空写就的。

 

什么是悬空？就是头上叫小儿子拿牢宣纸两角绑紧，一头他自己用左手拿牢卷成筒形的宣纸，写两个字后再把纸伸卷出来。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条幅放在桌案上写的——如此写法显然非一日之功能练就。因为稍用力，笔就会戳破纸；而如不用力，笔吃不住纸，也不可能力透纸背。

 

吕师煜现在很后悔小时候没有跟父亲好好学字。父亲曾多次教他并督促他练字。但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贪玩了。再加上他是父亲和母亲何夫人唯一的儿子，所以对他也特别宠爱。小儿不肯学，老父也只能摇摇头作罢了。

 

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吕师煜在征得家人的同意之后，毅然将《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和《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这两份珍贵的手稿捐给了浙江档案馆，其中还包括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一些珍贵照片。听着吕先生讲述时，好像他的父亲和革命先辈们一个个从那字里行间走了下来。他们又一次走进了杭州，走进了西湖，走进了你我他。

 

2.老省长的命运被秋瑾改变

 

中秀才 当老师

 

设想一下，如果吕公望先生生于1779年而不是1879年，那几乎可以说，史上便无公望此人了。

 

在18世纪或19世纪前叶，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被人记得的人是少之又少，包括曾国藩、李鸿章、黄遵宪和严复等近现代的著名人士，都生于19世纪初期或中叶。吕公望生于1879年，可算是一百年前的70后吧。

 

那前后，如蔡元培是1868年，章太炎是1869年，秋瑾是1875年，鲁迅是1881年。可以说是人逢其时，或时势造英雄吧。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思想，没有革命，那吕公望或许还是走读书出仕或做个教书先生的道路。

 

据公望先生在自传中所言，1898年，他考中了秀才，上一个新世纪到来的1900年，他又成为“补廪（lǐn）”。“补廪”就是“廪生”。国家可发给你津贴了，你读书算是读出山了。

 

对这样的成绩，公望的父母已经颇为满意了，要他“设馆训蒙”，即可以在当地当老师办私垫了。

 

好多老秀才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个活。其实也是薪火相传，尤其是在中国广大的乡村。

 

公望说：“父命难违，就在横溪及易川西做了3年塾师。后看到梁启超主编的壬寅年《新民丛报》，说清朝腐败，主权无独立，领土无完整，周原膴膴，将沦为外族殖民地。我为此寝食俱废。”

 

大嫖大赌大吸鸦片 只为外出求学

 

新潮的书影响了吕公望。他再也不肯在乡下做教书先生了，他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这也注定其是个叛逆青年，而且也是一个卢梭式的人物。

 

他说：“1902年，我要外出求学，父母大不以为然，仍要我做塾师。为此我离家到县城去住了约一年。这一年，在县城大嫖大赌大吸鸦片，父母只得让我去求学……”

 

后来他说，他“于1905年2月出门。这时鸦片已上了瘾，在船上硬卧了一星期，到杭州江干上岸时，面无人色。在杭住永康试馆。约两星期后，进了金、衢、严、处四府公学，但此非本志，不久即退学。”

 

从此，吕公望也没有再碰过鸦片。

 

在杭州，吕公望听说了绍兴有个大通学堂（注：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成员徐锡麟、陶成章为联络、训练各地会党，培养军事干部创立了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活动中心和皖浙武装暴动的重要据点），这可是他志向所在。

 

那时没有互联网络，但仍有人际网络。他终于打听到了一个缙云同乡会（地址为今杭州上城区的金钗袋巷），会中有个同姓人叫吕逢樵，还有一个叫丁载生的，说他们与大通学堂有关系。于是，这个乡村的教书先生立即去拜访。

 

公望说：“那时我在永康薄有文名，因此一见如故，什么话都和盘托出。他们慨允介绍我与徐锡麟和秋瑾见面。”

 

看来“薄有文名”是蛮重要的，至少是游走江湖的一种资格。

 

结交秋瑾

 

跟秋瑾的初次见面还是在金钗袋巷。当时他对秋瑾的印象是“年约30，一身男装打扮，已先我们到了那里”。

 

现在，杭州有关方面的宣传说，“杭州金钗袋巷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这说明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第二次见面在传说中的西湖白云庵（传说中，白云庵位于西湖夕照山西北角，雷峰塔下的湖边，面对苏堤和三潭印月。但它早被铲平，无迹可寻，一直只是一个传说），这是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基地。

 

现在来看，吕老的回忆，有一点极其珍贵——因为他是亲历者，他笔下的秋瑾真实生动，甚至有那么一点点不谙世故常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不按常规出牌的。这可能是革命家的一大特点吧。

 

当时，秋瑾要吕公望到上海《中国女报》当主笔，因为他“薄有文名”呀。

 

但他自己说：“我对文墨生涯已不感兴趣，想学军事。”

 

是啊，之所以从永康老家跑到杭州，见世面是主要的，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追梦的。

 

这个梦是什么梦？那就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要推翻清廷，那就是革命之梦。

 

但秋瑾既然给任务了，吕公望只好推荐自己的好朋友胡俊卿去上海当了4个月的《中国女报》主笔。

 

还有个细节更重要。

 

秋瑾到杭州来活动时，吕公望主张要打入清军中去发展革命势力，而秋瑾主张敢死队式的方法，还主张每个会员交出10元鹰洋（注：鹰洋本来是由墨西哥铸造的外国货币，却在清朝最后六十年里通行于中国市场，成为标准货币），打个有“光”字头“复”字脚字标的戒指，凭此互相联络。

 

但吕公望不同意，他认为这显然不可行。如果每个革命者都这样做，一旦出一个叛徒，凭这个记号，岂不都被一网打尽了？

 

打进敌人内部

 

吕公望最后还是打进了敌人内部。

 

他说：“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去抚署卫队当兵。这是因为：一、这个卫队不会开动；二、接近省首府；三、占据要害。”

 

后来他写了个呈文递交巡抚张曾敭，内有“还当马革裹尸而去”一句颇受领导赏识。当时“编制”已满，却破格将他留下来当学生，并答应他明年去读陆军大学。

 

看来“薄有文名”在当时还是蛮吃香的。

 

这个陆军大学就是1906年成立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当时浙江选送了40名考生，蒋介石也是其中之一。据传蒋称吕为大哥，因为吕比蒋大8岁。

 

对于吕公望去保定的决定，秋瑾也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她正准备举事。

 

最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再三商讨，吕公望还是去了保定。

 

吕答应并跟秋瑾约定：“如举事，立即赶回。”

 

不听秋瑾的话，不等于他的命运没有被秋瑾改变。特别是在徐锡麟和秋瑾遇害后，吕公望依然不改初心。

 

其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吕公望说，在保定军校“入校后我是连星期日都不出去的，趁星期日同学外出时，专找字纸篓里同学往来的信件，了解他们，如有同志，我就与他交朋友，经过三年，共交了23位同志……”

 

吕公望还在军校秘密组织了“光复会保安分会”和“中国革命同志会”，并是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

 

当时吕公望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即他是浙江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

 

3.老省长的两篇“纪实”都是干货

 

对“杭州光复”的记载

 

因为是亲历者，所以吕公望的回忆绝对是干货，有完整的手稿为证。其中，光复杭州和攻克南京这两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过程都描写得格外详细。

 

关于时间。光复杭州的起义本来要放到11月下旬，但11月3日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光复会”另一位负责人童保暄擅自决定要在11月4日夜提前起义。4日深夜12时，起义人员以左臂缠系白布为标志，以“独立”为口号，向浙江抚署衙门发起进攻。

 

关于战况。光复军的炮队在城隍山脚架起火炮，对将军署开了4炮，其中有2发哑炮，但清军已惊恐万分，挂出白旗投降。这可见大清帝国已经腐朽到何种程度了。

 

到天亮杭州就光复了，只有1人受伤。此时天已大亮，城内到处飘着标有“欢迎”两字的彩旗，许多市民臂缠白布，搭建各种彩楼庆祝光复。

 

关于细节。没有更多的细节。因为这个晚上吕公望并不在杭州。他去外地搬兵运作。

 

而作为旁证之一，我手头有一本老版本的民国野史，那上面引述当时《神州日报》记者的话，说那天晚上有一趟上海开来的火车，装满了军火。最后是用火车头撞开了杭州清泰门，且一共撞了四次。先把车头跟车厢的钩脱开（这种挂钩当然就叫“詹天佑钩”），然后火车头倒车数公里之后加速再撞。一共撞了四次，后来就将军火运进了清泰门。

 

作为佐证之一，史上是有记载王金发、尹维峻率1500敢死队员和军火来参加杭州光复的。敢死队在攻占军械局和抚署衙门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尤其是尹维峻向抚署投出了第一颗炸弹，其夫裘绍也一同参战，后来还参加了光复南京之役。

 

但有一个细节不甚清楚，即吕公望的“小弟”蒋介石到底是不是敢死队队长。这个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或许，吕公望也有意避开了这个话题。

 

对“攻克南京”的记载

 

而另一篇《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则更为详尽。当时吕公望任浙军攻宁支队参谋长，可以说是此场战役的前线总指挥。

 

原先在一般人印象中，南方人，包括浙江人好像都不好战，也不够勇猛。但光复南京的军队以浙江子弟兵居多。其中有一个数据的对比，即3400名浙军打败了7000多名辫子军。

 

当时的浙军虽然谈不上海陆空诸兵种，但已经有骑兵部队了。吕公望凭深厚的人脉关系，向上海的陈其美借了120匹战马，组建了两支马队，使浙军同时拥有步、炮、马、工、辎五个兵种。

 

南京城不好攻，因为人家早就防备森严了。

 

吕公望先是采纳了同盟会会员官成鲲策反炮台的建议，通过对炮台官兵晓之以理的教育，由他们做内应。

 

这里有个细节可以一说。当时在围住炮台时，吕公望让每个士兵在行军时嘴里含一枚硬币，以防止讲话出声。

 

智取仅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强攻。

 

11月22日和23日，吕公望命令浙军利用智取的炮台向南京城内打炮，引清兵出城打仗。

 

11月25日早晨，他命令敢死队杀进紫金山，其他兵马进入阵地作战。

 

到下午4时，浙军已攻下5个山头，杀死清兵1000多人，俘获数百人，清兵统领王有宏被当场击毙。

 

此后，吕公望于11月30日凌晨，又指挥敢死队攻下了南京城的最大堡垒天堡城，并用缴获大炮向南京城内的清兵指挥所、都督府和旗营等开炮。

 

12月2日，吕公望率军进入南京，南京全城光复。

 

吕公望指挥战役很有一套，尤其懂得心理战。

 

因为此战空前惨烈，张勋的辫子军也很厉害，一度浙军也被打得士气低落。吕公望就说，“你们从杭州出发，群众怎么欢送你们的？”

 

士兵们回答：“有放火炮，有送糕点……”

 

吕公望就因势利导：“那么，你们将用什么东西去回报家乡民众呢？是临阵退缩还是奋勇杀敌？”

 

这个鼓动显然起了作用，否则就无颜见杭州父老了。

 

浙军光复南京成功，为后来孙中山定都南京扫清了障碍，也是革命战胜了腐朽。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攻克南京，尤浙军之力居多。”

 

浙军凯旋回浙时，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当时还发行了一种银币纪念章，章上铸有“浙军”两个大字和“光复南京纪念”的小字。

 

而在民间谈资中，浙军攻克南京则为浙江人在全国百姓中树立了威望。据说在浙军中，浙东人特别是诸暨人占了不少比例。

 

4.老省长是反专制的先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吕公望任第十一协协统（清末改兵制后的一种官职，相当于师级首长），后任第八师师长。当时全国建有36个师。

 

第二年，吕公望任嘉湖戒严总司令，后又任湖嘉镇守使。

 

1916年4月13日，他又做了一件大事。他联合在浙的军方人士，联名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联合声明，并宣告浙江独立。

 

4月19日，他又亲拟皓电声讨袁世凯，并向全国宣告浙江独立。这被后人评价为在政治上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可以跟蔡锷在云南的独立遥相呼应。

 

同年5月5日，他又带兵到杭州“兵谏”，迫使浙江都督屈映光辞职。第二天浙江军民就公推吕公望担任都督。

 

两个月之后，北京段祺瑞政府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吕公望被正式任命为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后又被特地加封为陆军上将军衔。斯时，吕公望的军政生涯达到了高峰。

 

督军兼省长，实际上就是军政一手抓了。

 

督军这个名称，就是在“都督”和“将军”这两个名称中各抽了一个字，而省长则是民国的新生事物。

 

上任后，吕公望做了不少有影响的事。概括说来，有邀请孙中山先生来浙江视察；提出以杭州为起点，建造浙苏、浙闽、浙赣和浙皖公路；还有主持了“浙江省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

 

为什么这个也值得一说？因为吕公望先生特别重视体育事业，认为“身体是强国之根本”。

 

早在1912年7月，他就加入秋瑾、徐锡麟等人创建的体育会，后亲任浙江体育会会长。1912年10月，他和沈钧儒创办了浙江体育学校，后改名为浙江体育专科学校。现杭州云居山还有体育会成立之时的摩崖石刻，其中“云山万古”四个大字就是由吕公望先生题写的。

 

但当时的浙江，还是受各派势力的影响，尤其是军阀势力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军不买政的账，政也是百废难兴。

 

为了顾全大局，吕公望在1916年底辞去督军兼省长的职务，由上海镇守使杨善德（皖系）继任督军，由齐耀珊（奉系）继任省长。一个位子由两个人来坐，似乎暂时找到了一种平衡。

 

不久北京政府又擢升吕公望为怀威上将军，并邀他入北京将军府任职。

 

此后，他又先是助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后助好友陈肇英(浙江浦江人)护法，曾任“南方军政府”（护法军政府）的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后来又任“南方军政府”的总参谋长。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吕公望的戎马生涯暂告一段落。此后，他跟军界和政坛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5.毛泽东称他为 “地方绅士”

 

吕公望的一生，不仅仅从军和从政，他还做过不少有意思的事情。

 

1928年，他就在上海跟别人合资办起了“永豫纱厂”，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36年，他又在今天的临安市经营锑矿。

 

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1年，他就在天津跟张绍曾等合办了“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这是中国最早的几家女子银行之一，而且还发行过股票。

 

对了，早在1916年，浙江财政厅还拟发行一种军用票，中间还印着吕公望的头像，面值伍元，但后来并未发行。

 

传记中说，吕公望办实业皆以失败告终，也实在是令人一声叹息。

 

抗战开始后，吕公望担任“浙江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并在家乡永康办起了难民工厂，亲自担任工厂的总经理。收在《吕公望传》中有一张吕师煜的母亲何夫人的剧照，那就是当时她参加了为抗战的义演。

 

1941年的2月，他还安排第四子吕师简护送饶漱石（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到上海。当时在永康的吕公望将军府是中共东南局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抗战胜利后，吕公望又被选为浙江省参议会的副议长，是浙江颇具声望的“地方绅士”。

 

这四个字出现在毛泽东写给谭震林和粟裕的亲笔电文稿中，时为1949年5月3日，即指示部队进杭州城后要依靠已经成立的临时“救济委员会”，当时的会长就是吕公望。

 

所以谭震林到杭州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吕公望，因吕老为稳定杭州的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给他的指示。

 

这份材料存档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救济委员会后来归国家民政部管。这是1949年后给吕老先生发工资的单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吕公望还跟陈仪将军交往颇深，甚至参与过“陈仪起义”的事件，因为汤恩伯正是吕公望介绍给陈仪的。

 

交谈中，吕师煜先生（前文提到吕公望的儿子）还给我看了一份珍贵的材料：在1948年，吕公望先生和周亚卫（尹锐志的丈夫）先生等还在杭州召开过重整光复会的代表大会，还提出了诸多的“建国纲领”，这是以前从未披露过的。

 

可见，我们这位老省长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情系浙江、心系国家。

 

1949年10月1日之后，吕公望担任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担任中国救济总会杭州救济分会的副主席等职。直到1954年7月22日晨，吕老因病在杭州的家中突然辞世，享年76岁。

 

6.老省长的夫妻缘

 

先后有6位妻子

 

2008年出版的《吕公望传》，在其“妻室”一节中，透露了公望先生鲜为人知的私生活。

 

对此，作者之一的吕师煜先生和还在世的兄长们也有过犹豫：是否尊重事实自曝“家秘”？

 

后来在跟另一位作者应军的合作下，还是往尊重历史的路上迈出了一步。

 

名人之后为父辈的私生活所讳，这让本该栩栩如生的人物变得只有“革命”没有“生活”了。这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回忆录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而公望先生的私密，主要就是他先后有6位妻子。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3位妻子共同生活在一起。

 

如前所述，公望先生生于1879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即元配夫人王淑多，也是出身永康的书香之家。她比公望小一岁，跟公望一起生了两男两女。

 

长子吕师扬生于1902年，比吕师煜整整大了38岁。吕师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堂，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公望的长女吕秀琴生于1899年，毕业于女子师范，1950年后因丈夫被镇压而全家“自杀”。

 

长子长女的非正常死亡，对于吕公望的打击可想而知。据说，当年已经有人买好了机票让他们离开大陆，但公望先生没有走。

 

朋友的相亲对象爱上了他

 

公望的夫妻缘来自于二夫人章桂的故事。

 

1911年，在杭州，公望先生替朋友去相亲。朋友因为其貌不扬不敢出场。

 

女方叫章桂。她一看仪表堂堂的吕公望立即来了电，就当场订了婚约。

 

“相亲”结束后，才有人告诉章桂，说那人不是你的如意郎君，他是个冒牌的。

 

这么一来章桂不干了，说“非相亲者不嫁，否则宁守终身”，一副寻死觅活的样子，搞得满城风雨。

 

弄得那个朋友也十分尴尬，最后只好来求公望，说你好人做到底吧，你干脆把她娶回家算了，彩礼什么的都由我来出……

 

结果吕公望还真把章桂娶回了家。

 

后来，可以想像，那时虽然没有手机短信，但老家的父母和原配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急送原配来杭州。

 

可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位夫人，要想和谐毕竟是难的，免不了吵架，甚至当着公望的面大吵大闹，终于让这个大丈夫拍案而起。

 

他说了一句颇为经典的话：“成千上万的士兵我都要指挥，难道连你们两个女人都治不了？”

 

最后，他各给三千大洋打发她们回家。

 

原配仍回永康老家，跟公望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跟徐志摩的原配是一样的，很多名人的原配都是这样的，包括鲁迅的原配，一直是鲁迅母亲的陪伴，她们最后等于是“嫁”给了丈夫的父母。

 

章桂则回到羊市街居住，后来还一直跟吕家有来往，对外一概称自己是吕章桂。她没有生育孩子。公望的长子吕师扬自愿过继给她。后来，她还为师扬操办过婚事。她去世后，也由师扬为她操办葬礼。

 

最后一任太太

 

公望先生的最后一任太太叫何夫人，即吕师煜的母亲，是广东人，是在抗战中娶回家的。

 

她是一位生意人家里的一个养女，后来那人生意破产了，就要卖掉这个养女回广东去。

 

于是一位朋友就对公望说，你发发善心，把她收去吧。否则，她很有可能被卖到窑子里去的。

 

因此，何夫人抱着报恩的心来到吕家。

 

公望先生晚年时，由她操持吕家的一切事务。当时他还跟前任太太及子女生活在一起。她把一切都操办得井井有条。

 

公望先生去世后，孤儿寡母生活极其艰难。此乃后话。

 

7.老省长的廉洁故事

 

不为家乡人谋福利

 

有这么一个传说，1938年吕公望荣归故里时，因他当过督军和省长，永康老百姓搭台唱戏欢迎他。但开演前，突然有一吴姓人跳上戏台，大骂吕公望说，你没有给老家带来过什么好处，也不为家乡人谋福利……

 

其实这样的骂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家乡亲友中有个春茂公，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蛮经典的话：“我阿银（公望的乳名）真是个‘木陀’，官是公家的，人人可以做；钱是自己的，何以给钱不给官呢？你要那么多官干什么用？”

 

现在听这话也是很耐人寻味。

 

有这么一段记载：1916年底，吕公望辞去督军兼省长，在办移交时，尚有现洋54万元。新督军杨善德说：“督军省长下台，没有百万元养不活家，这现款就让他带去吧，作为吕督军的酬劳和安家费用吧。”

 

当时他还表示要送吕公望洋房一幢（今杭州市平海路市一医院门诊大楼所在地），但都被吕公望婉言拒绝了。

 

直到1954年吕老去世，他在杭州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而在永康的家产也都归为“公有”了。

 

孤儿寡母的杭州生活

 

吕公望一直都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这就是当时的杭州长生路3号。1954年吕老先生去世后，该房子即被政府征用，据说是用作市一医院的宿舍。

 

何夫人和吕师煜这孤儿寡母就被安排到浣纱路平远里的一间不到20平方的小板壁房子里。

 

没过多久，“地方绅士”的何夫人因生活没着落，还要供儿子读书，只能去民政局找工作，最后被分配进福利工厂做童鞋。从早做到晚，月薪大约只有20元。

 

后来，家里困窘到吕师煜上中学的学费都交不出，向学校打报告要求分期付款。

 

学校不答应，他们只好去找当时的省长沙文汉。沙省长给校长写了个条子要学校予以照顾，吕师煜才得以继续上学。

 

但不久沙省长被打成了“右派”。于是，老省长的小儿子即被取消分期付款的待遇，又将面临辍学的困境。

 

何夫人对儿子说，无论如何也要让你读书，否则我对不起你父亲！

 

吕师煜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眼角还会有一丝湿润。

 

他说，当时的晚餐，母亲无论如何总要给他烧一个荤菜。但后来他才知道，母亲在工厂里吃中饭，一块腐乳都要吃三天。

 

在读到高一的时候，他不忍心再拖累母亲了。他看到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便正式辍学去做了一名学徒工。而更为吊诡的是，当时一份人家只能有一个人工作，儿子学徒工满师之后，母亲便被厂里辞退了。一度连户口都被迁到农场去了。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起这孤儿寡母曾是“地方绅士”最亲的亲人啊！

 

吕师煜说，从此就开始由我来养母亲了！

 

怎么没留下一点古董？

 

辛亥革命的功臣、浙江省曾经的军政一把手，家里难道没有留下哪怕是一点点墨宝？

 

吕师煜说，“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母亲听到外面高音喇叭和锣鼓声响起就吓得发抖。她拿出剪刀来剪掉了仅存的旗袍和皮鞋，在半夜里把吴昌硕的一批字画都铰得粉碎烧毁掉，现在只仅存一枚吴大师给吕公望刻的印章。

 

近年在各类拍卖会上，那些民国时期的名流写给吕公望的书简都拍得高价。

 

吕师煜说，这些宝贝是怎么流出去的，他也不知道。

 

但好在父亲的那两份“纪实”手稿还是一直放在家里的，所以才有可能为中国保留一段真实而有笔锋的历史。

 

何夫人于1975年去世，年仅63岁。她晚年带过孙女孙子。对她来讲，这是颇为欣慰的。

 

现在，在老省长的家乡，乡贤和有识之士正在他的旧居上筹建吕公望纪念馆。

 

在永康太平水库附近的“中华吕氏文化中心”，吕公望先生也被列为近现代吕氏名人，与吕氏先祖们放在一起，让人们永远纪念他。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

 

吕公望邮票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