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古称海昌）素称文献之地，自古人文渊薮。近几年来，《海宁珍稀史料文献丛书》编委会相继点校整理了《海昌外志》（方志出版社2009年）、《海宁县志略·宁志备考》（方志出版社2012年）、《海昌胜览·海昌胜迹志》（方志出版社2013年）、《硖川志集成》（方志出版社2014年）等海宁地方志书，足见海宁市对地方文献的重视。而道光时期纂修的《海昌备志》受到的关注较少，亟应予以了解。因此本文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本《海昌备志》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纂修始末作一较为详细的考察和探析，以期对学界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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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余论

    纂修地方志，历来是地方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因而《海昌备志》纂修伊始，便得到了地方文人的极大关注。有人还对未能参与修志而心情不畅，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四月，汪鉽在给管庭芬的信中感慨道：“惜鉽未备钞胥之列，得广见闻，殊为怅怅”[28]。虽然自己未能参与修志，但汪鉽对管庭芬参与修志充满信心，认为管庭芬的《海昌经籍志》“搜采精详，允堪信今传后”[29]。吴昂驹对修志也十分期待。其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给管庭芬的信中便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与急切之情：“志书《人物》一门，得警石夫子秉笔，辑有成稿，殊为可喜。而《经籍志》出自大才编纂，尤足征其渊博，速望授梓以偿快读之愿也”[30]。

    在修志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文人关注于先人或戚属的入传情况。诸如杨文荪、吴昂驹也曾将相关材料寄上，请志馆立传。又如许一斋、宋梿等人，亲自携带家传稿到管庭芬家商谈，嘱采择入志。面对这样的情况，管庭芬也略有感触，颇有些无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九月十三日夜，管庭芬作《志局有感》云：“打阶黄叶作秋声，起草挑灯夜气清。直笔终难传信史，微词不免笑鮿生。细删杂事归丛载，静校遗文待辑成。何必纷纷谈祖德，是非毕竟重乡评。”[31] 

    关于《海昌备志》的评价，地方文人多以《艺文志》为中心。《艺文志》的校订者之一蒋光煦评价道：“深庐夫子采入备志，亦若《至元嘉禾志》碑碣一门，居全书之半，他郡县修志乘者必取法焉”[32]。汪鉽在给管庭芬的信中称赞道：“阁下史才卓荦，小试一隅，采博识精，从此邑志中增一善本，当与姚《武功县志》、聂《钱塘县志》并传。”[33]钱泰吉之兄钱仪吉在《海昌备志》序中对《艺文志》评价甚高，认为“（《海昌备志》）称善不置，此皆仰赖足下之力，从可知此志必传也”[34]。

    总的来说，《海昌备志》的成功纂修，离不开钱泰吉和馆内诸君子严谨有序的努力，也离不开亲友圈的支持和帮助，这也展现了清代地方文人对地方志纂修的规范与态度。而修志过程中流露出的“既注重文献资料，也强调实地考察与采访”的修志思想，不仅有助于挖掘和保存地方历史文化，对当代修志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