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迅雷

“小萝卜头”被杀了，杨虎城也被杀了。

那是1949年9月6日，离10月1日还有二十多天。

“蒋先生处死两个人我非常难过，一个杨虎城，一个陈仪。”张学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访谈时说，“杨虎城对我相当好，我走开，我可以下命令的东西都交给他，连我自己的军队都可以给他，这有点义气。所以，杨虎城的死，我很难过。”记者 徐迅雷

档案索引

工整的笔迹，关切的情怀。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特藏室里，珍藏着一封杨虎城写给张学良部下何柱国将军的信：“据连日由西安来人云，自中央军抵省以后，爱国青年以及救国团体各人员群情惊扰、人人自危，特别东北青年流离异乡、举目无亲，长此以往，难免不走入极端。务希吾兄转陈墨三主任，请其妥加保护，俾免惊扰。是为切祷，余由乃庚兄面陈。”

写信的时间是1937年2月10日，“西安事变”后不久，杨虎城已被罢职，不久他就被迫出国“考察”。

关中刀客，华丽转身

1908年5月31日，杨虎城的父亲因参加反清的哥老会，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年仅15岁的杨虎城，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满怀悲愤，一步步将父亲的遗体推回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蒲城县甘北村。

从此，他心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父亲被绞杀是他没想到的，那时他更不可能想到，40多年后自己会被枪杀于重庆歌乐山。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在黄土高坡，贫瘠的土地上盛产的是西北风。因为贫穷，幼时杨虎城只读过两年私塾，辍学外出打工。

1914年秋季的一天，蒲城东乡独霸一方的豪绅李桢和一个朋友正躺在烟榻上抽大烟，忽然来了一个送信人，几句对话之后，信使上前几步，从怀里掏出一支短枪，“砰”的一声枪响，李桢当场毙命。这个信使就是21岁的杨虎城。自此，踏进绿林的杨虎城，成为关中赫赫有名的“刀客”。

“关中刀客”不仅携带“关山刀”，而且拥有步枪、马匹，劫富济贫。从“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起步，杨虎城率领的地方武装越拉越大。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的队伍参与讨袁。两年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杨虎城的部队跟着转为护法的靖国军。从此，杨虎城完成华丽转身，“关中刀客”成为国民革命军中一员战将。

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杨虎城曾说，自己一生做过三件事：一是带出了一支靖国军的革命队伍；二是1926年为了支援北伐，“西安围城”时坚守了八个月；三是“西安事变”。

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安围城”，也就没有此后的杨虎城，也就可能不会有“西安事变”。

“城里守军二万不足，城外攻方二十万有余，按说是十个娃打一个娃怎么还打不过……账还有另一个算法，城里市民男女老少不下五十万，全都跟‘二虎’的将士扭成一股坚守死守……”这是陈忠实著名小说《白鹿原》里的记述。

进攻一方是老牌军阀刘镇华，守城的两位国民革命军将领：一是杨虎城，二是李虎臣，两人都是刀客出身，由此有了“二虎守长安”。

在生死存亡之际，是国民党元老、陕西三原县人（三原包括白鹿原）于右任，接受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建议，到莫斯科请冯玉祥回国解围。在于右任、冯玉祥的鼎力帮助下，被围八个月的西安终于脱困。

此时，西安城内所有可以吃的动物、树皮甚至中药铺的药材，都被吃光，累计死亡军民达4万多人。后来杨虎城说：“回想民众和军队所受的痛苦以及悲惨的情形，今天我们痛定思痛，依然有无限的伤心。”

“当时北洋军阀长驱西进，想消灭西北上的革命势力，假使西安不守，则西北革命归于消灭，北洋军阀一定拿全副力量，抵抗南方的革命势力。那么，革命成功的路程，恐怕远得多了。”这是杨虎城对守城意义的分析。

西安为纪念守城建了一个革命公园，杨虎城送了一副对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一句“怨满三秦”，可见他深知民意，更见他挥之不去的矛盾心情。

正是“西安围城”的惨境，让杨虎城深感愧对西安父老，于是产生了“弃戈归隐”之心。

解围后，他只带副官一人，悄然离开西安，住到富平县一位友人家中，意欲解甲归田。

就在此时，他年轻的妻子因患肺结核辞世，等到得知消息跌跌撞撞赶回家，亡妻已经入殓，杨虎城当场哭昏了过去。

止戈为武，铸剑为犁

1935年初，杨虎城在西安购地建成了一座私宅，命名为“止园”。“西安事变”时，他多次在“止园”与周恩来会谈。

“止园”二字，由书法家寇遐隶书题写，取“止戈为武”之意。“武”字由“止”“戈”两字合成，不用武力而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才是真正的武功武术，是文武之道的最高境界。

止戈是为了拯民。杨虎城给他的长子取名为“杨拯民”，取意于孙中山的名言：“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

有一次杨虎城抚摸着儿子的头笑着说：“你刚生下来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

然而在那个年代，“止戈”谈何容易。

杨虎城从18岁起参加辛亥革命，此后20年转战南北，从西北远至山东，打过大小战役无数。直到1930年，他当了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日子才安稳一点。

他没想到，蒋介石从1930年开始的“围剿”，从南方打到了西北，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落脚在陕北。蒋介石于是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投放到西北来，他自己兼任西北剿总总司令，让张学良当副司令。

在西北，这个“止戈”又泡汤了。

内战打下去，终究都是内伤，而让侵华日军开心。救亡图存的红军部队，那时也是最希望内部止戈，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之后，直到西安事变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在延安空前地给一系列人士写信，主题都是一个：停止内战，联合抗日。5月25日，致信阎锡山；8月13日，致信杨虎城；8月14日，分别致信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9月18日，致信宋庆龄；9月22日，致信蔡元培；10月5日，致信张学良；12月1日，致信蒋介石；12月5日，致信冯玉祥，等等。这些重要的信件，如今都收入了《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在给杨虎城的信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信中分析形势：“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关键是希望杨虎城能成为“善邻”，“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并要求“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

当时杨虎城执掌的“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有6万多人。

这里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对老蒋来说，最好是来个“一石三鸟”，俱行折损；结果却在一致抗日的大旗下，逐渐地变成为“三位一体”，最终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生死存亡，生命一掷

早在1936年元旦，杨虎城就告诫十七路军官兵，1936年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年，“我们军人应该立刻的觉悟，民族、国家的存亡，即是自己的存亡，我们的血应该为民族国家而流，我们的生命应该为民族国家一掷，要这样也不愧是革命的军人”。

“西安事变”后，放不放蒋介石，什么条件下放蒋介石，张杨二人产生了很大分歧。

在做口述历史时，张学良说：“当时我们因为这个起了冲突。他害怕放了蒋先生。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不想，我负责送蒋先生回南京，我当断头将军。”

少帅还说：“‘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事变了结后，1937年2月7日，杨虎城到西安北侧的三原县，处理十七路军的善后问题。2月10日，在听闻“群情惊扰、人人自危”后，他即给何柱国写信，希望转告墨三主任——新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请其妥加保护”，足见对民众的拳拳关爱之心。

1937年3月29日，杨虎城和部分将士到杭州见了蒋介石，第二天老蒋单独找杨虎城谈话，明确表示要他“到欧美参观一个时期”。

在杭期间，杨虎城携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游览了西湖，特别去看了岳坟。

4月30日，杨虎城被蒋免去军政职务。在南京当局一再催促下，6月29日，杨虎城从上海码头登上了胡佛号轮船，“被出国”了。

杨虎城甫一出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此时已“止戈”的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与抗战。

1937年11月，他经香港回国，去南昌要见蒋介石时，即被扣留，一直被关押了12年，辗转各地。

1947年，妻子谢葆真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谢葆真是杨虎城的继室，婚前就是共产党员。她的领路人是冯玉祥下辖的前线工作团团长、著名的共产党员、1938年在西安被杀害的浙江诸暨人宣侠父。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和一子一女在重庆歌乐山“戴公祠”惨遭杀害。共产党曾几次试图营救杨虎城，但都无果。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只在家门内争吵，而能一致抵御外来的侵略。问题是，争吵可以，争斗甚至战争，变成兄弟相残，事情就糟了。

所以杨虎城的“止戈”意愿是对的。没有战争的人类，才是真正理性与人性的人类。

历史已经证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政治的悲剧。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终于召见已被幽禁20多年的张学良了，地点在台湾桃园大溪的行辕。

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学者唐德刚这样分析：“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

铸剑为犁应有日，止戈为武不是梦。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杨虎城如果今年才是56岁，那么，“死，是不存在的”。

杨虎城（中）和妻子谢葆真（右）、机要秘书米暂沉（左）在1928年春游历杭州时的留影

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