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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股票:见证时代的浮与沉老股票:见证时代的浮与沉

2015-01-27 信息来源:浙江档案局 浏览次数:

 

记者 缪佳敏

 

档案索引

 

“荒年筹粮,乱世藏金,盛世收藏。”每段历史都会留下具有时代风格的物品。它们中的一些隐没在了历史长河中,另一些则默默待在那里,直至被人发现保藏。

 

和平年代为这些珍贵物品的浮出水面创造了优越条件。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众多馆藏中,票据成为重要的一部分。粮票、布票、印花税票、邮票、证券、钱币和徽章,为后人了解晚清与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政治风云、经济民生、军事变迁留下可靠资料。而其中的老股票更是值得细细品味。

 

股市,作为近代股份制的产物,在几个世纪里不断创造奇迹。它曾让无数中国人兴奋不已,也曾让他们跌入谷底。

 

在我国,股票的发行历史已有100多年,经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人民政府、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各具时代特征的几个发展阶段。现在,中国已完成从股份制改组到股票发行和上市交易,从实物股票到股票认购证,最终进入无纸化股市时代的演变。老股票成了绝版。

 

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老股票包括:1922年发行的中华民国制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923年发行的公盛盐厂绍萧盐栈股票和杭州纬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924年发行的道一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和武林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933年发行的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每一张老股票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印证了一段历史。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

 

证券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向大户举债,王侯向平民放债,凭据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又出现了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使证券的种类更加丰富。

 

然而,中国的第一张老股票,还得从洋务运动说起。自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清政府陆续签订了近10个不平等条约。国政荒废,巨额的赔款让国库日益空虚。

 

作为洋务运动的总工程师,李鸿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创富,就要有自己的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李鸿章仿效西方股份制,在1872年正式创办首家“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并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

 

同治十一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87210月,中国第一张股票诞生了(注:目前仅见记载,尚无实物。而迄今收藏有实物中,最早的则是1882年山东烟台缫丝局发行的股份票)。

 

这张中国历史上首次发行的股票该如何买卖?

 

根据史料记载,每股卖白银100两,入股数目不限。入股后发给出资人股票,详载股东姓名籍贯。股票可以转让,办理过户手续。股东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100股推举一名商董,众商董推举总董,董事参与招商局及各分局的领导决策。按股份制模式实行财务管理,全公司的财务状况,每年要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并在《申报》等报纸上向社会公开,向股东们报告。

 

“各帮商人纷纷入股”,轮船招商局经营获利,股票价格上涨,发展势头强劲,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3年多时间,就使外国洋行损失1300多万两,美国旗昌洋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并购。

 

轮船招商局的成功,推动了一批民间股份公司的成立。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都在那个时期成立。当时的官督商办企业都以“局”为名,所以在名称上看不出股份公司的性质。

 

艺术品一般的老股票

 

浙江最早的老股票,是由1905年成立的浙江铁路公司发行的。浙江铁路公司是为了浙江人能自主修建浙江境内的铁路而创办的,在汤寿潜等人的领导下,修筑了沪杭甬铁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卷入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中,经济实力受削弱。战争期间,英、德、法等国扩大军火生产,减少民用工业品的生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生变化,西方列强无力向中国倾销棉纱、棉织品、化学染料等消费品。

 

在一战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间虽也有滞缓和曲折,但从整个时期来看,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被誉为“黄金时期”,在浙江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基本都是民国时期发行的股票,例如,杭州纬成丝织公司、萧山通惠公纱厂、杭州武林造纸厂、杭州电厂等。

 

这些股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浙江民族资本的发展状况。

 

民国股票票面多为横式, 反映的信息量很大,包括企业名称、董事会成员签名、发行股数与号码。部分股票背面还会写有股息、红利的发放办法和股票转让  情况。票面图案兼艺术性与观赏性。

 

馆藏中,有关纬成股份有限公司的票据最为丰富,有股票票据、股票遗失登记证和股东印鉴书等。

 

比如,纬成股份有限公司于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1923年)签发的股票,票面尺寸23厘米×27.5厘米,面值4000元,计200股,号码为纬字第507号,股东为李蕙记,上面有纬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光焘的签名。

 

股票上还附有说明:本公司额定股本300万元,为15万股,每股计银20元。该股票上还贴有中华民国印花税票2张,面值1角。

 

股票可由银两、银圆、法币、中储券、金圆券等币种购买。

 

老股票在当时跟钞票一样,采用钢板雕刻,水印防伪,还有面值。人们凭股票展开交易。不过,银行的钞票用于流通,数量巨大,而股票数量相对很少。当时只有巨富人家才能拥有大面值的股票,相当珍贵。

 

留学归国集资2万办织厂

 

说起纬成股份有限公司,那是一段涉及杭州、浙江乃至中国丝绸业发展兴衰的历史见证。

 

纬成股份有限公司由杭州人朱光焘(1886-1963年)创办。他的父亲在杭州开了聚源昌颜料店,兼营典当、衣庄等生意,家底还算殷实。

 

1905年,19岁的朱光焘在杭州葵巷安定中学(现为杭州第七中学)一幢半中半西的楼里毕了业。

 

当时正值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借光绪皇帝之名正式宣布“新政”。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清政府提出“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的想法,不但废除了已在中国历史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还大力号召学生出国留学。

 

毕业第二年,朱光焘便离开杭州,去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染织科留学。

 

1909年,他毕业回国,获赏游学毕业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没过两年(191111月),又到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染织科担任主任。任教期间,他意识到,杭州丝绸织造技术落后,生产设备陈旧,花色品种单调,萌发了开办丝织工厂振兴杭州丝绸的念头。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看重浙江丝绸,他曾三次考察浙江,宣传三民主义,阐述建国方略。

 

他认为,“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民国建立的前几年,政治不完善,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自治还不发达。

 

“人民知识未尽开通,被政治野心家利用,非但不能建设,甚至民国基础也遭动摇。”孙中山说。

 

民国需再造,修路是头等大事。而修路需要钱。政府财力匮乏,各地就更要搞好自治,发展产业,助国家建设。

 

孙中山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货物山积,并不贫穷。浙江是产丝最富区域,如能联合江苏、安徽设厂,以所产之丝绸供应全国,“则挽回利权,实非浅鲜”。“浙江最有希望”,只要浙江同志齐心协力致力于建设,必能成为全国之楷模。

 

当年,朱光焘认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的思想,邀来杭州官绅富商张芷麟(煤、糖业资本家)、高孟曾(杭州人,绸布资本家)、蒋尊篕(诸暨人,浙江军政府都督),集资2万元,与绍兴人许炳坤一起,在杭州沈塘巷成立纬成丝呢公司(次年改称纬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西装面料丝呢。朱光焘任总经理。

 

他找来在东京高等学校任教的日本技师永濑久七做指导。永濑随后又推荐了自己的同事芝原久三郎担任技工,加藤等担任纹工意匠设计等工作。

 

朱光焘还购买了10台日产提花织机,纬成公司成为江南丝绸工业里,首个向国外引进先进织布机的公司。这在当时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丝绸工业企业了,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艳丽无比的“纬成缎”

 

1913年,朱光焘正式成立纬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万元。公司不再织呢,全部织制绸缎。所织单色、双闪、三闪提花绒织缎,均称“纬成缎”。

 

起初,纬成公司织绸所用的原料,是产自湖州、海宁等地的土丝,由于粗细不均匀,影响绸缎质量。

 

1916年,纬成公司向日本购置100台缫丝机,再次请来日本技师。

 

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纬成公司试制的“纬成缎”五彩缤纷、艳丽无比,颇受市场欢迎,1915年获农商部一等奖,1918年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1917年设缫丝厂后,纬成再次增资40万元,按日本中央蚕业试验场模式,配置锅炉、蒸汽机、煮茧锅、扬返机等全套设备,自行收茧制丝,率先采用沉缫、蒸汽烘茧、机械煮茧等新技术,机械设备和经营管理均属当时一流。

 

纬成生产的“蚕猫”牌厂丝,质量上乘,除满足自用外,还大量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它成为纬成公司的主要业务和利润来源。纬成公司缫丝部也不断扩张。

 

1919年,纬成公司再为购置新式织绸设备增资20万元,所生产的花色品种日新月异、供不应求。织机也从初创时的10台,增至1920年的300台。8年里增长30倍。

 

1923年前,朱光焘共融资7次,资本从2万元增至240万元。发展之速,为中国近代丝织工业所罕见,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股票的神奇力量。

 

绸厂之巨擘

 

1924年,杭州丝绸业到达极盛时期,形成了四大丝织厂(纬成、振新、天章、虎林)齐头并进之势。这些丝织厂有着共同的特征:规模大、设备新、实力雄厚,早已懂得如何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据调查,当时全市丝行49家,收丝3000担,缫丝1200余担,生熟货机户2906家,绸厂54家,资本861000余元,营业总额1353万余元。经纬厂、纹制厂、染炼印花厂等不下600余家。合计从业职工有25400余人。另外,间接依丝绸业为生者共约10万人以上。

 

此时,朱光焘已在上海建立大昌炼染厂、裕通绸厂(即上海分厂)和上海总发行所,并在上海北京路100号设有驻沪账房,利用上海金融中心,为企业发展筹措资金。

 

1925年,公司全部固定资产已超过300万元,基本形成集收茧、缫丝、织绸、绢纺、炼染、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全国最大的丝绸联合企业。“其出品之数,可谓巨矣”。

 

1927年,纬成公司已有职工数千人。诚如当时银钱业代表所言,公司已成为“绸厂之巨擘,亦吾浙最大之厂”。

 

时代变迁 织厂衰败

 

1927年以后,受到国内局势变化和国际上日本丝业的竞争,纬成公司经营困难,负债达220余万元。周转资金捉襟见肘,公司股价一落千丈。

 

纬成公司在上海召开股东紧急会议,除通过向省政府请求借款议案外,决议发行公司债券及续招新股补足资本300万元。但随后与银钱业旧债主权人接洽,发行公司债券被否决。

 

1927510日,纬成公司仍然决议发行公司债券及续招新股补足资本300万元。但因公司财务恶化,发债和招股均不顺利。

 

1928年,朱光焘先停办杭州总公司及嘉兴分厂的织绸部分。1929年春节前夕,遣散工作刚全部完成,世界经济出现危机,国内丝绸业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生丝售价不断下跌。1929年,生丝从每磅6美元降至1.06美元,丝厂纷纷倒闭。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又在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将战火引向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正好是浙江丝绸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地区。当时,浙江丝绸在北方的销路受阻,售价一跌再跌。原来每尺售价八九角的畅销货,此时跌至三角也无人问津。

 

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个时期,浙江丝绸业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

 

1931年,杭州缫丝厂只存纬成、天章、庆城及省立的杭州缫丝厂4家。1932年初,纬成公司终也无法维持,总分公司全部闭歇。经清算估值,公司仍有固定资产360万元,流动资产约90万元。

 

193712月,日军占领杭州,纬成公司在杭全部财产被侵占,此后被强行改组为“华中蚕丝公司”,生产的生丝全被日方掠夺。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华中蚕丝公司改名福华第一丝厂。1954年,经杭州市工业局批准,福华第一丝厂与第二、第三丝厂公私合营,定名为杭州福华丝绸厂。

 

如今,纬成公司依然存在。在过去几十年里,它又经历几次更名,并在200012月改组成为杭州福华丝绸实业有限公司。

 

尽管纬成公司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但见证它浮沉的老股票至今仍安静地躺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收藏室内,连带它的故事一并珍藏了起来。

纬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纬字第507

 

武林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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