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1年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杜利特尔奉命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从距东京八百英里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对日本东京、横滨、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创下了日本本土首次被空袭的历史记录。在执行完轰炸任务后，16架飞机中除1架飞往海参崴外，其余15架分别迫降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机组75人中有5名丧生、8名被俘，其余62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军民救助下安全脱险。

    档案无言，史实不灭。现存的民国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及遂昌县、象山县、江山县等政府档案中均有浙江军民英勇救助杜立特尔轰炸机队人员的记录，内容包括发现、营救美军飞行员，寻找、处置失事飞机遗骸，发现、埋葬死亡美军飞行员遗体，对参加营救人员进行奖励、抚恤，以及美机降落地遭受日军报复行为等。此外，浙江省档案馆还珍藏着7号机组成员泰德·威廉·罗森的著作《东京上空30秒》，该书于1943年出版，详述了著名的“杜立特尔行动”始末，并生动鲜活地描述了中国军民对美军飞行员的英勇救助行为。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通过《东京上空30秒》一书，从罗森中尉驾驶7号机执行轰炸东京任务的经历中，重新认识浙江军民救助美军飞行员的历史细节，并与档案互相印证，以见证中美之间这段永载史册的友谊。本文配图均出自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1942年4月18日傍晚，杜立特尔轰炸机队的7号机在执行完轰炸东京的任务后，于暴风雨中迫降在浙江三门鹤浦附近大沙村附近的海面上，飞机搁在水底的沙床上。5名机组成员分别为飞行员泰德·罗森中尉、副驾驶迪安·达文波特中尉、领航员查尔斯·麦克鲁尔中尉、投弹手罗伯特·克莱福中尉、 机械师兼机枪手戴维·撒切尔中士。他们幸运地离开了沉没的飞机，但是在猛烈的撞击下都受伤了。罗森的腿、手臂和嘴受了重伤，达文波特和克莱福身上有伤口，麦克鲁尔肩膀扭结，只有撒切尔仅头上起了一个肿块。罗森的伤触目惊心：“我的下唇已经撕裂，伤口一直延伸到脸颊，所以皮肉都掀开了。我上面的牙齿陷了进去。我把两根大拇指伸进嘴里，把牙齿往前推。牙齿是推直了，但随即就落在了我的手里。我又试着扳了扳下面的牙齿，结果也掉了下来，还带下不少牙肉。”[1]

    他们都趴在海滩上，痛苦地呻吟着，围着失血严重的克莱福。“在他们动弹不得时，撒切尔发现有两个身材较矮的男人，站在矮崖顶上，身上裹着类似雨衣一样的大衣，在雨里亮闪闪的，头顶戴着扁平的编织宽帽，—声不响地盯着他们。撒切尔掏枪问是否要开枪，被罗森阻止。”[2]后来崖上又下来六个人（据口述材料以上八人是前来察看情况的大沙村村民许尚友、许尚标和孔宪灯等），其中一人指着胸口说了句“China”，机组人员听说是中国人时，终于放下心来；当他们说出在最后一周训练时背熟的一句中国话“Lishua Megwa（音：隶属美国）”时，带着怀疑的村民们有些明白了，用手势询问清楚飞机上无人后，两人架着克莱福、两人扶着罗森，领着机组人员朝矮崖下面走去，将他们送到了—间低矮的茅草屋（据口述材料为大沙村学堂）里休息。罗森等人看见还有两个中国女人在另一间屋子里走动，其中一个女人走到床边，给了他们一条粗布被子。有个老头儿将罗森嘴上撕裂的皮肉归回原处，盖上一张类似宣纸的东西，当血浸透纸张时，就在出血部位撒上一些粉末，在伤口上形成一层壳，使出血的情况大为好转。

    在轰隆的雨声中有两人赶来，其中自称“查理”的人用简单的英语单词与机组人员交流，还严谨细致地查看了他们的纽扣、军衔以及衣物上残存的其他表明身份的标记。查理确定了机组人员是美国人，要到重庆去，目前迫切需要看医生。罗森见到查理，觉得“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坚毅的面孔。他个头并不魁梧，但却让人觉得力量强大。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一副神情坚毅的铁面具”[3]。

 

    19日天一亮，查理就带来几个劳力，花了近3个小时，用四块栅格的方木板做成简易的担架，将担架四角上的绳索归为一束，然后在中间穿上一根竹竿，中午时将四位伤员抬走，六名自卫队员带着枪护行。此时轰炸东京的行动开始传布开来。在穿过一个小村子的时候，大部分村民都站在路的两旁跟着担架走，女人们还呜呜地哭着。

    “傍晚担架队来到一条狭窄的小河旁，有位渔民撑着一条平底船，带上他们慢慢向南行。大约下午五六点时，船靠岸，伤员又被八个新的劳力抬上堤坝，发现前来接洽的是一艘中式的平底帆船。随着一声清晰的警告声，伤员们马上被劳力们放到与海滩平行的泥沟里，游击队员作出噤声的动作。原来是一艘日本的机枪艇从海滩一个岬角处拐了过来，快速向那艘帆船靠过去，日本人大声地盘问起船上的人来。最后日本机枪艇总算慢慢离开了。一直等到它消失，劳力们才重新将伤员抬起，快步穿过海滩，—下子把他们倒进了船舱。”[4]

    20日上午，航行中有段插曲令罗森惶恐。他听到游击队员们语气激动地说了几句，两支步枪在他们头顶上打响。傍晚船靠岸后，伤员又被新的劳力从码头抬到陆地，天快黑时到达了位于一个小村中的救援站（据口述材料是海游三门医院）。“这个救援站除了绷带、些许食物和水之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片安眠药、一片阿司匹林或者任何消毒药品都没有，当然更不会有医生。”[5]中国的护士用热水给他们擦洗身子，换上了干净的衣物。

    21日早上天刚亮的时候，临海恩泽医局的陈慎言医生赶到了。他和十二名劳力带着六顶轿子，走了一夜的路，共二十六英里（据口述材料是三门县长陈诫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在临海，决定让医疗条件较好的恩泽医局前来救护伤员）。机组离开三门时有个送行仪式。“一群中国士兵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出村的小路旁站得笔挺。当轿子经过时，他们都朝机组人员敬礼，而机组人员中间还能抬手的人则向他们回礼。除了士兵之外，还有一群男童子军和一队女童子军。后面则是普通老百姓静静地从卫兵的肩头向外张望着。”[6]在陈慎言医生的带领下，轿子队伍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临海的恩泽医局，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这是由陈慎言的父亲陈省几创办的医院。

    22日一早，一位留着花白长胡子的老者（陈省几）前来看望了机组人员；英国传教士帕克夫妇、菲茨杰拉德夫妇等特意到医院来帮忙照顾伤员。那天，罗森所住病房窗外站满了慕名而来的临海民众。陈慎言不顾劳累，给伤员用紫药水消毒伤口。这时罗森的腿伤更严重了，虽有护士给他做热敷，但到24日早晨，肿胀的部位已经延伸到膝盖，呈现出黑色。

    24日罗森机组得到消息，15号机组人员将赶来恩泽医局，其中有飞行队的外科医生怀特，这个消息令罗森非常期待。15号机组人员于25日傍晚赶到，他们的状态非常好，没有一点伤，在逃生时还带出了两瓶吗啡。15号机组人员除了怀特之外，在恩泽医局待了几天后就离开了，撒切尔跟他们一起走。

    怀特医生开始给机组伤员治疗。克莱福虽满头满脸都打着绷带，但已可以拄拐下地，而罗森却病弱到吃不下饭，需要靠打营养针维持生命。罗森的“左腿伤口从大腿根部一直延伸到膝盖，又深又宽，肌肉和骨骼一览无余”[7]，这严重威胁着他的生命。怀特医生一日两次给他的伤腿放脓水、剪死肉，最后罗森不堪忍受，提出截肢请求。5月3日，在恩泽医局二楼的一间手术室内，怀特和陈慎言为罗森实施了截肢手术。手术后两位医生给罗森使用了足量的吗啡和营养针，使他度过了手术后最艰难的日子。罗森在一星期后开始进食，身体才开始慢慢恢复。后来，陈慎言还送给罗森一副当地木匠做的拐杖；临海当地还有人特意为机组人员做了鞋子。期间，临海县县长和一位中国将军前来慰问，财政部两浙盐务管理局台州局也给他们发来热情洋溢的慰问函，并送上鸡、蛋等表示慰问。

 

    5月中旬，县长和将军又来到医院，带来了日本人已经逼近临海四十英里的消息。5月18日，怀特、罗森、麦克鲁尔、达文波特、克莱福等人在陈慎言的陪同下从临海出发，5月22日到达衢州。路上曾遇到一架日本战机直冲过来，所幸没有发现他们。中国驻军为阻止日军飞机降落，被迫炸毁了机场。等待飞机救援的希望落空了，而日本人则紧随其后，他们在急迫的心情中坐上一辆烧樟脑油的巴士，匆匆离开了浙江。此后，他们经江西南昌、吉安，于5月27日到达湖南衡阳，5月29日乘火车到达广西桂林，6月4日晨从桂林小机场乘机至云南昆明；其时陈慎言医生在机场接到命令，直接前往重庆。罗森对陈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来都没能说声再见，也没能感谢他。他是我见过的最忠实的人。在临海和路上的那几个星期，他为了我们，没有不愿做的事。他不分昼夜地照顾我们，毫无怨言。他没有得到一分钱，也不曾想过要钱。”[8]6月5日，这些历尽艰辛的杜立特尔轰炸机组成员终于乘上了飞往美国方向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