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迅雷
“小萝卜头”被杀了,杨虎城也被杀了。
那是1949年9月6日,离10月1日还有二十多天。
“蒋先生处死两个人我非常难过,一个杨虎城,一个陈仪。”张学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访谈时说,“杨虎城对我相当好,我走开,我可以下命令的东西都交给他,连我自己的军队都可以给他,这有点义气。所以,杨虎城的死,我很难过。”记者 徐迅雷
档案索引
工整的笔迹,关切的情怀。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特藏室里,珍藏着一封杨虎城写给张学良部下何柱国将军的信:“据连日由西安来人云,自中央军抵省以后,爱国青年以及救国团体各人员群情惊扰、人人自危,特别东北青年流离异乡、举目无亲,长此以往,难免不走入极端。务希吾兄转陈墨三主任,请其妥加保护,俾免惊扰。是为切祷,余由乃庚兄面陈。”
写信的时间是1937年2月10日,“西安事变”后不久,杨虎城已被罢职,不久他就被迫出国“考察”。
关中刀客,华丽转身
1908年5月31日,杨虎城的父亲因参加反清的哥老会,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年仅15岁的杨虎城,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满怀悲愤,一步步将父亲的遗体推回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蒲城县甘北村。
从此,他心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父亲被绞杀是他没想到的,那时他更不可能想到,40多年后自己会被枪杀于重庆歌乐山。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在黄土高坡,贫瘠的土地上盛产的是西北风。因为贫穷,幼时杨虎城只读过两年私塾,辍学外出打工。
1914年秋季的一天,蒲城东乡独霸一方的豪绅李桢和一个朋友正躺在烟榻上抽大烟,忽然来了一个送信人,几句对话之后,信使上前几步,从怀里掏出一支短枪,“砰”的一声枪响,李桢当场毙命。这个信使就是21岁的杨虎城。自此,踏进绿林的杨虎城,成为关中赫赫有名的“刀客”。
“关中刀客”不仅携带“关山刀”,而且拥有步枪、马匹,劫富济贫。从“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起步,杨虎城率领的地方武装越拉越大。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的队伍参与讨袁。两年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杨虎城的部队跟着转为护法的靖国军。从此,杨虎城完成华丽转身,“关中刀客”成为国民革命军中一员战将。
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杨虎城曾说,自己一生做过三件事:一是带出了一支靖国军的革命队伍;二是1926年为了支援北伐,“西安围城”时坚守了八个月;三是“西安事变”。
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安围城”,也就没有此后的杨虎城,也就可能不会有“西安事变”。
“城里守军二万不足,城外攻方二十万有余,按说是十个娃打一个娃怎么还打不过……账还有另一个算法,城里市民男女老少不下五十万,全都跟‘二虎’的将士扭成一股坚守死守……”这是陈忠实著名小说《白鹿原》里的记述。
进攻一方是老牌军阀刘镇华,守城的两位国民革命军将领:一是杨虎城,二是李虎臣,两人都是刀客出身,由此有了“二虎守长安”。
在生死存亡之际,是国民党元老、陕西三原县人(三原包括白鹿原)于右任,接受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建议,到莫斯科请冯玉祥回国解围。在于右任、冯玉祥的鼎力帮助下,被围八个月的西安终于脱困。
此时,西安城内所有可以吃的动物、树皮甚至中药铺的药材,都被吃光,累计死亡军民达4万多人。后来杨虎城说:“回想民众和军队所受的痛苦以及悲惨的情形,今天我们痛定思痛,依然有无限的伤心。”
“当时北洋军阀长驱西进,想消灭西北上的革命势力,假使西安不守,则西北革命归于消灭,北洋军阀一定拿全副力量,抵抗南方的革命势力。那么,革命成功的路程,恐怕远得多了。”这是杨虎城对守城意义的分析。
西安为纪念守城建了一个革命公园,杨虎城送了一副对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一句“怨满三秦”,可见他深知民意,更见他挥之不去的矛盾心情。
正是“西安围城”的惨境,让杨虎城深感愧对西安父老,于是产生了“弃戈归隐”之心。
解围后,他只带副官一人,悄然离开西安,住到富平县一位友人家中,意欲解甲归田。
就在此时,他年轻的妻子因患肺结核辞世,等到得知消息跌跌撞撞赶回家,亡妻已经入殓,杨虎城当场哭昏了过去。
止戈为武,铸剑为犁
1935年初,杨虎城在西安购地建成了一座私宅,命名为“止园”。“西安事变”时,他多次在“止园”与周恩来会谈。
“止园”二字,由书法家寇遐隶书题写,取“止戈为武”之意。“武”字由“止”“戈”两字合成,不用武力而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才是真正的武功武术,是文武之道的最高境界。
止戈是为了拯民。杨虎城给他的长子取名为“杨拯民”,取意于孙中山的名言:“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
有一次杨虎城抚摸着儿子的头笑着说:“你刚生下来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
然而在那个年代,“止戈”谈何容易。
杨虎城从18岁起参加辛亥革命,此后20年转战南北,从西北远至山东,打过大小战役无数。直到1930年,他当了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日子才安稳一点。
他没想到,蒋介石从1930年开始的“围剿”,从南方打到了西北,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落脚在陕北。蒋介石于是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投放到西北来,他自己兼任西北剿总总司令,让张学良当副司令。
在西北,这个“止戈”又泡汤了。
内战打下去,终究都是内伤,而让侵华日军开心。救亡图存的红军部队,那时也是最希望内部止戈,共同抗日,一致对外。
从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之后,直到西安事变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在延安空前地给一系列人士写信,主题都是一个:停止内战,联合抗日。5月25日,致信阎锡山;8月13日,致信杨虎城;8月14日,分别致信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9月18日,致信宋庆龄;9月22日,致信蔡元培;10月5日,致信张学良;12月1日,致信蒋介石;12月5日,致信冯玉祥,等等。这些重要的信件,如今都收入了《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在给杨虎城的信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信中分析形势:“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关键是希望杨虎城能成为“善邻”,“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并要求“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
当时杨虎城执掌的“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有6万多人。
这里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对老蒋来说,最好是来个“一石三鸟”,俱行折损;结果却在一致抗日的大旗下,逐渐地变成为“三位一体”,最终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生死存亡,生命一掷
早在1936年元旦,杨虎城就告诫十七路军官兵,1936年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年,“我们军人应该立刻的觉悟,民族、国家的存亡,即是自己的存亡,我们的血应该为民族国家而流,我们的生命应该为民族国家一掷,要这样也不愧是革命的军人”。
“西安事变”后,放不放蒋介石,什么条件下放蒋介石,张杨二人产生了很大分歧。
在做口述历史时,张学良说:“当时我们因为这个起了冲突。他害怕放了蒋先生。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不想,我负责送蒋先生回南京,我当断头将军。”
少帅还说:“‘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事变了结后,1937年2月7日,杨虎城到西安北侧的三原县,处理十七路军的善后问题。2月10日,在听闻“群情惊扰、人人自危”后,他即给何柱国写信,希望转告墨三主任——新任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请其妥加保护”,足见对民众的拳拳关爱之心。
1937年3月29日,杨虎城和部分将士到杭州见了蒋介石,第二天老蒋单独找杨虎城谈话,明确表示要他“到欧美参观一个时期”。
在杭期间,杨虎城携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游览了西湖,特别去看了岳坟。
4月30日,杨虎城被蒋免去军政职务。在南京当局一再催促下,6月29日,杨虎城从上海码头登上了胡佛号轮船,“被出国”了。
杨虎城甫一出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此时已“止戈”的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与抗战。
1937年11月,他经香港回国,去南昌要见蒋介石时,即被扣留,一直被关押了12年,辗转各地。
1947年,妻子谢葆真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谢葆真是杨虎城的继室,婚前就是共产党员。她的领路人是冯玉祥下辖的前线工作团团长、著名的共产党员、1938年在西安被杀害的浙江诸暨人宣侠父。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和一子一女在重庆歌乐山“戴公祠”惨遭杀害。共产党曾几次试图营救杨虎城,但都无果。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只在家门内争吵,而能一致抵御外来的侵略。问题是,争吵可以,争斗甚至战争,变成兄弟相残,事情就糟了。
所以杨虎城的“止戈”意愿是对的。没有战争的人类,才是真正理性与人性的人类。
历史已经证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政治的悲剧。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终于召见已被幽禁20多年的张学良了,地点在台湾桃园大溪的行辕。
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学者唐德刚这样分析:“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
铸剑为犁应有日,止戈为武不是梦。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杨虎城如果今年才是56岁,那么,“死,是不存在的”。
杨虎城(中)和妻子谢葆真(右)、机要秘书米暂沉(左)在1928年春游历杭州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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